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中国环境标准须严于任何国家

采访丁仲礼前，《环球人物》记者特地向中国科学院的几位研究人员询问：“你们如何看待这位副院长？”答案很多，但其中有一句言简意赅、高度总结：很霸气，很实在。听到这6个字，丁仲礼哈哈一笑，对记者说：“我们嵊（音同胜）州人性格。”

浙江嵊州，是个既出才子又出“强盗”的地方。谢灵运生于此，王羲之葬于此，裘甫起义、裘日新起义也始于此。这地方，一半是文气，一半是野性。

2018年1月8日，丁仲礼在中国科学院接受《环球人物》专访。在他身上，文气与野性这两种特质和谐共生。在他身后，是恩师刘东生的照片。（本刊记者侯欣颖 / 摄）

恰好，这两种特质在丁仲礼身上和谐共生。一方面，他是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校长、研究地质和古气候的大学者；另一方面，他是世界级大会上的反对派、“怒怼”女记者的科学家，还是金句频出的“网红”院士……前不久，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2017年12月，丁仲礼当选民盟第十二届中央主席。他说：“这是我现在的第一岗位。”

采访中，丁仲礼从气候说到教育，从老家讲到新工作，时而儒雅，时而犀利，的确是很霸气，很实在。

有了环保税，

可以杜绝一些“乱收费”

在中科院，丁仲礼分管资源环境领域。这个领域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雾霾问题。这个冬天，蓝天似乎格外顽强，许多城市雾霾天数明显减少。以过去的“霾都”北京为例，2017年12月全城空气优良率接近90%。提到此事，丁仲礼看着窗外蔚蓝的天空，蹦出一句话：“不要太乐观。”

“今年北京的雾霾确实很少，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努力，二是天帮忙。”人努力指的是今年京津冀的减排力度的确很大，天帮忙则是冷空气频频降临，北风比较频繁。“但未来老天爷会不会继续‘帮忙’，尚难预料，所以不要太乐观。”

丁仲礼认为，治理雾霾制定10年、15年的目标没有太大意义。治理雾霾，必须要秉承源头减排的理念，需要一年一年制定目标。“比如北京市政府去年提出，2017年PM2.5年均浓度要从2016年的73微克/立方米下降到60微克/立方米，这就很不错了。现在最后的数据还没公布，估计差不了太多。”

除了雾霾，环保领域另一个热点便是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对此丁仲礼表示：“环保税其实并不是一个新东西。大家一听到‘环保税’三个字，就会觉得是个新增加的税种，很排斥。其实这个税就是我们说的‘排污费’。”他说，“收费”只是一个行政规定，改成税制后，就有了法律依据，从而更加规范，既能帮助治理改善环境，又不至于对企业造成不可承受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样对政府也有一定的规范和制约，“以前老百姓常说‘乱收费’，为什么？因为‘费’是由行政执法人员来制定的，但现在有了环保税法，就必须依法来做，从而可以杜绝环保领域‘乱收费’现象。”

签了这协议，

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遥遥无期

丁仲礼研究黄土出身，但让他在网络走红的却是天空。2010年，他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与主持人辩论“什么是公平的二氧化碳减排方案”。采访中，丁仲礼维护国家利益的鲜明立场赢得了众多网友的认可，他的“金句”被广泛转发、追捧：“难道中国人不是人？”“科学家有主流吗？”“地球用不着人类拯救”……

不过，也有人因为这个采访对他发难，说他是“御用科学家”。他回应：“我坦然接受。知识分子都想用自己的学问为国家做贡献，我掌握了数据，理解了这里面的逻辑，就必须把相关情况告诉领导，让他们有个清醒的认识。”

那次采访缘起于2009年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当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八国集团（G8）等提出了7套二氧化碳减排方案，其中最被广泛接受的一套，是到2050年，二氧化碳全球减排一半，发达国家率先减排80%。

2009年12月16日，丁仲礼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明确反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方案。

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会场外有抗议和反抗议的人群在对峙，会场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争论陷入僵局。在中国代表团设立的新闻中心，丁仲礼发表了演讲：“如果这些方案成为国际协议的话，它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将把目前已经形成的巨大贫富差异固定化, 在道德上是邪恶的。”

他说这些话是经过研究的。2009年7月，G8在意大利提出减排方案，丁仲礼就让秘书收集数据，两人一边上班一边计算，花了不少时间，“算法不难，但要搞清里面的逻辑关系并不容易”。他发现，减排方案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减更多，实则隐藏着巨大的陷阱。在这些方案中，人类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产生的排放总量已确定，发达国家率先提出明确的减排目标后，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就所剩不多了：发达国家11亿人口拿走44%，剩下的56%给发展中国家的54亿人口。

