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龑，回族，银川人。历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国社会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现任中联口述历史整理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编辑学会跨文化传播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书刊发行协会社科人文专业委员会主任等。
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学术著作、工具书代表作《二十六史大辞典》获首届五个一工程奖；任《资治通鉴大辞典》副总主编、《毛泽东选集词语典故辞典》主编、《白话战国策》主编；《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中独立撰著内容达50%以上；专著《马鸿宾传》；译著《支那省别全志中的宁夏史料辑译》。和龑的《出版社与民营书业合作的几点思考》2008年获第一届中华出版物政府奖。
“作为一名出版人，社会责任首先就是要让产品具有文化传承、教化社会的作用，要永远做一个先进文化的摆渡者。”9月21日，北京出版集团大厦一间办公室里，文津尚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和龑，向记者回顾了他和出版结缘的人生际遇。办公室外的走廊书橱里，摆放着一摞摞经他编辑出版的精品图书和获奖荣誉证书。这位在北京多家出版社工作过的宁夏汉子，从事图书出版事业已达25年。
“龑”字意为“飞龙在天”，家人为其取名和龑，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1978年，和龑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在读本科和研究生的7年时光里，和龑最快乐的事是大量读书，热播的电视剧没有看过一集。
1985年，和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两年后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当编辑，从一名普通编辑一步步做到副社长、副总编辑，并先后担任三家出版社领导，主管过编辑、发行、经营等工作。2005年，他任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在25年的出版生涯中，除了财务和办公室工作没有干过，出版社所有部门的工作他都干过。
一本没有经过编辑的书就像一筐刚摘下来的菜，只有经过编辑的精心“烹饪”，才有可能成为佳肴。和龑认为出版人只要对工作有激情和热情，就能够执著地为出版事业作贡献。和龑刚到中央编译出版社时，张维军从事的是辅助性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和龑与张维军聊天时，得知张维军每月的工资有一半都用来买书，他觉得爱读书的人错不了，遂果断提拔他负责图文工作。在张维军的带领下，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图文板块在出版界，尤其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龑说：“一个人只有把工作当成终身事业来做，才会成功。作为社长，我就要为这些有抱负、想干事、能干成事的人提供好的舞台，提供好的发展空间。他们干得好是我们出版社的光彩，也是社长的光彩，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
和龑独立策划图书300余种，重版重印率超过65%。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出版社领导班子，他是临危受命，分管全社业务和经营工作。根据各社实际，他制定了一整套出版生产流程和配套的规章制度，抓住选题策划和市场营销两大主要环节，培养了一支基本能适应图书市场的编辑、营销队伍。调入光明日报出版社后，他力主对高定价、低折扣的所谓“礼品书”重编修订，设计包装成全新的异型彩图版、图文版图书，先后改装重新出版200余种，累计发行码洋逾亿元，在业界产生较大影响。
和龑爱阅读，惜人才，眼光独到。“积累经验，丰富出版理念”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相信：“阅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生活需要和生活状态，机遇也只会留给那些有准备和敢于创新的人。”（记者 李志廷）
(原文载于《宁夏日报》2012年11月4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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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龑：分级阅读，生态阅读，互联网阅读
第一句，很激动，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凉，早上气温还在零下，我几乎每周三四次会，当然更多的会是政府的会，是国家的会。咱们民间的会很少参加，像咱们这样座无虚席，时间不到我们的书友们全都坐在这，这在我参加的会上很少能够见到，我做了十年政协委员，政协委员的会议每次都有至少10%以上的出席，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刚才我看出版社的社长也没地方坐，这个读书是每一个转型时代的前奏、先声、铺垫、酝酿，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转型的大时代，所以有这么多的热心阅读，提倡阅读，有这么多同行，这是我最激动的。去年第一届在腾讯，比较小，今年这个地方更宽敞，更明亮了，这也预示着我们全民阅读活动的希望，我们宽广的道路。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我自信，因为知识从阅读来，善良从阅读来，道德从阅读来，一切的一切都从阅读来。这是被古今中外有人类文明以来的真理，今天有这么多人，尤其要感谢在座绝大部分都是志愿者，都是民间的。他们都讲政府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我觉得我们这个阅读活动就是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我们政府提倡的大社会小政府，这是一个发展方向。我想我们的阅读，我们的全民阅读，也要看到这个势头，看到这个希望。昨天晚上北京新闻正好公布了一个数字，我觉得北京人做的不错。我们北京去年人均读书9.41次，纸质书，是一般读书，而不是教材学习资料那些东西。北京市去年人均购书是三块四毛一，去年全北京老百姓自费读书60亿，这是二十年前全国一般读书的全天消费量。对未来中国人阅读全民阅读我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尤其是这么多自发的民间的各种各样的读书会，这是我们全民阅读的希望。这是我说的第二句话。
第三句，今天我们的论坛要讲分级阅读，要讲生态阅读，要讲互联网阅读，我想最重要的阅读是持续阅读，我们论坛的最后一项，持续阅读。我想借今天这个平台，不要看我们这个会是民间的会，但是它有好多全国第一，聂震宁先生是全国第一个组织一批作家和出版界的人在十年以前写了一个提案，在不久前，国家把这个读书节作为法定节日定下来，这是我们全国的头一份。还有中国官方的最权威的研究机构，全民阅读中心徐升国先生也是十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的提倡阅读，研究阅读，这也是全国头一份。还有一个是我们在座有很多出版社，像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先生提倡阅读，孜孜以求，几十年以来，今天结出了果实。我想最大的收获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包括广东、深圳这么多的书友和读书会齐聚一堂，在北京，在我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开这个会议，而且是民间的会议，太了不得了。当然，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干什么事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政府的领导，今天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全民阅读办公室的领导同志刘处长也亲临我们这个会场，而且多年以来，北京市全民阅读办公室对我们北京市的阅读活动，对全国的阅读活动，都非常的支持。而且我想跟我们读书会一样，想把北京，把我们民间的阅读，民间的读书会，打造成一个品牌。我想明年我们还要换一个更大的地方，我们想请更多的人，把我们中国人的阅读，把我们民族的阅读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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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人民出版社读书会给你的美好回忆不辜负这日盛装出席的你…
阅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生活需要和生活状态，书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节奏要慢一些
