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企进入中国市场时的心态恰如动物园中的动物进入了丛林社会，哪怕本为虎狼雄狮，也变得畏首畏尾，处处以守为主，对中国市场、企业都存在过度的恐惧心，且做法过度保守、不肯放权。这样的心态和做法，恐怕不失败都难。
受日本最大的民间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邀请，笔者月前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创办人、主任张小劲教授一起在东京面向日本企业界做了一场演讲。张教授主要讲宏观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笔者则是谈中日商务合作。
迄今，我在中国多家媒体平台上都开过专栏，内容多涉及日本，但较少写对批判日本、反映日本社会负面的文章。在中日两国民间互信仍然匮乏的当下，这样的姿态不免会招致一些误解，比如有读者、网友会批评我“亲日”，甚至骂我是“汉奸”。
对于这样的指责，我只能哭笑不得。在日本学习、生活几年下来，当然了解日本也存在许多问题，有一些甚至称得上是顽疾。但之所以没有在专栏中过多地批评日本、反映日本糟糕的一面，理由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日本社会存在诸多弊端，但丝毫不影响一个基本事实，即日本在很多方面仍值得中国借鉴、仍是中国不得不重视的一面镜子。台湾有位艺人叫蔡康永，他说“鸡生蛋，但鸡也拉屎，最要紧的是多吃鸡蛋，少理鸡屎，吸取营养。”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我觉得，批评对方时最好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否则难免会沦为与背后说坏话无异，这并非真正的批评，因为真正的批评往往含有希望对方更正、转好的愿望，而说坏话往往不具有任何正面意义。遗憾的是，中日都存在一些人靠此为生。
中日是最佳的互补伙伴
通过采访、安排中日企业家互访等活动，我接触了许多中日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来日本之前，往往期待都普遍不太高，认为日本企业现在值得中国学习的有价值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但考察完，印象一般会大为改观。
若加以粗略比较，会发现中日企业家的思维模式、行事风格都存在很大差异。造成差异的根源无疑是环境，人归根结底是环境的产物，仅就现实生态而言，中日两国企业家可以说是生存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日本如同是动物园，中国则像是丛林社会。动物园中的各群体能和谐共处，即使生为虎狼狮子者也会逐渐丧失原始的凶猛的一面，相应地便是整体活力、进取心渐失；丛林社会虽然更具活力，竞争(虽然是无规则或基于潜规则的)更为激烈，但也出处充满了弱肉强食的残酷。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企业家往往野心勃勃，身上充满着一种狼性，哪怕是30几岁的企业家也往往立志要上市或做到多大规模，对“做大做强”、“上市”等目标怀有一种既美好又危险的冲动。他们对日本的看法也多趋向极端，或谦虚或傲慢，并没有做到等量齐观的平视，这或许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对日本认知的缩影。中国企业家的图景其实恰如高增长期的日本，当时的日本企业家也多是创业一代，崇尚做大做强，但如今则多为职业经理人。
从国民性的角度，邱永汉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一书中称日本人是“职人”，中国人则是“商人”。这样的差异，让中日企业家的思维不在同一个频道、波段内，沟通协调起来甚为困难，但也让彼此之间存在巨大的互补可能。
在一次中国企业家访日中，中国某巨头企业老总说：“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谁投入精力去做技术研发谁是傻瓜！”这样的心态，日本方面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企业家的真实心态。种种原因导致他们更喜欢玩营销、资本运作、政府公关等，唯独对技术研发、工艺求精兴趣不大。
此前，中国企业家更多地是学习日式经营管理，比如所谓的松下、丰田模式等，但如今随着日企地位的相对衰落，对这块的需求在大幅减弱，但对日本技术的需求在升高。我运营了一个中日商务群“若水会”，共有约100位中日商务人士加入，当我问他们何为理想的中日商务合作模式时，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技术研发交给日本人去做，市场营销和资本运作交给中国人做。”
邱永汉也曾提出，日本要想在21世纪继续维持优势，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特长—技术研发。我个人赞同这一看法，但问题在于，很多日本企业并不放心把市场开拓、销售交给中国人、中国企业去做，而是想自己做，更不放心将技术交给中国企业。
的确，造成日方对中国企业深度不信任的原因，与中方自身合同、知识产权意识淡薄有很大关系，我一位朋友最近就刚出版了一本书叫《猛毒中国商务》，里面历数了中国企业在展开国际合作时的种种恶习。
但与欧美企业相比，为何日本企业在华30年只能是不愠不火，这显然也与日企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
比如，日本车企最初进入中国市场时，就曾因担心技术遭窃取而对与中方企业的技术合作很消极，而一些欧美的车企则相对积极得多。如今，丰田汽车在全球销量第一，但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却远落后于欧美车企。
又比如，日本的媒体目前也开始纷纷开设中文网，但做得非常差强人意。在中国业务开展相对较好的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其总编是中国人，而且同时兼任《金融时报》副总编，但这样的做法在日媒是不可想象的。恐怕任何一家大型日媒都不可能委任中国人担任其中文网总编，更不可能让这位总编同时兼任本报的副总编。
