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问上帝：“造巴西的时候为什么这么仁慈？给它如此丰富的资源、还有比其他国家少很多的自然灾害？”
上帝狡猾地一笑，说：“呵呵，你还没看我给它的人呢。”
当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队终于爬上山，来到里约热内卢最著名的标志——巨大耶稣像的脚下时，我忽然想起了这个笑话。
（基督像落成于1931年，总高38米，站立在里约国家森林公园中高710米的科科瓦多山顶，俯瞰着整个里约热内卢市。）
巴西人已经被黑习惯了。两个月前，国际奥委会的副主席说巴西2016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差的，三月份的时候，国际足联的官员说巴西是最差的主办国家，应该“从后面来一脚”。
他们凶悍的苛责多多少少有些不公平，巴西已经花了上亿美金来为世界杯做准备，其中85%的钱都来自国库。平心而论，巴西人民还蛮拼的。只不过它实在是个效率不高的国家，北部城市萨尔瓦多从1997年就开始修地铁，到了世界杯开幕的前一天，它终于开通了。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在巴西弄点小生意，需要走十三道行政程序，花去107.5个工作日。报上说有一个巴西人在公立医院做一下尿检，等了四年的时间——他早就憋炸了吧。
作为世界上最勤快民族的我们，第一个能想到的原因就是：巴西人太懒了。可根据我在里约热内卢将近一周的观察，我觉得巴西人一点也不懒，每天早上六点整，就有响彻全城的钟声把人叫醒，其响亮狂乱让人以为失火了。我爬到窗边一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堵车，人们开始了兴高采烈的一天。
巴西像是一个蠢萌的小伙子，带着六块腹肌，跌跌撞撞、糊里糊涂、很努力地朝前走着。
我很喜欢巴西，发自内心的喜欢。来巴西之前，很多人跟我说治安不好，会路遇打劫，导致我来到里约之后，一路都内心戒备神色紧张。在海滩旁边，一个黑人小伙子忽然大声向我说些什么，我神色茫然地看着他；他继续大声重复，我紧张地抓紧了自己的包；他凑近了一点继续说，我一边大力摇头一边赶紧跑开。等跑开十多米，我才反应过来，他以为我是日本人，刚刚说的是他心目中的日语。
我甚至还去了一个贫民窟，这根本无需什么勇气，那个贫民窟比警察局还安全。政府在迈克尔·杰克逊的MV拍摄取景地——贫民窟Santa Manta派驻了警察，并且把那里整修、粉刷，变成了一个景点，彩色斑斓的房屋里住进了友善美好的当地人，快乐的小孩在夕阳下踢着足球，周围是一堆需要交差但是又不敢冒险深入贫民窟的外国记者。
那个贫民窟更像是横店影视基地，或者是民俗表演基地，代表了一种模拟的真实。
真实的是怎样呢？是最保守的估计会有20万在贫民窟居住的人因为赛事背井离乡。巴西政府在2007年开始了简称为“UPP”的贫民窟清洗计划，大量的警察进驻贫民窟，与毒贩和黑帮对战。
每年平均有1890人死于清洗计划，平均每天警察要杀死五个人。贫民窟的居民说：“他们先射杀，然后再看是不是犯罪分子”。
80%的居民是不信任、或者恐惧巴西政府的，而全球的平均数字是44%——衡量信任与否的问题很简单：如果我被有关当局带走，我能否安全地出来。
巴西人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纽约时报》的巴西专栏作家凡妮莎·芭芭拉写道：“圣保罗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不允许警察把打伤的嫌疑犯运送到医院，也不许警察提供第一时间的急救——不是不允许救，而是不允许警察救。”这个多多少少有些诡异的规定，是因为发现很多警察在打伤嫌疑犯之后，干脆在运送医院的过程中把他们一枪打死。
在巴西，执行UPP计划的警察和普通警察不同，他们全副武装，他们不能罢工、不能组织工会、不能质疑政府、不能公开反对官方决策。他们的死亡率是正常巴西人的三倍。当我在街上看着他们穿着战术背心带着枪，总觉得他们是机械战警，而忽略了他们其实也是巴西人。
巴西人在这届世界杯上战果累累，战胜了很多别国对手。这场“巴西VS巴西”的战争却有些残酷。
我见过的最动人的画面，在里约热内卢最老的贫民窟Morro da Providencia，很多栋房子墙壁上有着很多双巨大的眼睛。在山顶俯瞰整座城市。那是2008年的夏天，3个贫民窟的年轻人被杀害了——凶手据说牵涉巴西的军队，当地因此发生了抗议的暴乱。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知道这件事之后，他飞到里约，连续一个月都呆在贫民窟，照下失去亲友的女性的照片，把她们的眼睛，印画在了墙壁上。
这些眼睛被兴奋的观光客照下：“你看这些画儿真有意思！”
坐缆车到里约热内卢北部，大量贫民窟建筑绵延不绝，这里没有游客，没有纪念品，没有巨型屏幕。美景凝固在镜头里，观众守在电视机前，每个人的视野停留在希望停留的地方。
作者：蒋方舟，青年作家。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现已出版作品9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