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里约热内卢的大西洋大道,面对着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海滩,周围仿佛全都是从一场海难中幸存的人。又活过来了,一条死鱼吐出了整个大海。
整个漫长的海滩,全是震耳欲聋狂欢的人群,全是黄色和绿色——巴西的颜色——耀武扬威的暴政。然而我几乎充耳不闻,眼前的人们仿佛一部默片中的幽灵。尤其是竟然有两个英国球迷,在海滩上兴高采烈地展开一面英国国旗,好像英格兰队也跟着死鱼翻生,见鬼了。
尽管在几分钟前,在meia pataca餐馆(靠近马里奥特酒店,面对着科帕卡巴纳海滩),当智利最后一个主罚球员击中门楣,酒保一下跳到椅子上,向苏童和我扑过来,我们就这样跟陌生人胡乱拥抱。但在休克般的几秒之后,我感到一阵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恍惚,我这样一个经历过无数足球生死场面的老鸟,竟然又一次感到了一阵接近死亡的新鲜刺激。
(图注:北京时间6月29日凌晨0点,2014巴西世界杯1/8决赛,巴西和智利在120分钟内战成1-1,加时赛双方继续战平。点球大战中巴西3-2战胜智利杀进八强。打入制胜点球的巴西球星内马尔无法控制自己情绪,倒地哭泣。)
苏童立马就奔赴马拉卡纳去看哥伦比亚对乌拉圭了。而我还走不出刚才的比赛,需要被海风吹一吹混沌的脑子。
别再装出一副亦无风雨亦无晴的操行啦,承认吧,怕死鬼。
在驱车来这个餐馆看球的路上,我看着满街的警察,只有他们和周围格格不入,仿佛每个球迷都欠他们五百块,神情都跟死了人似的——慢着,难道不是吗?他们确实是在严阵以待,做好了应付一场葬礼的准备。我恍然从一种傻乐的状态中清醒,对苏童说:没准今天就是国难日啊。
童叔眼睛一瞪:是啊,如果换成德国队我就有安全感,对巴西队我还真缺乏安全感。
本来他跟我一样是巴迷,但看了揭幕战之后对巴西信心下降,又因为热爱梅西,这位变节分子居然徘徊在巴西和阿根廷之间,随时可能叛逃到阿根廷那边。我从没见过一个在巴迷和阿迷之间左右摇摆的球迷,除了童叔。
从浩克的进球被吹掉之后,一切似乎就不可逆转地陷入了死亡模式。苏童说他微信朋友圈的朋友都在纷纷认定巴西没戏了。他心里还有一半属于阿根廷,因此对巴西更多的只是恨铁不成钢,而不像我,已经在默默祈祷——或者说,在预演死亡。
作为一个巴迷,我曾宣称自己“生于1982”,但1982年那支伟大的巴西队就是猝死的,我的童年特殊体验在于——向死而生。从1982年至今,巴西队也只有1994年和2002年年两次没死而已。上两届世界杯的死亡我回想起来还宛在眼前:2006年是在柏林一个酒吧,巴西输给法国后,我在一个沙发上通宵辗转难眠,永远记得那一夜窗外残忍的花香;2010年是在北京一个叫马村鱼头的餐馆,当巴西输给荷兰,我就像喉咙被一根鱼刺卡住一样低头默默走出餐馆。
(图注:1982年的巴西梦之队,成员包括:瓦尔德·佩雷斯、莱昂德罗、奥斯卡、路易西尼奥、塞雷佐、儒尼奥尔、苏格拉底、塞尔吉尼奥、济科、埃德、法尔考。这支巴西队被认为是最华丽的巴西队,最“巴西”的巴西队,却没能取得与巴西王者之名相符的胜利,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2比3被意大利淘汰。)
我的朋友沙洲更夸张,1986年巴西对法国,他竟然紧张地不敢看比赛,直到一大早打开收音机,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播音员庄重地报道“在昨晚举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上,法国队……”,一听到先报出“法国队”,沙洲的眼泪就下来了。桑塔纳的巴西队再一次败北。
新鲜在于,这一次是我第一次——也许也是此生唯一的一次——在巴西看世界杯,在巴西为巴西队助威。只此一次。对巴西之死,我还有些猝不及防,我还需要时间去适应。而上帝差一点不给我这个时间。
我问苏童:有没看过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的书?他没听说过加莱亚诺,他喜欢的乌拉圭作家是前几年才去世的贝内德蒂。
加时赛的时候,我脑子里反复回荡着加莱亚诺在《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中关于1950年马拉卡纳惨案——巴西1比2输给乌拉圭——的那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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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死去的人推迟了迈向死亡的脚步,快要降生的婴儿提前落地人间。
里约热内卢,1950年7月16日,马拉卡纳大球场。
前一夜,谁也无法入眠。
后一天,谁也不愿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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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周围的巴西人,紧张是够紧张,激动是够激动,但1950年的天真和幼稚似乎一去不复返,瞧,好多人还边看球边吃东西呢。但在往远一点,整个海滩上那些卖巴西队纪念品和球衣的小贩,如果巴西这么提前出局,他们可怎么办?
问题是我怎么办?还要在巴西呆到世界杯结束,更要命的是我已经提前买好了7月4日在福塔莱萨八进四的黄牛票——难道我要千里迢迢飞去那儿看智利队?!
然而这些都还好,都不过还是生活得失算计而已。
我们将游戏当做死亡的虚拟,在模拟死亡的同时也尽量抵御死亡,从虚拟的死亡那里,学习面对死亡的能力。
互射点球时,我强迫自己不要闭上眼睛捂住耳朵,必须直面——想象那是行刑队在歌唱,是行刑队在种花。
在科帕卡巴纳海滩,看到一块贝利的广告牌。贝利像个皇帝一样咧嘴冲我笑,我只好冲他说:大爷,您最近多闭嘴行吗?
1960年萨特访问过巴西,后来的巴西总统卡多佐当时是萨特的翻译,他回忆了在圣保罗州的araraquara,萨特和贝利的一次偶遇:当哲学王和球王分开时,文化人们才意识到自己跟随的是贝利而不是萨特,他们才尴尬地赶紧回到萨特这儿。那个街角后来被当地人戏称为“贝利——萨特角”。
萨特说过:“足球是生活最好的比喻。”
当过大学球队守门员的加缪则说过:”有关生活的一切,我都是从足球中学到的。“在面对点球时,加缪恐怕还学习到有关死亡的一些奥秘。
(图注:北京时间6月29日凌晨0点,2014巴西世界杯1/8决赛,巴西VS智利。巴西海量球迷聚集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一起观看比赛。)
作者:张晓舟,广东人,现居北京。曾长期从事报纸和杂志行业。乐评人,足球评论员,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死城漫游指南》《粉红乌托邦》《生于午夜》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