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正冲出医疗旧体系创业

“哪个两会代表帮我反映一下，接受正规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博士毕业生，在大型三甲医院工作12年的大夫，想通过正规途径办个正规的诊所怎么那么难？你们上头造(知道)吗？”今年两会期间，新浪微博红人“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粉丝超过270万)、原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于莺在微博上说。

传统医疗机构的医生们正被一股被称为互联网力量或者叫互联网思维的东西推向医疗服务的自由市场。尽管新医改的实施还存在诸多难点，但是互联网正在重构新的新医患关系，对医生的评价权又开始回到患者手中，自由创业的医生们也开始通过互联网渠道迅速搭建起个人品牌、扩散影响力。虽然嬉笑怒骂，仍然哭笑不得。

“哪个两会代表帮我反映一下，接受正规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博士毕业生，在大型三甲医院工作12年的大夫，想通过正规途径办个正规的诊所怎么那么难？你们上头造(知道)吗？”今年两会期间，新浪微博红人“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粉丝超过270万)、原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于莺在微博上说。

自从2013年6月8日，于莺从工作了十多年的协和医院辞职，“不愿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她一直想开设自己的私人全科诊所，但却进展缓慢。她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店，销售母婴服装、奶粉等产品。

于莺说了一个业内存在很久，但一直很难解决的公共问题：尽管名义上允许医生开诊所、自由流动，但医生从“单位人”成为“社会人”阻力重重。若想开办诊所，必须符合“规定和规划”。然后，拿着选址去问卫生局，直接一句你选的地方不符合规划了结。“至于北京市可能5月份出台的在职医生允许办诊所一事，且看着吧……”于莺说。

在众多放弃体制编制、投奔自由市场的医生中，程莉已经没有于莺那样的烦恼。打开她诊室的门，可以看到落地窗、书柜、办公桌、双人沙发、内诊台、B超机，电脑屏幕上是一张预约病人的病历，与她原来所在的山西大医院拥挤的场景完全不同。2013年，程莉离开家乡，没有像别的同事跳去北京的医院，而是南下深圳，加入卓正医疗，一个民营医疗创业团队。

整个诊所有1000平方米，地点却在一座写字楼的五层。卓正医疗创业合伙人朱岩说，他们多次到香港考察，认为港式社区诊所是一种可借鉴的理想模式。“香港医生自由执业的环境非常成熟，专科诊所、全科诊所林立，选址多半贴近居民社区或者写字楼，收费上实行包药制，靠技术和服务取胜。”朱岩曾经是协和医院的知名肾脏内科主治医师。

“在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医师都是自由执业。”原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强说，“像我现在这样与一家或数家医疗机构签约是其中一种，还有合伙开诊所，以及最为主流的medical-group形式，即组建医疗团队联合执业。”

无论是于莺、朱岩还是张强，正被一股后来被称为互联网力量或者叫互联网思维的东西推向医疗服务的自由市场。

重构医患关系

2013年开始自由执业，张强用一年时间搭建上海、北京两支团队，分别签约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和北京和睦家医疗中心，并验证了自己的观点：假如改变扭曲的医疗价格构成，允许充分的市场竞争，医生可凭自己的技术和服务口碑，获得职业尊严。

还在东方医院时，张强就经常跨界交流，参与互联网圈子的沙龙。他创办过一个叫“中国静脉网”的网站，提供科普教育、公开医生出诊时间、跳槽去向等信息。他曾经打算做一款App，专门做医患沟通和疾病咨询，后来他发现微信功能已经能够满足咨询的需求，于是开了公众账号“血管”，并升级了后台支持系统，可以把每个咨询的等待回复时间缩短到5分钟之内。

张强专门写文章教患者如何在微信正确上传照片、造影胶片，体表疾病表现的局部拍照方法等。目前，张强团队的运作模式也是通过线上多渠道打造血管团队的品牌，在签约的外资医疗机构进行线下诊疗。

越来越多的年轻医生从公立医院出走，一部分与职称评审体系有很大关系，旧模式限制了他们的成长速度。一位医生从进入医院到独立手术再到成为主治医师，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以我个人为例，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15年，作为外科系统的医师，我大概花了10年才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手术的医师，而在美国这个过程就是住院医师培训4年时间。”龚晓明说。他从协和离职，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任职，唯一要求就是要允许他多点执业，并尝试搭建新的医师培训体系。

中国于2009年启动的新医改中，一个核心方向是让医生多点执业，从而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解决看病难问题。尽管这种做法目前尚存实际操作上的难点，比如审批上的困难和公众的信任程度，但已经导致一些大医院内部的裂变，每年都有大量医生“出走”。《南方周末》2013年6月报道称，仅2011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而外部，由互联网正在重构新的新医患关系，对医生的评价权又开始回到患者手中，自由创业的医生们通过互联网渠道迅速搭建起个人品牌、扩散影响力。

