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有色今日公告，公司董事长韦江宏于24日上午11时23分坠楼身亡，具体原因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中。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多位大型国有企业高管意外死亡。1月4日，中国中铁总裁白中仁坠楼；3月29日，大唐集团副总蔡哲夫意外身亡。4月19日，北方信托原董事长刘惠文身亡。5月18日，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坠楼。铜陵有色董事长为今年第5位国企高管意外死亡事件。(证券时报网)
国企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原因很多，既有工作压力、升迁受挫、情感问题，也有涉嫌腐败渎职。那么在这几起敏感事件中，又是怎样的原因呢？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为什么突然自杀？是确实有失察失职之责，还是当了“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的“替罪羔羊”？是自我选择还是迫于外力？
董事长之死一般与业绩下降无直接联系，而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大约是不争的事实。这一阵，从华润到中石油，我们看见了太多的国企高层因经济问题落马，因贪腐被立案侦查。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2014年以来，已有数十位国企高管“接受组织调查”或“被立案侦查”。据媒体公开报道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多达44名国企高管落马，平均一周有两名国企高管被查。
而更值得国人关注的是，近年来，国企高管违法犯罪案动辄窝案串案也是一个显著特征。由一个人的腐败发展为整个管理层甚至集团由上至下的“全员腐败”。在已经查证的案例中，古井集团的腐败案就是一个典型，整个高管层被“一网打尽”。上至集团董事长、总裁、副总裁，下至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甚至基建部门负责人，贯穿企业采购、经销、广告、改制等各个环节。但凡掌握点权力，都成为腐败链条上的一环，并且案件时间跨度长达20年！
比如三精董事长刘占滨一案中，被立案调查已是既定事实，各界传闻基本都将其受调查问题集中在收受贿赂的经济问题之上。但就在调查的“节骨眼”上，却突然传来了刘占滨的死讯。在窝案一串串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若三精制药公司真的存在贪腐，会是董事长刘占滨一人吗？恐怕没有人相信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
国资委前“掌门人”李荣融曾多次强调：“中央企业不是国资委的，也不是央企的，是全国人民的！”这一“正确的废话”背后正是国有产权制度不能回避的问题。由于国有产权中各项权力主体责权利关系模糊，所以尽管产权的归属是明确的，但维护机制却很低效，尤其是在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以及资产认定过程中，产权边界存在模糊边际，使得国有资产成为人人可啃的唐僧肉。
“好端端的国企，就因为盲目投资和项目‘中风’而毁于一旦。上马像疯子，下马像傻子，决策时拍脑门，表态时拍胸脯，出事时拍大腿，这是某些国企老总的真实写照。”孙燕君《大时代》中有如是描述。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就曾抨击目前一些国有垄断企业“领导权力过大，有些企业里，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投资，也是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这种在企业内部唯我独尊、独断专行、滥施威权的粗暴作风，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的案子层出不穷。
再加上在我国目前体制中，国企高管的身份一向在官员和企业家之间模糊不清，近年来，大型国企高管转任地方高官，或政府高官转任国企高管日渐频繁，更让国企高管具备了“准官员”的特征。既如此，则官员面对的诱惑，国企高管同样会面对；官员面对的制度漏洞，同样会给国企高管提供“方便”；官员可能陷入的腐败陷阱，对国企高管同样充满诱惑和威胁。这更让某些国企高管把国有资产当作“唐僧肉”，与特定关系人相互勾结，私分滥占。
譬如贪污公款2629万余元的原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法人代表王观超，就曾在其笔记中公然宣称：“多成立几家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赚了归自己，亏损由国家承担，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而被称为“处级富豪”的原广西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刘礼宁，则在担任国企高管的同时，还身兼24家民营企业的法人代表、董事长，掌控资本数十亿。而他的发家过程中，掏空国有企业，将其资产转移到自己控制的私营企业，则是最主要的“经营”手段。
接连不断的国企高管腐败落马，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手中握有巨量国有资产的国企高管们，如果不能受到有效的制度监督，则其滑向腐败的几率可能更胜过官员一筹，其对国有资产和百姓福祉所造成的危害也会更大。接下来“专家”们若再用个别现象来解释，似乎说不通；再用薪酬太低来做说辞，也较少说服力，因为国企高管的收入已经不低。唯一可以思索的是，国企的体制出了问题，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是根本问题 。
作者：万志友，知名时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