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英国维珍集团创始人布兰森的邀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微信号：cec2006)一行正在他的私人岛屿内克岛进行参访。8月3日，俱乐部执行理事长马蔚华就“用商业的方式推动慈善公益”与在座企业家展开了分享。马蔚华坦承，在中国做基金工作，是非常艰难的，比当初他创建招行还要难很多倍。
中国在过去35年，经济增长平均接近10%的速度，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在世界上，连续30年超过10%的国家只有三个。但是中国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两个负面情况：一是我们的环境，资源贫乏，环境不堪重负，北京的雾霾就是典型的反映；另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6000美元以上，属于中等收入。
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连续十年超过国际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国家之一。环境被破坏，社会矛盾增加，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可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
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除了政府的力量还不够。政府可以制定改善环境的许多政策，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解决一部分贫富不均的问题，但是不够。西方的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多重要的措施是社会的公益事业，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是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时候了。
第一，中国有一句话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你穷的时候只能自己好，你发达的时候才能帮助别人。因为一个人自己不能站起来的时候也不能帮助别人站起来。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达到全球第二经济体，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有能力开始做公益慈善事业了。作为先富起来的人们，他们也应该有能力帮助别人了。
第二，社会上有三种解决贫富的方法，就是分配的制度。第一次分配是企业自己创造价值；第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来调节贫富不均；我们把慈善公益叫做第三次国民收入分配。而这种分配应该是有钱人发自内心的，是社会倡导的一种分配模式。
第三，我们的社会过去叫他组织，政府包揽一切。随着社会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许多自组织、社会组织，不是政府可以指挥的组织，成长起来了。其中有很多是慈善公益组织。但是我们比起美国还有差距，美国有12万个基金会，中国只有三千多个，但是现在正在成长的过程中。
第四，慈善公益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过去是靠宗教的力量，西方过去也是靠宗教的力量，现在变成企业的一种内心的内在的价值观，我认为这会超越宗教的力量。
差距：中国对公益的重视还不够
我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有四个因素来制约：锐意创新的政府，不断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们，能够批评的媒体，还有就是具有博爱之心的社会公益组织。这四个是一个良性社会的结构，中国距离这样一个结构还有一段差距。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中国也到了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的阶段，但是中国还有很多差距。
首先是制度。美国之所以公益事业非常发达，很重要在于美国有非常完整的税收政策。美国的遗产税是50%，美国的慈善是免税的，NGO非盈利组织是低税的。在中国有慈善的减税政策，但是目前需要政府很多部门一个一个的批准，每年批准也就是一百多家。这是一个人为的障碍，它制约了很多慈善公益的发展。不久前苹果公司要捐给壹基金两千万，但前提是必须有税收的政策，我们就赶紧找政府赶紧批。我们很期待中国政府有一个公平的覆盖面比较全的税收政策。
再比如，中国政府的主管单位民政部，规定所有的公益组织的费用，不能超过捐款的10%，而且70%要在当年花掉，好像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种规定。但是在这种制度没有改变之前，我们还很难突破。所以作为慈善公益组织的员工的福利待遇和激励机制，可能有些困难。现在更多是凭着大家的热心和自觉性，但是这个问题将来会解决。
其次，在社会上，大家对公益慈善还有很多很多误解。我去年卸任招行行长，壹基金的第一任理事长就打电话给我，让我来当壹基金的主席。我当时几乎没加思索地答应了，因为我原来也是它的理事和预算委员会主席。他怕我中间变卦，还写在理事会的记录上。
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国做基金工作，是非常艰难的，比当初我创建招行还要难很多倍。因为干银行，在中国是稀有的，尽管很多困难，但是别人是找你的。但是做公益事业，要筹款，每天都要去找别人。而且做银行干好了大家都有奖金，做公益事业不仅没有奖金，然后还要自己的钱要放到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当行长的时候，每年中国开两会，我们叫两会，英国叫议会。很多媒体都采访我，问我创新的事。因为我身份转变了，我希望他采访公益的事情。我做了一个很充分的准备，而且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但是没有一个媒体去采访我关于公益的事。当时我很失望，我觉得这就是说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后来我找了十家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我说你们必须报道慈善公益，这就说明我们还需要开拓。
同时，中国公益事业发展还很不健全。在中国做慈善事业，现在是个好的势头，但是各有各的做法。很多企业自己要做公益基金，这也是需要的。但很多跨国公司需要在中国找专业的公益基金，中国专业的基金还非常缺少。中国现在连一个完善的公益慈善的统计体系都没有，更不用说界定财产的制度。
此外，中国还缺少公益慈善的人才，在美国有292所大学有公益慈善的专业，而在中国只有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研究院。所以我们一直在和美国的一些朋友，和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一起策划，在中国成立一个慈善公益大学。不久前，比尔-盖茨到中国去，我们跟他交流，他也很感兴趣，我们需要慈善公益的人才。
模式：用商业来管理和经营慈善机构
做公益很重要的就是如何管理慈善公益组织。中国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中国在前几年因为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对很多慈善基金提出质疑。这里有慈善基金本身不规范的问题，也有这个社会缺少制度的问题，比如说信息披露的制度，不透明大家肯定有怀疑。
还有一个如何经营这些慈善机构的问题，我看了美国西方很多的慈善公益的做法。最近这几年一个最流行的做法，就是用商业模式来管理慈善机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西方很多基金会都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有董事会。
所以我们也在把壹基金变成这样一个机构，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也就等同于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负责制。我们要有一个战略，因为壹基金的理念是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不完全指望有钱者、富人。过去中国的慈善似乎都是富人的事，都是社会上层的事，社会精英的事，而不是社会公众的事。但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必须把慈善变成一个社会的、平民的、整个社会都认可的事，所以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最初发招行信用卡的时候，就和李连杰当时创造的壹基金发了一个联名卡，刷一次卡就提示他，你可以捐一块钱给公益事业，得到很多响应。后来又和阿里巴巴[微博]支付宝[微博]合作，用户完成一笔交易，也可以提示捐一块钱，甚至一毛钱都行。再比如可口可乐，顾客买一瓶可乐，可以自愿捐一毛钱。但这些钱都是公众捐的钱，它必须透明，必须让公众知道如何使用，所以我们必须像管理上市公司一样管理这些钱。这就需要客户经理制，就像我在招行一样，我们要了解投资人的希望，要给他们服务。
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很多NGO来管理这些投资。因为这些钱都是社会捐的，不能出风险，就需要像银行控制风险一样管理。我们要让社会信服，要有内审制度、外审制度，聘请国际会计师来向社会披露。
总而言之，管理公益机构就像管理上市银行一样，而且还要有绩效考核体制。但绩效考核体制不能像商业机构那样干好了多发奖金，因为公益事业没有多少钱，工资很低，在中国可能更低。
但是中国有一批越来越愿意献身公益事业的人才，比如壹基金的职工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来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还有中国许多名校的学生，还有来自很多国际组织的人。他们每天都在第一线，因为壹基金最重要的是灾后重建。在四川灾区，一个小女孩刚从伦敦政治学院出来，拿了三四千块人民币的工资，一待就是半年、一年，毫无怨言，这是非常宝贵的。
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口述｜马蔚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组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