　　合伙创业

挣脱了制约医生自由执业的枷锁，与张强的个体户式创业不同，朱岩尝试合伙创业的可能。“这与我们各自的学科特点有关系，外科多需要手术，并且张强已经有很大名气可以尝试团队化。”

朱岩早在2010年前后就重新思考自己的行医之路。他对香港的医疗模式非常感兴趣，曾尝试去香港行医。每天在公立医院面对拥挤不堪的门诊，情况复杂的医患关系，还有让人无奈的炒号黄牛，朱岩有些厌倦了。

真正离开的时间是2012年7月，那时他32岁，正是在公立医院奋斗的好时候——朱岩在北京协和医院医学院攻读肾脏病学硕士，进入协和医院内科学习和工作9年时间，从医学院学生、住院医师，再到肾脏内科主治医师，临床经验丰富。如果不是选择创业，他会在主治医师的岗位上获得光明前途。

他遇到了另外两个合伙人，曾在花旗环球金融、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部门工作多年的王志远，和曾担任腾讯在线保险、医药等生活服务电商高级产品经理的施翼。后两者对医疗服务类创业项目比较看好，从2010年开始，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做宏观分析、调研商业模式、了解监管政策，但他们需要寻找一个适合做合伙人的医生。朱岩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医生成为合伙人，意味着他也可以享有公司分红权。“在医生群体里，这还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所以他们接触了十多位医生后还没找到一位答应做合伙人。”朱岩说。

三人创业团队一起约见了各自领域里资深的天使投资人，反复沟通，最终选择了河山资本作为早期战略投资者。但对于具体投资金额与比例，双方均未透露。河山资本成立于2009年，以地产投资为主，旗下还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财务顾问两类业务。

“第一看好团队，我和志远是熟识。”河山资本董事长曹少山说，“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发现三人各有专长又很踏实，这是成事的基础。医疗服务并不像其他一些行业能短时间爆发式增长，需要一步步深耕细作。”

曹少山曾在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工作过，他认为医疗服务是目前仅有的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的领域，未来大有可为，并且医患矛盾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候，提供好的服务一定有市场。而写字楼是卓正连锁诊所的选址目标，未来在合适的时候，他们也会考虑与河山资本投资的地产业务打通。

2012年4月，卓正医疗成立，朱岩、王志远和施翼分别担任卓正的医疗运营总监、执行董事和商业运营总监，作为核心行政团队负责为加盟卓正的十多位医生提供行政支撑。“行政支撑的概念就是，让医生能够不受其他事务的束缚，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临床上，让优秀的医生发挥专业水平，最终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否则我们跟公立医院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离开铁饭碗？”施翼说。

　　卓正模式

医生的出走和创业，其实是投资医疗服务机构热潮的一种表现。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有20多年时间，2009年以来，鼓励社会资本办医院再次成为新医改主要内容之一。

今年3月2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今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鼓励社会办医、社会探索，发挥市场作用。扩大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破除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创新社会资本办医机制。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加强全科医生培养，推进医师多点执业，让群众能够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4月9日，国家发改委、卫计委、人社部公布《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办医，对符合医保规定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应按程序将其纳入基本医保等社保服务，并执行与公立医院相同的支付政策。

医改的春风吹动了资本的涌动。过去两三年，很多私募基金成立了专注于医疗行业的投资团队。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企业也形成了不同模式，如华润集团、中信集团、复星集团凤凰医疗等，主要参与公立医院的收购与托管；方正集团、长庚等更倾向于参与新建大型综合医院；而像和睦家、美中宜和等外资背景的医疗机构则多以专科切入。

这其中，中高端、港式诊所模式的连锁医疗机构领域，还鲜有进入者。朱岩及其创始团队希望把中高端的医疗服务与大多数人的基础诊疗需求结合起来，让一部分有自费意愿、使用商业保险的患者获得更好的服务。“和睦家的客户以拥有高端商业保险的外国人为主，那我希望我们的费用在和睦家的三分之一左右，300多元解决一些常见病的问题。”朱岩说，“通过较温和、规范的治疗解决患者常见病问题，这种收费标准一般的中等收入家庭都能承受得起，来我们这儿看病的主要是相对比较西化、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群。”

成立于1994年的北京和睦家医院是中国第一家外资医院，目前在北京拥有2家医院(一家综合医院、一家康复医院)，运营和管理6家卫星诊所，其门诊量近几年年均增长率都达到20%以上。“新的模式可以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借鉴，尤其是给医生和患者更多的就医选择。”在给《商业周刊/中文版》的邮件回复中，和睦家如此评价卓正医疗的模式。

