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些姗姗迟来，不过在这个人心燥热的夏季，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到底还是端出来了，改革的力度看起来还不算小：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隔，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意味着，施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城乡二元户籍制，终于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今后居民的户籍将不再区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
将居民户籍划分为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倒不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早在一千年前的宋王朝，就出现了独立的城市户口，称为“坊郭户”，与“乡村户”并立。凡居住在城市的官员、士绅、商人、小商贩、城市手工业者、雇佣工、一般居民，都登记为“坊郭户”户籍。
宋代“坊郭户”的出现，乃是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城市人口率最高的一个时代，彼时的“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学者的研究显示，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仅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随着城市化的扩展，一个庞大的市民群体正在形成当中，如此，将“坊郭户”独立登记在簿才成为可能。
这种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坊郭户”与“乡村户”并立，跟后世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并不一样。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是两个封闭的系统，两者之间不允许自由流动，从一个系统进入另一个系统，需要通过严格的审批。这便是所谓“二元分割”的特点。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确立城乡二元户籍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限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宋代的“坊郭户”与“乡村户”并非彼此孤立的封闭系统，恰恰相反，它们接纳社会的流动性，并不禁止国民的自由迁徙。
宋代是社会流动性非常明显的时代，去年我曾在腾讯·大家撰文介绍过宋王朝的流动性（见《流动的宋朝》一文）。宋朝人自己也观察到，他们身处的时代，跟往昔很不一样，往昔几乎没有人口流动，如今（宋代）人口流动已成社会常态。
宋神宗时，程颐说：“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给而民无所苦。今京师浮民数逾百万，游手游食，不可赀度，其穷蹙辛苦，孤贫疾病，变诈巧伪以自求生。”程颐的同僚曾布也告诉宋神宗：“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对于人口大量地、频繁地流动的趋势，程颐似乎有些悲观，曾布则表现得比较乐观，但他们的事实判断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宋代之前是一个静态社会，人们基本上都呆在家乡老老实实种田；他们所处的宋朝却是一个动态社会，很多人都成了游食于城市的浮客。
面对社会流动性大增的时代变迁，宋王朝的户籍制度也出现了历史性的改变：从“强化人身控制”向“允许自由流动”转化。
宋代之前，比如盛唐之时，政府是不允许人口自由迁徙的，“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民，贯不可改”。人们平日要出个远门，需要向户籍所在地的官方申请一份通行证，称为“过所”。经过关卡、城门或者向旅店投宿时，都要检查“过所”，没有“过所”而擅自出行者，抓起来治罪。我看过不少武侠小说以盛唐为时代背景，其实大侠们要是在盛唐时闯荡江湖、行侠天下，那是相当麻烦的，首先你得申请到通行证，否则寸步难行。
宋代之后，比如明代初期，朱元璋也建立了一个限制流动性的静态社会：全国人民按不同职业登记成不同的户籍，如民户、匠户、灶户、军户，这些职业户一经划定，不得更改，世代相承。民户被要求呆在户籍所在地，种田纳粮，不得游食四方。整个社会仿佛是凝固的。商民出趟远门，也必须申请通行证，叫做“路引”，性质跟唐代的“过所”差不多。洪武年间，有一居民因“祖母病笃，远出求医”，情急之下，没有申办“路引”就出门了，结果被常州府吕城巡检司盘查，发现没带“路引”，“送法司论罪”。直到明代中晚期，随着朱元璋体制的松懈，户籍制度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下来，社会才恢复了两宋时期兴起的流动性。
只有宋朝，自始至终都没有强硬限制社会的流动性。宋朝人出行，不再需要通行证。城市是开放的，人们来去自由。我们展开北宋汴京风情长卷《清明上河图》，便可以看到，汴京的城门敞开，并无一个士兵把守、盘查出入的行人。大量的农村人口可以自由地涌入城市谋生，如那些游方艺人，“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伎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赀”。未听说他们需要申办通行证，更未见他们被城市驱逐出来。程颐说在汴京游食的浮民“数逾百万”，这个数字显然有些夸张，但说“数十万人”则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那些流寓他乡的游民，宋政府还是比较尊重他们的选择权，要求各州县“毋得强逐”，允许不愿归乡之人居留。流动人口只要在流寓之地定居下来，有正当的职业，那么到了编造户籍的时候（宋代户籍为每三年登记一次），便可入籍当地。比如南宋绍兴年间，大批来自西北的游民寓居南方，朝廷便要求诸路州县政府，到了“造簿”之年，给予西北流寓之人入籍。
当时临安府也有大量外来人口，“数倍土著”，其中不乏“富室大贾”。绍兴二十年，为临安府每三年一轮的编造户籍之年，这批外来人口也得以跟土著居民一样，“推排等第，各已注籍”。所谓“注籍”，即编入临安“坊郭户”户籍；所谓“推排等第”，是指宋代户籍制度的一个惯例：“坊郭户”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划为十等，作为确定征税税率的依据，富者多征，贫者少征或不征。
绍兴二十一年，朝廷下了一道诏令，要求临安府根据居民户等，给下等户蠲免“和买役钱”（向城市居民征收的一项税收）。临安府一核算，觉得如果完全蠲免“和买役钱”，财政压力很大，所以提出只减免刚取得临安户籍的新移民的税负。结果，临安府的土著居民闹了意见，说这不公平，凭什么啊？最后，朝廷采纳一位官员的建议，“并与蠲免”临安府土著与新移民的“和买役钱”。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称：“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宋代的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这也是近代化的表现之一。从户籍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一项符合近代化方向的户籍制度，必须能够适应与激发社会的流动性。——这里的流动性，不单指横向、空间意义上的流动，即迁徙自由；也包括纵向、阶层意义上的流动，即社会结构不可固化。当户籍制度与社会流动性形成良好互动，社会才显出活力，商业才得以繁荣。
作者：吴钩，历史研究者，推崇传统文化。主要关注宋、明、清社会自治史与儒家学说。著有《隐权力》、《隐权力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