一年一度的春节快到了，很多人都盼着快快乐乐地享受漫长假期，与亲人团聚带来的恬静闲适。早年看过一个台湾公益广告，说的是邻居家家都在放鞭炮，父母倚闾望切，却常常落空，旁白便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样的广告配以温馨的画面，肯定会非常感人，因为诉诸情感比讲道理是更为有效的直抵人心的方式。但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如今中国家庭的现实问题的话，很多家庭在表面的温馨之下，却暗涌着不少分歧的波浪。这就像八十六岁的诗人贺知章告老还乡，还能自幸“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可我们春节回去恐怕就只有“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了。
我们当然知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感是真实的，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经”却也是残酷的现实。怎么个难念法呢？现在的春节已成一些在外面工作与生活的年轻人，很纠结甚至不愿回去的一个时段了。成年尤其是见过世面后回家的“春节”，与你蒙童初开时的“春节”，其意义是迥然不同的，因为你无论如何再也回不到童年对春节无忧无虑、单纯渴盼的快乐了。但不回去吧，又觉得年迈的父母盼了一年，不回去团聚一下，实在内疚。不过，回去呢，不仅有春运来回的折腾，更有乡下无度的攀比，四处赶礼的陋习。最让人不耐烦的是，父母对婚姻的催逼，而造成的亲人关系的内在紧张。对婚姻的催逼在城乡都有，即便城市比乡下要少，但催逼的案例也不少见。为什么这种在西方很少出现的情形，还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呢？因素很多，可分析起来，不外乎可以从制度、文化、心理诸方面来展示，便能看出点门道。
在二十世纪以前，人的生存特别是日常饮食仰赖于农业处甚多，所以聚族而居，人的交流半径狭窄，成就了人们对血缘、地缘的看重。不管家庭结构有何等差异，也就是说不管是大家庭、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还是重组家庭、单亲家庭等，家庭养老形式差异不大，其核心精神都是充斥着孝道。以孝道为精神主体的家庭养老模式，存在了上千年，而没有另外的选择，二十世纪以来才开始有社会养老这样的概念，所以大家都还把家庭式养老，也就是养老的代际传承，当作无可替代的理所当然。公平地说，从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来看，孝道为人口繁衍、家庭以及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很多时候使生育不但是夫妻俩的自主行为，也成了传宗接代及养老送终的社会压力。
不过问题在于，目前早已不是农业社会，而是工商业乃至信息社会，但我们的养老模式，却完全跟不上这样的变迁节奏。也就是说，养老模式应该逐步从家庭养老模式，逐步转化到社会化养老模式。再不济也应二者兼用，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代际养老为辅。但由于政府收了纳税人的税又不想为纳税人分担养老“负担”，不想在这方面真正有所作为，故在法律上还规定“赡养父母是子女的责任”。同时由于孝道的养老模式非常久远，简便易行，文化及心理沉淀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近乎形成了“集体无意识”，故大多数人对孝道的赞同，到了不经理性思考、容不得说不的地步。孝道作为“家国同构”的社会稳定模式，使政府与无识的民众在“孝道”的认可度上近乎根深蒂固，基本上忽视了社会养老体系的良好建立，是政府职责的一部分，同时也忽略了养老的代际传承，在全球化时代必然遭遇的巨大困境。
人自然是独立的个体，但又是群居动物，还需要在与他人的互动之中建立自己的情感依存网络与物质互助救济方式。你需要别人，别人也需要你，这当然是从“万事互相效力”的角度来看的。不过，你需要某些人到何种程度，却是因交际的多寡与团体的疏密度而决定的。由于中国人尚处在从身份（熟人）到契约（陌生人）的过渡社会，故血缘（家人近亲）、地缘（老乡同学等）等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构成内团体的方式。换言之，我们对契约越重视不够，我们就越看重身份，越重视血缘与地缘。但过于重视血缘，有浓厚的祖宗崇拜色彩，就为情感勒索，做了现实生活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铺垫。
孝道及代际传承养老模式的纯粹家庭化，其实对中国家庭的伤害是有目共睹的，可中国人好面子，“家丑不可外扬”的社会文化习俗，却使我们常常不愿面对现实。我们在面对各种矛盾冲突包括家庭分歧与冲突时，总是喜欢和稀泥，要不就是拿强权来弹压，求得一时的解决，而不愿意在制度建设上来公平公正地解决这些矛盾。但全球化与权利意识的高涨，却使得人们开始意识到养老并不是个体也不是家庭就能完全解决的，作为被纳税人所养的政府，有义务帮助解决养老问题。社会养老不能尽快良善地建立起来，那么家庭养老就会越来越遭遇很大的现实困境。这和农业社会里中国家庭都是家庭代际养老，且不知道他国民众是如何养老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区别。知晓社会养老模式比单一的家庭代际养老更为先进，于家庭及社会有更多的良性助益，稍有头脑的人都不能对这种“相对剥夺感”视而不见。
正是由于还不认真地把养老的社会化提上议事日程，促成其公平公正且制度化，使得家庭养老这种模式，对比他国比较完善的社会养老模式，让人看到更多对个体的绑架作用，对亲情关系有越来越大的伤害。换言之，以前人们对家庭养老感受到的伤害还不像当下这么强烈，在如今就会加剧地难以忍受，这是社会变迁对家庭所造成影响的必然结果，可研究养老代际传承问题的人却很少看到这样的现实。大家庭的不分家被赞美，既是古时抵御风险之必需，也是节约支出成本的方式，但由此造成的产权不明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界线（包括心理界线）不清。这样的界线不清在以往早有伤害，只不过在今天，界线不清给家人彼此之间的伤害，逐渐被更多的人知晓罢了。