这样的现象，在日企中普遍存在，并不限于媒体。一些大型日企的中国现地法人，从总裁到部长、科长，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日本人，再优秀的中国员工往往都只能做到副职。而且，这些中国区总裁在总公司的级别往往异常地低，可能还不够部长级别，手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决定权和裁量权，但凡较为重要的事项都需要向总部一一请示。反观欧美企业，其中国区总裁往往直接对总公司总裁或副总裁负责，若业绩出色往往可以提升总公司副总裁，其工作权限和动力要比日企的中国区总裁大得多。
通过这些屡屡可见的怪现象，仿佛不难窥见日企在面对中国市场、与同中国企业合作时的心态。靠这样的心态、做法在中国市场上打拼，恐怕不失败都难。
唯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总体上，日企进入中国市场时的心态恰如动物园中的动物进入了丛林社会，哪怕本为虎狼雄狮，也变得蹑手蹑脚、畏首畏尾，处处以守为主，对于中国市场、企业都存在过度的恐惧心。
一旦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媒体便会邀请一些所谓的“专家”大肆鼓吹“日本经济不需要中国”、“要尽快将据点移到东南亚去”，而中国的一些媒体也会泛起一些所谓“将日企赶出中国”、“我们可以没有日本、日本却不能没有中国”的论调。在这一点上，中日媒体的品行、以及媒体请来的“专家”们的品格几乎没有太大区别。但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尤其是中产阶层、企业家阶层，对媒体的信任度、被影响度恐怕要低得多。
然而，那些在媒体上鼓吹所谓“要放弃中国，将据点移到东南亚、印度、巴西”的所谓“专家”，有几位真正从事过商业呢？他们对这些地区的市场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调查、了解呢？听信这些鼓吹来做商业决断，是否过于草率？
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一个寓言叫“小马过河”，当狐狸警告小马“河水很深很危险、不要过河”时，其自身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渡河的经验和案例分析，因此河水究竟有多深、小马是否能过河，它实际上是不甚清楚的。那些听信舆论而不敢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恰恰如同被狐狸警告后便放弃过河的小马。
在美国大危机时期，时任总统罗斯福曾有句名言；“我们唯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一种莫名其妙、丧失理智的、毫无根据的恐惧，它把人转退为进所需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这句话恐怕值得当下的日本企业好好理解、体会。
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日本企业充满了蛮勇，先前的调研没有做清楚便莽撞地想进入中国市场，最后铩羽而归后又将责任怪到中国市场如何糟糕的头上。
比如，有一家网络生活信息服务公司，是东证上市企业，两年前想开拓中国市场，来询问我的意见。但我了解到他们公司竟然没有一位中国人员工，勉强懂点中文的是两位员工业余在学中文。我当即劝他们先不要行动，因为中国网络信息服务领域的竞争非一般日企可以应对，而且他们实际上连起码的准备都没做好。但他们还是想试一试，于是派了国际事业部的部长去上海，结果从上海机场至酒店的路上，便被当地司机兜了一大圈、宰了钱。此后的展开可想而知。
日企在华仍有巨大的潜在可能
那么，严格地讲，日企在华是否还有可以开拓的空间和潜在可能呢？这个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其原因可以说有很多，我只说四个趋势。
首先，中国正在快速迈入电商时代。在这一块，中国是“发达国”，日本恐怕是“后进国”。今天的日本可以说是平静如水，但中国却已经如热水般沸腾、剧烈变动。电商的快速发展，将带来商业上的巨大便利，这也意味着日企今后进入中国销售产品的成本将会大幅降低，过去那种不建工厂、销售店不行的局面将被改变，尤其是绝大多数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中小企业，今后有望迎来一个机会。
其次，中国正在逐渐告别“GDP至上主义”。单纯偏重GDP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不可能绕过的关键词。而日本在环保、节能等诸多领域毫无疑问都是世界最领先的，日企在这一块将面临巨大的商业可能。
第三，“影子银行”的处理，这将成为中国金融改革非常关键的一环。迄今为止的中国金融业，并没能很好地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银行贷款过多地导向了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制造业、基础产业因为相对收益率较低，造成中国实业发展严重短板。要将金融往强化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向上引导，这将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经济在今后将有望得到一个相对较好的发展环境，而这正是日本的强项，日本将成为中国不得不效仿的对象。
第四，人口的突然老龄化。这一块无需赘言，日本领先全球的养老业，将在中国的未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机遇。
在这样的潜在机遇面前，鼓吹撤离中国市场的论调是不负责任的。当然，能否抓住机遇取决于日企自身能否真正调整好心态、改善既往的拙劣做法。心态上不积极，做法上不开放，恐怕在中国市场上只能是死路一条。
文/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 蔡成平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著有《柳井正与优衣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