卓正的服务主要项目为儿科诊疗、儿童保健、内科、妇科，对大部分常见病实行香港的包药模式，即打包统一收费380元(含3日常用药及一些诊疗需要的基础检查)。“我们希望卓正未来像患者的家庭医生，一般的常见病都可以由相对固定的医生解决，医生较了解病人的病情，也能够实现长期跟踪管理病人的身体状况，如需要大型设备的检查、住院治疗或手术，卓正也有相应的部门为病人提供转诊的便捷服务。”朱岩说。

　　信任，还是信任

新的医疗服务机构最难的是能否取得信任，是否经受得住质疑。患者的考量最为直接，“医生有执照吗？”“药品是不是正规渠道？”“办了会员卡你们会关门跑掉吗？”“放着三甲医院主治医生不当，来小诊所坐堂是不是出过什么问题？”……卓正刚开始营业时，医生和护士没少做解释。

患者对公立医院服务水平怨声载道，部分与医生超负荷工作有直接关系。朱岩说，卓正采取预约服务制，单次诊疗服务时间不低于20分钟，希望用有保证的诊疗时间来改善服务质量。但从经营的角度来讲，单店接诊量有限，需要更多医生和诊所来扩大服务的覆盖面，同时建立一套运营体系来支撑连锁化经营的效率与质量。

医疗服务行业很特殊，如何选址、办证都很有讲究，需要深谙政策门道。施翼回忆道：“在选址上，政策规定500米之内不能有两家医疗机构。早期我们花了两个月时间选址，一直找不到好地方。”之所以选在深圳，是因为深圳市居民虽然消费能力比较强，但这儿医疗资源稀缺，很多深圳人都去香港看病，对香港就医模式有一定认知度。三人创业团队觉得深圳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政策相对开放。

“后来地方政府慢慢把条款放开，变为500米内不能有两家同类的医疗机构。如果楼下有一家牙科诊所，允许再开一家儿科诊所。”施翼说。卓正前三家诊所都位于深圳的高档写字楼内，最小的面积是150平方米，最大的有200平方米。

在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营医院百强榜中，前十位有3家民营医院来自广东，而深圳民营医院所占比例全国最高。目前深圳有公立医院53家，民营医院71家，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为1:1.34，而全国这一比例为1:0.44。

另外，深圳民营医院门诊服务量和住院服务量所占比例都非常高，2012年民营医院门诊服务量占全市医院21%，是全国比例的两倍，2012年民营医院住院服务量为全市医院的16.9%，高出全国这一比例的3倍多。

在细节方面，施翼在诊所规划时就考虑，“比如小孩来到卓正儿科诊所，怎么让他不哭？怎么让他少受一点疼？采用哪种软件支撑诊所之间的信息互通，提升就医效率等等。”在诊所装修阶段，卓正在儿科上花费了最大功夫，增加卡通元素，每个诊所的儿童诊室都有玩乐安抚区域，并配有用于做儿童保健的大诊室，与普通诊室相通。

社交媒体正成为新的医疗服务机构打造品牌的重要渠道。卓正在微博、微信公众账号上持续推送科普知识、常见病预防治疗方法等，在线下进入社区，组织不同疾病领域的讲座。卓正医疗市场总监张东生说：“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说，本就应做医学常识教育，帮助患者平时做疾病预防，了解一些及时的疾病处理方法，而这本身也让大家认识创新的医疗服务理念。”

　　自由之路

位于深圳海岸城的卓正诊所在写字楼十层，位置相较于传统医疗机构算得上隐蔽，却每周都被患者提前约满。

按照医生一天工作八小时制，一位病人诊疗20分钟，约满的情况下每天一位医生要服务20位病人。“我们现在的客户积累比预想的好很多，很多患者都是朋友介绍过来，几位医生已经有自己的客户粉丝团。”朱岩说。

从医生的角度，他们更希望能有充分时间提供完整的医疗服务，过去平均五六分钟接诊一位病人的工作模式，几乎等同于机械化重复劳动。“我在湘雅医院时，一天的门诊量大多超过一百人，我学到的一些东西没办法传递出去，质量上绝对是要打折扣的。”卓正医疗儿科医生殷萍说。

足够的诊疗时间只是保证服务质量的一部分，是否使用国际标准规范作为医生临床诊疗的用药原则，也考验市场化医疗服务机构的医德。国际上公认的符合循证医学的用药原则是，用药时能选择口服的不选择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选择静脉输液。目前，卓正医疗收治上千例宝宝发热，包括若干例肺炎的宝宝都是采取口服药物、雾化治疗、吸痰护理治愈。“我们儿科诊所开业一年多，没有一例静脉输液。”殷萍说。