众所周知，产权要明晰，不然会产生很大的纠纷，此种观点于今越来越成为可以接受的常识。但就像人诞生就有皮肤，让你自己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与事，都有了天然的界线一样，界线是人与人得以存在的物理与心理基础。理论上讲，每家都有自己的房子，这种物理界线，不可随便逾越践踏。同理，心理界线也不能随便践踏，但很遗憾的是，中国人与人特别是亲人之间，随便踩踏他人的心理界线，成为大家习焉不察的行为。比如有的家长说，我要与孩子做“亲密无间”的朋友，这看上去很泿漫，听上去令人激动，其实家长与子女之间的伤害之深，只有自己知道。如果你真要与他人无间，那就说明你们没有界线，其有不少伤害不言而喻。有界线当然就不是什么“无间”，准确地说，父母与孩子关系的最佳状态是亲密而有界。你如果意识得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能互相代替，那么像逼自己孩子结婚这种愚蠢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了。
自然，有些人意识得到孩子结婚是他（她）自己的事，但作为父母他经受不住社会压力——社会压力自是制度习俗、文化心理诸方面集体影响的结果，也说明社会上很多人根本没有明确的理性界线，即觉得结婚与否是别人的事儿，根本不属于你应该管与打听的范畴——也经不住别人老是问自己的孩子为何还没有结婚这一困扰，于是父母就把这样的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来逼迫孩子尽快结婚。由于我们的文化中，没有基督教文化中的“主的恩典是白白的”一说，自然就很难理解为何做父母的应该无条件地爱孩子。必须明白的是，无条件并非无规矩。但作为父母尊重孩子的选择，并且帮助孩子分担些社会压力，而不是成为社会压力的一部分，这是父母们应该逐渐学会的基本常识。令人遗憾的是，能这样做的父母，几乎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得面对现实，历史悠久的孝道，除了增进家庭团结的那一面外，无论从物质还是从心理上讲，都不可避免地蚀化良好的亲情，存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勒索。在今天这个时代，显得特别扎眼。有的人强调孝道，也许不是物质需求，不需要“养儿防老”，而是著名心理医师苏珊·福沃德所说的情感勒索。逼婚成功了，再接着逼其生子，除了传宗接代的想法外，有些父母也是晚年无所寄托，把照看孙子孙女，当成一种可以控制自己孩子的一种“娱乐”。我不排除在中国大多数人养孩子，真是需要父母的帮助与照管，但有的父母真是控制孩子成性。家庭养孩子模式呈现一种互相勒索模式，年轻人啃老（不只是物质上仰赖父母，还有让父母替自己带孩子），而老年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孩子，两代人在教育孩子上存在不少的冲突，一代代如此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孩子跟自己的父母亲密度不够，却与自己父母有着连绵不绝的控制与反控制，以及互相勒索。
云南边疆村寨，早婚的少年夫妻在母亲帮助下照顾孩子，图片来自纪实图片故事栏目《活着》
美国心理医师约翰·布雷萧写过一本书《家庭会伤人》，后来中国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出过一本近乎同名的《为何家会伤人》，都谈到家庭对人的伤害。但他们几乎没有探讨家庭这种人类最小且基本的内团体，天生所存在的需求与排斥的内在矛盾，其张力让人既享受又让人受伤。我认为人作为群居动物，基本不能索居而存，但又必须独立，就决定了人身上具备虐待与受虐的双重特质。正如有人说人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要想把这样的“连体婴儿”给分开，其必死的命运也就先天决定了。家人之间，一方面有虐待的一面，又有受虐的一面，是不是家庭这种形式，必然产生的结果呢？也许这样的问题只有进入信仰才有解决的可能。
1月20日《重庆晨报》报道了一则《妻子年薪25万工资交母亲 年薪5万丈夫欲离婚》的新闻，颇令人感慨。我们以前都听说过与自己女儿杨元元近乎形影不离的母亲望春玲，不准三十岁的杨元元谈恋爱，最终使自己在上海海事大学读研究生的女儿自杀的悲剧。你以为这是你看到的最为典型的情感勒索之悲剧，其实有的人除了控制女儿外，还要控制女儿女婿乃至孙子，其典型程度恐怕不亚于望春玲，只不过是如今还没出现命案而已。这个母亲挖空心思地控制女儿，让女儿完全依赖她，且深度介入其家庭生活，但她对此毫无自省，一点都不觉得惭愧，还振振有词。这样的家庭，若是不改进，将来出现杨元元悲剧的概率会非常高。
当然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过渡时代，要完全解决情感与物质勒索问题，有一个博弈过程（其实港台译为赛局理论有相当的道理）。换言之，当我们批评父母对孩子进行情感勒索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考虑他们是由此前的文化积淀而来，在观念与行动上，有一个延展乃至很难更易的过程，对他们要抱有同情之理解。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由于家庭代际养老与对孝道的变态强调，中国家庭不少时候不是双赢乃至多赢，而是零和博弈乃至负和博弈，呈现出一种令人痛心的互坑状态。
2016年1月21日至24日写定，25日改于成都
文/冉云飞 来源：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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