● 对于人类历史上发展变革最快的60年过后，目前正好到了大家应该静下心来认真研究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了
● 机遇只会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和那些敢于创新的人
● 在做好产品的同时，还应加大出版社市场服务功能，积极调整出版社服务理念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针对不少业内人士担心的来年图书市场会出现下滑的论调，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和龑对于牛年的图书市场保持了自己的冷静与信心，和龑说：“虽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让国内出版业特别是零售市场感觉到些许的凉意，但基于中央编译出版社对图书业的信心和在产品研发及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充分准备，我对牛年的图书市场甚多信心”，他表示，“阅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生活需要和生活状态，因此，我觉得书业相比于其他产业而言，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的节奏要慢一些，程度也要小得多。”
和龑分析，从国外角度来看，因为金融危机，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读者开始热读《资本论》，通过学习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寻找度过“寒冬”的出路与对策。相比而言，中华民族是更加善于学习的民族，有优良的阅读传统。面对目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就业困难的现实，和龑建议国人应当趁此良机沉下心来，修身养性，多读书，读好书。“古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龑谈道，“对于人类历史上发展变革最快的60年过后，目前正好到了大家应该静下心来认真研究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了。”
所谓祸兮福所倚，危机与机遇往往是并存的。和龑表示，机遇只会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和那些敢于创新的人。“中央编译出版社在2009年更要努力磨砺自身，特别是要加强对于优势产品的倾力研发。实用的图书、能够解决群众迫切要求的图书在今年的市场上将会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和龑举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推出的畅销书《沉思录》，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出版社针对不同的读者相继推出英汉对照本、英文本、员工培训本、干部读本、青年励志读本等不同版本，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此外，为引导阅读，出版社还先后推出了《道德情操论》、《国富论》、《智慧书》，尤其是近日《沉思录》作者的私塾先师爱比克·泰德的作品《沉思录2》，将是出版社针对目前市场需求推出的“重磅炸弹”。
在做好产品的同时，和龑强调不忘拓宽渠道，加大出版社市场服务功能，积极调整出版社服务理念。和龑介绍，经过充分调研与论证，出版社在2008年推出了《美的历史》、《色彩的性格》、《圣经的历史》等“彩色图文馆”系列高档图文书，将其目标读者锁定在小众市场，特别是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白领人群等读者，针对该目标确定了加大网络销售以及直销力度的销售战略，使这些很可能躺在实体书店的“摆设”，“迈出”了殿堂，真正走到了读者手中。例如《美的历史》一书，定价198元，2007年6月中旬出版，截至目前，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销售了1.3万余册。其中60%以上是通过网销实现的。和龑介绍，通过拓宽渠道，特别是网销与直销，保证了出版社的现金流的健康有序，退货问题也得到了遏制。
“作为出版人我们还肩负着神圣的责任，”和龑谈道，“肩负着人类文明传承以及教化社会的使命。在这样比较艰难的时期里，出版人有责任研发好的作品引导阅读，以提升大家的信心。”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央编译出版社将在2009年年初陆续推出《信心比黄金重要》以及以多种文字同时在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同步发行的《勇气比黄金更重要》、《勇气的力量》等图书，为全世界读者鼓劲，共渡难关。
王子今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2007年11月在台北举办的“2007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上，台湾学者邢义田教授发表了题为《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的高水准的论文。邢义田教授独辟蹊径，从新的视角考察汉简形制，开拓了简牍学研究的新思路。他以实验方式，测定了汉代竹木简的体积和重量，进而讨论简册的书写姿态、编联方式、保存制度等等，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
按照邢义田教授的测算，如果司马迁的《史记》一如江苏东海尹湾汉简《神乌赋》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书写形式，每简38字左右，则全书130篇，52.65万字，需要竹简13855枚。“以木简的重量计，则达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鲜的竹简计，则达58.33公斤；用新鲜红柳简则更重达101.62公斤。”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简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其体积和重量造成的书写、阅读和保存的不便，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其具体情形，研究者以往未曾充分注意。邢义田教授的工作，使我们对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细节有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衡石”，唐代学者裴骃《史记集解》的解释是：“石，百二十斤。”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说：“衡，秤衡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衡，是当时的计重装置。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秦王朝的铜权、铁权等，其实是用于“衡石量”的。这种“权”，不可以误解为秤砣。它们其实类似于用于天平的砝码。“衡”的使用形式，正类似于天平。秦始皇每天处理文书的“呈”或者“程”，也就是定额，按照张守节《史记正义》的理解，是“秤取一石”。后来的人们大都认同这样的分析。范文澜先生就此写道：“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第4页）其实，“以衡石量书”，应当理解为用“衡石”为文书测重，“书”的重量，可以是一石，当然也可能是二石、三石。
即使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巫鸿：《秦权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94页）。“百二十斤”则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写31.79万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3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
秦汉时期表现出神奇的阅读速度的记录，还有张松故事。
曹操会见刘璋的使节张松，未予礼遇。曹操属下高级文官杨修却深心器重张松的才华。杨修将曹操撰写的兵书向张松展示，“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说郛》卷五八上陈寿《益都耆旧传》）这个故事，《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这样的类书，都作为“强记”也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典型。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世俗命强记者”。然而宴饮之间就能读完一部兵书，首先表现出的是阅读速度的优异。《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又予以文学渲染。罗贯中笔下，张松和杨修有这样的对话：“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后来曹操得知此事，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书烧之。”《三国演义》淡化了“晏饮之间”的情节，也消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不过，赞诗中所谓“目视十行书”，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十三篇”的军事学著作“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