根据丁仲礼的计算，如果按照这7个方案，中国的排放空间只够大约10年所用，从2020年起就得购买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了。“算好之后，我就报告中央，这样的减排方案决不能答应。”

哥本哈根大会前，丁仲礼到西藏进行野外考察。一天晚上考察结束后，他在澜沧江边喝着小酒吹着风，突然接到一位中央领导的电话，与他讨论减排问题。趁着酒劲，丁仲礼对领导说：“如果签了这个协议的话，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遥遥无期！”电话那头传来很动情的回答：“你放心，我一定为子孙后代争取排放权。”

回北京后，丁仲礼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中英文文章，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表达了坚决反对协议的立场。“当时国内学术界各种声音都有，但我坚持自己的看法，不管别人的想法和议论。”

不久，丁仲礼以中国代表团科学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哥本哈根大会，也就有了那一段让发达国家代表咬牙切齿的演讲。会上，一名美国年轻人问他：“你说的排放是历史上的事，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是目前全球碳排放最大的两个国家，今后两国该怎么办？”

丁仲礼回答：“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现在就答应，从1900年到2050年，150年内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只有你们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80%，甚至可以更少，不管你们怎么减排，我们一定排得更少。至于美国，希望你们能像欧洲人一样减排。”散会后，一名比利时代表走过来，跟丁仲礼说：“你讲得很好。”

“中国那么多气候、环境保护专家，为什么是您站了出来？”《环球人物》记者问他。

“不知道！”丁仲礼说，“可能我性格比较愣，我忍不住会站出来说皇帝没有穿新衣。”

别想有没有用，

多想怎样成为人人都抢的人

“民盟中央主席、中科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这几个身份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校长。”丁仲礼没有一丝犹豫，“如果能培养出一些好的年轻人，那么我们整个国家的事业就会往前发展，这会给人一种很大的希望。”曾有人问丁仲礼当校长的感受，他用了一个比喻：“要让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我现在没有巨人，但是我有高个儿。高个儿培养出来的比你更高，慢慢就会变成巨人。” 他喜欢得空在学校里走走，看着学生们背着书包匆忙的身影，便觉得很幸福，“行色匆匆，说明他们有使命感、紧迫感”。

2012年6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2014年2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国科大招收本科生。从更名到招生的一年多里，外界的质疑声未曾间断，许多人认为国科大没有必要招收本科生，按照传统培养研究生就行。

“在我看来，这些年中国的本科教育投入，或者是上心程度，或许还不如以前。许多顶尖大学要去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需要很多指标，像论文、课题、获奖，导致很多好老师的科研任务非常重，真正用心去做本科生培养的越来越少。”丁仲礼说，“如果不是从本科抓起的话，我们这个大学要想真正培养顶尖人才，可能会落空。”

在国科大的本科教育方针上，丁仲礼坚持通识教育。与国内其他大学新生从大一就开始学习专业课不同，国科大的新生入学暂不定专业，所有学生在前一年半必修同样的公共基础课，主要包括数学、物理，以及人文类课程。比如，一个化学专业的学生，入校头一年半里需要必修五门数学课、五门物理课和两门计算机课。直到大二上学期结束，他都不会接触到一门化学专业课。

这让许多院系领导不解，甚至反弹。“他们跟我说这样实验就少啦！化学系毕业的不像化学系，物理系毕业的不像物理系。有些老师真就跟我争论起来。”

“双方各执一词时怎么办？”

“讨论到一定程度，我们作为领导就得拍板，一定要把通识课程加强，一定要把数学、物理、语言学习加强。学校是法人代表负责制，我还是有很大的权力。”丁仲礼开玩笑地说。

事实上，他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他看来，通识教育跟专业教育相平衡是全球本科教育的趋势。“我跟他们讲，现在大学生数量和我们那年代不是一个量级了，研究生数量都比我们当年的本科生要多了。本科阶段加强通识教育，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就会比较有弹性，他们继续深造也会有很好的数理化基础和全面的知识结构。至于专业教育，一大部分应该放到研究生阶段，这是历史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观念里。”

说服了老师，还要说服学生。丁仲礼有时会在学校大礼堂给学生开会，让他们给学校提意见。意见五花八门，从图书馆到操场到食堂，但最多的还是关于课程设置。“很多人反映数学太难，比如生物专业的就抱怨学那么多数学对今后工作没用。”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丁仲礼就会“怼”回去：“你怎么知道没有用？眼光放远一点，不要总想有没有用这些问题，要多想想怎样才能成为人人都抢的人才。你要成为人人都抢的人才，你就得比别人学得多、学得深。”