家住福建厦门的一位陈姓妈妈为学习“怎样带宝宝看病”，在微博上关注了一些知名度高的儿科医生，由此注意到了卓正医疗。“女儿才1岁，每个月都会生病感冒，感冒一去看医生就开药，很多科学育儿的知识都没有给我们解答，如宝宝为什么生病？是病毒性还是细菌性？如果不用药能自己痊愈吗？而卓正主张不过度医疗，这正是我想要的。”她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表示，“我一直想带女儿去给靠谱的医生检查看看，所以带她去香港打疫苗的时候顺便去了卓正做儿童保健。”她看重卓正的独立诊室，将生病的宝宝和未生病的宝宝分开，这样能避免交叉感染，而长达1小时的儿童保健，解决了她平时积累的大量育儿困惑。

诊后随访机制也成为服务创新机制。当客户初次诊疗结束后，护士会按照医生的要求，一一进行随访，了解他们用药后的病情变化。“很多病人都会有这个经验，去医院开药回家又有一些小状况，去医院怕麻烦，不去医院又联系不上医生。我们建立这个流程，关注患者康复状况，也为医生提供诊疗效果反馈，这也是临床经验的重要环节。”朱岩说。这样做的效果显而易见。新浪微博名为“阿紫0207”的网民就在微博上声称收到卓正医生电话回访后“惊喜万分”。其实中国不缺市场，缺的是制度。

当专业人员丢掉体制枷锁，就能释放出很强的生产力。卓正医疗有个内部的医生委员会，既是一个虚拟部门，又是一个专设制度，在制订规范化诊疗标准、增加业务线、新药采购评估等问题上，必须通过医生委员会进行专业讨论，最终形成解决方案。王志远说，“我们行政管理层就是为医务人员提供各种服务和支撑，只要是改进诊疗质量、改善客户就诊体验的需求，都要尽量满足。我们最终都是向患者负责。”

今年2月，程莉提出一个妇产科诊疗流程改造方案，在医生委员会的双周会上得到支持。她一直认为，“妇产科有很多病症不能单纯凭内诊和经验判断，需要把临床知识、经验和影像手段结合起来做判断。但影像科是一个独立科室，多数医生不熟悉临床，而有的妇产科医生对影像学并没有深入学习过，这中间会遗漏一些有用的诊断信息。”她的想法在公立医院时因为复杂的内部程序基本被搁浅，现在派上用场了。“医生委员会的目的是优化提议，并不是陷入到行政报批式的流程里。”朱岩说，“追求高效是我们需要保持的优势。”

灵活但尊重专业的管理机制，激活了医生们曾被限制的想法。“没有知名医院的光环，自由执业的医生必须把自己的优势放大，在患者那里形成口碑。”程莉说。接下来，她打算一年专注一个领域，今年的重点是优育课题，改变原来进医院有病治病的思维，为有意愿的妇科疾病患者定制个性化备孕方案。

提升患者体验背后实际上也在考验合伙制医疗服务模式。朱岩、程莉、殷萍等出走大医院，进入民营机构，重要基础还是在公立医院有专业的临床实践。“我们不再有大医院光环下排着长队的病人，也没有一级级医师可以递交临床问题，要直面患者接受市场检验，既要有基础也要继续学习完全对自己的职业负责，所以我不建议过于年轻的医生出来，临床经验不足很难真正得到市场认可。”程莉说。

开了四家分诊所之后，卓正医疗不再急于扩张。“我们并不急于扩展业务线，毕竟要和开店速度、人员配置相匹配，只有客户需求达到一定程度，我们才会有选择地扩展。”朱岩说。

对于经营状况，卓正医疗并未给出明确数据。“医疗投资的回报周期和客户积累都比较漫长，忌讳急功近利。我们前期把规章制度、整个体验流程等基础打好后，发展是水到渠成的。”施翼说。王志远认为，卓正一直围绕规范化诊疗和人性化服务来提高服务品质，再做上二十年也还会有改进的空间。

不过，医疗市场化依然是敏感话题。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张子谦认为，“开办诊所还必须遵从行政审批制，而不是采取国际通行的备案制。尽管政府名义上允许医生开诊所、自由流动，但在实际筹备过程中，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松紧不一，选址、资格审批等环节都可能遇到阻力，这也为医疗行业的权力寻租提供了一定隐蔽空间。”

文/《彭博商业周刊》 刘燕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周刊/中文版》定位于“国际视野，全球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