张松读《孟德新书》的效率，也许和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情形有所类同。
20世纪一位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影响中国历史的伟人，在他的诗词名句中说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讨论秦始皇的“文采”，资料尚不充备。这里和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实际上是自有“文采”的。班固《汉书·武帝纪》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句中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似乎不愿评价。按照赵翼的说法，“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汉帝多自作诏”一条，其中说到“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文辞“可观”，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的是“天子自作”。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现之一。《文选》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都是汉武帝所作。此外，他“深陈既往之悔”（《汉书·西域传下》），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轮台诏”，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代笔的。《汉书·艺文志》关于赋的记录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上”，就是汉武帝。《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二卷”，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自先秦至于两汉诸多帝王，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文选》卷四五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字句之中楚风饱满，因此有人说“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渔洋诗话》卷下）。又有人说“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诗”（〔元〕吴皋：《吾吾类稿·原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
这位颇有“文采”的汉武帝，也有一个涉及阅读速度的故事。
《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奏牍”，每天中止之处，都认真作了记号，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一直读了“二月”方才结束。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邢义田先生分析说，“如果东方朔不用牍而用简，三千简大约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假设东方朔上书用简，重9.5公斤，依然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史记》竹简重量51.015公斤这一平均数，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左右。汉武帝读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平均的阅读量不足1.7千字。这自然与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政务繁忙与兴趣广泛有关。看来，仅仅就东方朔上书“读之二月乃尽”的故事，是不可以讨论汉武帝的阅读速度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样“雄才大略”，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
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秦始皇 “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他阅读东方朔“奏牍”，其实可以理解为“业余”在读“闲书”。此外，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一定是有主与次、重与轻、详与略的区别的。作为最高执政者，即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一详尽研读。另外，人们还会想到，司马迁的记录，是不是能够完全确信呢？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番话，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随后侯生、卢生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侯生、卢生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议论，究竟是不是“诽谤”之辞呢？
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的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一类指责。就现有资料分析，没有理由判定“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这样的未必可以归结为“不德”的批评是“诽谤”性语言。侯生、卢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场出发，从神秘主义文化的视角，以为“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很可能只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的描述。这一情形，其实和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诸言辞中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的说法大体一致的。他的政治目标，可能确实是要实现会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境界。
应当承认，秦始皇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有严刑酷敛的暴行，又有种种政治失误，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内畔”，“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过秦论》），演出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确实是一位少有的勤政的典型。即使他对下级繁多的上报文书或者只是大致浏览，或者只是择要批复，31.79万字的总数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也平均在2.65万左右。这样的工作量导致的劳累可以想见。所谓“朝夕不懈”，所谓“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虚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节奏，也可以因此有所体现。不仅秦始皇处理公文的效率十分惊人，他在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下多次辛苦出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实践，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的行政史的实在。
致谢：
本文是“秦文化专辑”中王老师的最后一篇文章。此专辑能够组成，王老师贡献颇多，我们的发展也离不开王老师长期以来的支持。借此机会，我们要向王老师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同时也要向本专辑组稿人史党社先生，向每一位授权我们推送文章的作者，向每一位给我们提供学术资讯的学友致谢！感谢你们的支持！
本文原刊于《博览群书》2008年第1期
“秦文化专辑”组稿：史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