除了加强通识教育，国科大另一个特色就是导师制度。在这里，每名本科生入校之后都会配一名导师，这些导师都是科学院的院士、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或者是千人计划的入选者。学生在本科4年里，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变化，重新选择导师。说起这个制度，丁仲礼神色骄傲：“我们这里导师多啊！将近1.2万名研究生导师，本科学生才1000多。”在丁仲礼看来，导师的作用除了教授学识，更重要的是熏陶：“清华有民国四大导师，像陈寅恪后来到中山大学，也是有入门弟子，学生都到他家里上课。这种形式会给学生传递很多态度、眼光、品位方面的东西。让学生早早地知道科学前沿在哪儿，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是什么，科学的精神是什么。”

国科大本科招生第四年，第一批本科生即将毕业，“现在几乎全部希望读研，追求深造”。他认为第一届本科生很争气，都明确了要做科研的人生目标，也就是说，国科大培养未来科技领军人才的定位没有错。但同时丁仲礼也有了新的焦虑：“去年评‘双一流’，我们学校连一流大学都没进去，只有俩专业进一流学科！而第五次学科评估，我们有18个学科得‘A+’！”学生问他怎么回事儿，老师也给他压力，霸气的丁校长直接跑去教育部“讲理”。

“无功而返”后他又觉得，可能这也是好事，会让学校上下更团结，更重视建设。“毕竟我们改成大学没几年，没资格分‘战利品’嘛！”

他又犀利了一把。

只要不自私，

谁都可以把工作干好

回顾丁仲礼走过的路，完全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他出生在农村，13岁时开始当家干农活，当过中学代课老师。1977年高考恢复，他报考了文科专业，结果因为体检时血压过高“落榜”；第二年，他换了方向，报考理科，考上了浙江大学地质系。“其实在我心里，还是更喜欢文科。”

“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性格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选择，被给予的机会很少，所以潜意识里知道无可选择，只能把眼前这件事做好。” 1982年，从浙江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丁仲礼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的黄土专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先生。

刘东生是中国地质界泰斗，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李四光、杨钟健。“我和我们老头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我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人，他则特别温和。”丁仲礼把老师亲切地称为“我们老头子”。研究所里，刘东生常给丁仲礼等学生讲西南联大的故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老师的自主权。那个年代，就算同一门课，不同的老师就是讲不同的东西，都追求讲出自己的东西，完全没有标准模板。这在教育里很重要，要充分相信老师。所以在国科大，我从来没去管过课该怎么讲，老师知道怎么讲，我们信任老师。”

丁仲礼30多岁就成了刘东生的总助，很快就在研究所里独挑大梁。“我主要的一项工作是做第四纪时期，也就是260万年以来气候演化时间序列，这个课题持续了近20年，最后一篇文章2002年刊发在美国的《古海洋学》上，直到那时，我才感觉把刘先生当年交给我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20年里，他在黄土高原上出过车祸、摔下过悬崖，“差点丢掉小命”，而这些换来的，是上百篇论文，多个奖项，43岁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4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0年11月22日上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向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赠送刘东生先生铜像暨铜像揭幕仪式在地质地球所刘东生纪念展室举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出席揭幕仪式。

虽然一直以霸气著称，虽然在科学院待了半辈子，但丁仲礼身上也有十分柔软、文艺的一面。在中科院大楼的走廊里，《环球人物》摄影记者为他拍照，他特地找到悬挂着的刘东生先生的照片，恭敬地站在一旁，请记者帮他留下纪念。2012年，他回嵊州老家，洋洋洒洒写了首诗：“朝辞燕北云，午见越中山……悠悠三十载，野老开心颜。但愿国运久，无叹民生艰。”2014年，国科大首届本科生开学典礼上，他作了一阕《贺新郎》惊艳全场：“寻遍八方得雄骏，堪叹一师翘楚。”他经常在重要大会上提到读书人的情怀与风骨，“忧国忧民，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如今，丁仲礼的精力渐渐转移到民盟的工作上来。他说人老了，接下来要注意身体，把生活的节奏放慢，慢慢淡出一些其他岗位。

采访最后，记者问他：“为什么您性格那么冲，却还能在那么多岗位上做得那么好？”

他想也不想，直接就答：“因为我没什么私心。只要不自私，谁都可以把工作干好；如果你自私，再聪明也很难做好。”他这么多年一直提醒自己，心中要有公，不要总想自己。“再不济，你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也行啊！”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余驰疆 李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