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片左起第二长得像演员刘烨的帅哥，是王岐山，摄于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王岐山在陪同中央农研室领导在福建莆田调研，为起草中央一号文件做准备。
王岐山当时是那么的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积极向高层建言，与翁永曦，黄江南2，朱嘉明等其他三人并称为“改革四君子”。1979年，“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那个年代，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青年人有着强烈的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愿望，关心国家命运是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情怀。1978年，这四个青年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作为讨论的结果，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这份报告直达最高层，中央领导把黄江南一行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
报告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被正式引用，四个青年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四君子”。
“改革四君子”的建言被高层所重视，有各种原因，比如他们的才华，当时关心政治的风气，王岐山自身的人脉资源等，但于我感受最深的，却不是这些，而是30年前那种独特的风雷激荡、举国振奋的政治氛围，人人发愤图强，很有一种明治维新时候日本的气质。
更关键的是，“改革四君子”的经历并非孤例，不止是这改革四君子这四个年轻人享受这样的待遇，整整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都备受重视。比如在改革中一再被提起的，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今年正好是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莫干山会议”是指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
这次会议是几个青年经济学者自发倡议，经由《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媒体的一些具有责任感的报人（向已经去世的老报人丁望致敬）发起，在莫干山宾馆汇集了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畅所欲言，讨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这么大一个全国性会议，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极其引人注目，很多人都在观风向，看看是不是这伙青年人这回要挨批评。没想到，中央领导一反常态，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也开始重视这伙青年，一些建言最终成为政府的政策，比如价格双轨制。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
莫干山会议之后，各地政府越发重视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不再是什么稀罕事。“中青年”成为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
年轻人学者的意见能够被高层真正认真对待，并把他们吸纳到改革团队中来，这何尝不是一种“中国梦”的实现。今天还有多少可能横空出世几位三十岁的青年，打破陈腐，引领一代新人，掀起思想浪潮，直面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让三十年后的人们回忆品评呢？
今年是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昨天下午【微天下】作为参会媒体去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了为了纪念莫干山会议成功召开三十周年，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这真是一个思想激荡的下午，我罕见的从一开始一直听到曲终人散，茅于轼、周其仁、陈志武、张维迎等各位大拿回忆他们当年对莫干山会议的印象。张维迎说，为什么当年的政府人特别重视青年经济学家的意见，特别虚心，是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对改革是有责任感的，他们不追求什么政绩，他们是真想把中国发展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是互联网，通过互联网大批普通人获得了阳光财富，但这只还是经济上的，从政治上，除了抱怨之外，没有形成真正关注政治与国家命运的氛围，社会精英也没有多少被吸纳到政治领域，那些为了生活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不能算入。
作者：信海光1sina，请关注微信【信海光微天下】
历史背影中的姚依林：一位善于藏势的“政治谋略家”和“经济操盘手”
我原来从未听说过姚依林这个人，也没有专门研究过党史。去年姚氏宗亲会有人找我策划一部姚的传记(2017年是他百年诞辰)，我就上网查了查，这才知道姚是何许人也，尤其查到他竟是“老王”的岳父时，顿时让我产生了好奇。此后，我便查阅了网上几乎所有姚的资料，对其历史地位也作了一番分析，结果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真是不说不知道，说出来吓一跳。我就先简单概括成以下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成为分管经济的副总理，并兼任了国家计委主任，主持编制了“六五”、“七五”、“八五”规划，十三届进入常委，主管经济工作，一直到十四大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后才退下来。姚任副总理这差不多14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重要探索阶段，也是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转型时期，他虽然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决策者，但却始终都是其主要执行者，很多重大经济决策也都是通过他的“下传上达”来形成的。所以，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姚的历史地位无疑是非常特殊的、重要的。
第二，在副总理任期内，姚推荐了很多专业经济人才进入了政府序列，这一点也非常关键，它微观上改变了党对经济工作的传统领导方式，相当于最终形成了一个技术化、职业化的政府经济内阁，我把这个转变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向行政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指导思想是政治经济学，经济是为政治目标服务的，但市场经济转型要求政府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事务，行政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观念转变。由于姚的职务关系，他对此政府职能的历史大转变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2年1月25日，陈云同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中）、副主任宋平（左）交谈
第三，由上述两点，就可推知，姚在政治上无疑也是一位相当厉害的人物，因为在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用人。姚是陈云在经济政策上的代言人，在中共元老里，陈在经济与人事这两个方面是具有很大决策权的，甚至比邓小平的影响还要大，姚深得陈的信任，他在党内的人缘又颇佳，亦能被各派势力所接受，这就是他自己的本事。所以，姚在推荐部长、副部长这个层次上，还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掌权者。姚担任副总理的这14年，是元老们逐渐交班并形成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过程，这一段政治转折历程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元老们设定的政治权力格局就决定了此后中国的大致走向，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姚大力推荐的后来进入核心权力圈的人里，我只提朱镕基、王岐山两位就足够了。这至少说明，姚看人还是很准确的。
但让我更加感到奇怪的是，就是这么一位理论上看来非常重要的党内元老级人物，在网上却很难查找到有关姚的有价值的研究材料，除了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外，根本就找不到姚自己写的文章，也很难找到别人研究他的文章，他就像是一位隐藏在历史皮影戏幕后的“拉线者”，观众们是看不到其身影的。唯一公开出版的一本书就是其堂妹姚锦跟他的访谈录《姚依林百夕谈》，但这本书是以谈家常的形式来进行的，对他的思想谈得不够深入，且只谈到“文革”结束为止，对他担任副总理这段最重要的经历完全没有谈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姚依林
但看得出来，姚本人是想通过这个访谈来表达自己某些思想观点的。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曾是姚的下属，他回忆说：姚的性格就是“老练沉稳、寡言慎行”，“他很少讲话，但所讲必深思熟虑，往往言简意赅，击中要害”。姚属于那种纯粹技术型或事务型的领导人，他很少讲话，也从不写文章，因此他做过什么，内心究竟有何想法、思想，就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这或许是他被研究者忽视的原因，但这也可能恰恰是他所乐见的：有些政治家就愿意躲在幕后，而不愿意在前台表演。
姚依林和朱镕基
现在，学术界对姚依林经济工作思想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所以我下定决心来写一篇探索性的文章，争取描绘出一幅较为清晰的、完整的其个人历史肖像。姚的资料很少，要写一部大传很难，但写一篇小传还是可行的。我逐渐就被这个想法吸引住了，愈发觉得姚是一个“迷”(估计是心理暗示作用)，他是党史、经济史上的一位“潜伏者”，一位不露声色的“经济操盘手”，一位善于藏势的“政治谋略家”。
在延安劳动时期，王岐山与同为北京知青的姚依林女儿姚明珊相恋，后结为夫妇
我认为，如果解开这个历史之“迷”，就会搞懂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究竟在哪，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大传统，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是革命战争时期的管控经济，二是建国后的计划经济，三是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但无论哪种经济形式，其核心结构却是始终不变的，这就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如果不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我们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也就很难真正解决好市场和政府的界限。
所以，要写好姚，关键就是要写出其背后的经济史，他是党内这套经济领导制度历史形成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我称他为“新中国行政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建国后，姚就一直担任财贸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说是经历了新中国历次重大的经济变迁，我希望通过写姚，来把党史中的经济制度变迁大致梳理清楚。
历史的背影渐渐远去，但其幕后的真相从未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