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湖南湘潭产妇因“羊水栓塞”意外死亡，在医院与家属均无明显过错的情况下，竟然酿成一起沸沸扬扬的公共事件。这起事件中，既不存在医院“草菅人命”的现象，也没有家属颟顸延误不配合医疗的情况。医院竭尽所能，家属也相当配合，仅仅因为出现了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且现代医学尚没搞清楚的意外情况而导致产妇死亡。按说应当是医院安慰，家属节哀，保险公司赔偿的例常处置。殊不料却演变成医院遮遮掩掩，家属聚众围堵，一时间媒体和舆论众说纷纭的“大事件”。
这件事令我想起24年前所经历的另一起意外死亡事件。1990年，我当时就读重庆大学，我们一帮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了一次自发的徒步旅行活动，计划暑假时沿当年红军长征的路途，从云南皎平渡徒步到川西松潘县。为了旅途的方便，我们说服了学校方提供支持。学校授予冠名“重庆大学长征路考察团”的旗帜和加盖公章的空白介绍信，确实一路上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部分的食宿问题。
出发20多天后，徒步至四川省石棉县，我们当中的一名伙伴因意外在大渡河游泳溺死。考察团一众队员全是学生，没有带队老师，出现这么大的事故，一方面积极搜救，另一方面立即报告学校。第二天，学校派老师陪同亡者母亲和妹妹一起赶赴石棉处理后事。
因为这起意外死亡事故，我们这个考察团就地解散，配合老师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然后各自回家。
开学返校后，考察团的每一位成员，包括组织者都没有受到校方的任何“处理”，整个事件在石棉县当时处理完毕就关闭了。家属没有因为这起意外事件向学校提出过分的诉求；学校也没有将事件推诿到我们身上，该揽什么责就揽什么责。
这两起间隔24年的意外死亡事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演变路径。其间的差异实际上就两个字：信任。24年前，学校信任我们的陈述，家属也信任学校的解释，一起谁也不希望发生的意外事件平静地处理完成。24年后，医院不信任家属，担心家属“医闹”而遮遮掩掩；家属也不信任医院，认为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责任事故。一起普通的意外死亡事件楞生生地给摆弄成热点新闻事件。
（资料图片：8月10日，湘潭产妇因羊水栓塞而意外死亡，在医患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却迅速演变成家属围堵医院的“大事件”。）
其实，不仅是这起产妇意外死亡的“意外”新闻源自社会人群之间信任的缺乏；平常我们司空见惯的社会怪象，归根到底也源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丧失。像搀扶倒地老人，这样的举手之劳也演变成如履薄冰的高风险赌博，甚至北大法学院也公开声明为搀扶倒地老人的学生提供法律支持来对抗风险。
诗人北岛在38年前曾经在诗中喊过“我不相信”，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都身体力行着“我不相信”。我们不相信食品是安全的；我们不相信教育是公平的；我们不相信媒体是诚实的；我们不相信医生是尽职的；我们不相信官员是廉洁的；我们不相信水是清洁的；我们不相信空气是干净的……
尽管现时代相比于24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24年来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环境不断恶化，人际间信任逐渐缺失，等等还在上演。现在的大学生且别说以学校名义自行组织徒步旅行，就算是正常的外出教学见习，每个学生都要签署律师精心拟定的安全承诺书，带队教师更是要时时点名，以防学生有任何意外。一些中学为了避免学生出现意外的运动损伤，干脆取消了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20年前，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谈到，一个社会信任程度的高低成为影响经济繁荣和社会道德的重要文化因素。以企业的运营为例，“如果一个企业里的员工都遵循共通的伦理规范，彼此信任，那么企业的经营成本就会低很多”。同样的道理，一个对他人信任程度高的社会，必然在运行中有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
（资料图片：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谈到，一个社会信任程度的高低成为影响经济繁荣和社会道德的重要文化因素。）
那么，当前社会信任程度畸低的情形下，“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方面必然受到严重的损害。湘潭产妇意外死亡事件如果发生在医患之间有着充分信任的前提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酝酿成一个“大事件”。同样地，如果我和小伙伴们在24年前所遭遇和经历的意外死亡事件，搁在当下信任普遍缺乏的社会情境下，学校决无可能给我们自发的活动给予官方的冠名和支持；事故发生后学校不信任我们的陈述，遇难学生的家长也不相信学校的陈述。整个事件完全有可能演变成学校的公关危机，我和小伙伴们的噩梦。
其实，对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和意外死亡的产妇家属来说，无论媒体和舆论最终会倾向哪个结论，对双方而言，这几天都无异于经历一场噩梦。甚至，媒体从一开始的报道倾向医院“草菅人命”，到后续的报道指责家属拖延贻误手术时机；再后来报道被干预后有意识“正确的舆论导向”，整个过程中读者对过山车一样的“真相”满头雾水。
一个信任程度低的社会，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同时也是一个安全感低的社会。老人街头摔倒，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他知道一定会有路人驻足来帮扶；而在一个信任度低的社会，老人上街便没有了安全感，他知道不小心摔倒后，恐怕没有路人“敢”无畏地来帮扶自己。由己及人，没有对他人起码的信任作为基础的社会中，每个人都高度戒备着别人，算计着别人，这样的社会文化从根本上就是一个“互害”的社会。人们不相信医生，不相信警察，不相信教师，不相信媒体，甚至不相信熟人。
一个信任度低的社会，从社会角度而言，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创造力低的社会。年轻人有了创意的“点子”却缺乏资本的情况下，在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里他能靠自己的创意来融资而不担心创意被剽窃；而在一个信任度低的社会里，他令可让创意的“点子”胎死腹中也不愿告诉别人，因为一旦让有资本的人知道了，创意就轻易被资本家剽窃而与自己无关了。
不仅如此，社会的创造力低下还表现在，人们把原本可以用于创造思维和创造活动的认知资源大量耗费在建立信任的甄别过程和程序上。信任度高的诚信社会里，交易双方相信达成的契约是有效的，因此，把更多的认知资源用在如何履行契约上；而在信任度低的“互害”社会里，签订契约并没有万事大吉，还必须耗费大量的资源用于甄别对方的资质和履约能力，以及确保对违约有足够的制衡和约束。
很难设想一个个人缺乏安全感，整体创新不足的社会能够发展出长治久安的持续繁荣来。特别是高度精细分工的社会结构下，没有任何个人能够独立地生产出维持现代生活的所有资源，“交易”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对普通人而言，每一次的消费就是一次“交易”过程。
当一个中国人必需花费大量认知资源来学会甄别买的蔬菜是否残留农药，买的食用油是否是地沟油勾兑。当一个中国人把辛苦积攒的财富存入银行担心缩水；购买房产又忧心房价崩盘……
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不啻是一个噩梦。在我看来，哪怕习惯了，它也是一个噩梦。
作者：唐映红，高校心理学教师，自由撰稿人，从事心理学科普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