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时代，文化程度这一维度的梯度定式还是变成了婚姻困难的陷阱，它结构性地酿造了两类婚姻困难人群：城市高学历女性和农村低学历男性。
原标题：梯度模式下的“婚姻剩余”析
当代中国的婚姻焦虑，主要是社会转型导致价值多元、道德失范，进而引起形形色色的主观焦虑，诸如为啥结婚、与谁结婚、在哪结婚、结不结婚、离不离婚、复不复婚……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制造了婚姻市场的匹配失衡，客观上恶化了婚姻的社会交换环境，促成或加剧了婚姻焦虑，这样的焦虑可以说是一种客观焦虑。
中国传统中的理想婚姻是家族的门当户对和个人的郎才女貌，门与户、才与貌等价交换。然而今人的统计发现近乎不容置疑：“男强女弱”的梯度婚姻才是当世流行的普遍婚配模式，正是这种婚姻梯度诠释了当今中国城乡的婚姻剩余。
如果仔细地推敲，这种梯度模式其实并未超脱等价交换的传统婚姻法则。所谓男强女弱，主要表现为男性文化程度高于女性。姑且认可文化程度的“高”代表能力上的强，但它基本上是对传统“郎才”的今译。事实的另一面是婚配双方在年龄上往往表现为男长女幼，平均相差一两岁。年富才是力强，年长显然不能视为“强”，关于这一点只要想象一下美谈中的“女大三”在现实婚配中之不易接受便可明了。实际上女性的相对年轻正是她相对超出男性的交换资本，是“女貌”的现实表达。所以，所谓男强女弱的普遍模式仍然未能跳出“郎才女貌”的窠臼。
又有新谈“高富帅”配“白富美”云云，古之“才貌”已然演化为今之“财貌”，男性的才能似已不足挂怀。其实，按今人爱与婚可分离的新观念，这不过是青年男女交友的一种时髦标尺而已，真要终身相托，多数女性还会掂量男方的才情。至于双方共赏的“富”字实际上还是门当户对的一种演绎，因为年轻人大多没有充沛的财源，富不富得看双方的家庭资产。
虽然如此，快速城市化时代，文化程度这一维度的梯度定式还是变成了婚姻困难的陷阱，它结构性地酿造了两类婚姻困难人群：城市高学历女性和农村低学历男性。
打破婚姻平衡的最初动力源自流入城市的女青年嫁入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他们属于农村中的相对精英，但相对于城市居民，平均文化程度还是稍逊一筹。按照郎才女貌的匹配模式，其中的青年女性足以吸引城市中文化程度不高、年龄偏长但握有城市户口的男性。根据上海的婚姻登记统计，目前每年结婚登记中1/3以上是跨省市的结合，其中八成以上是外省市的女性入嫁上海男性。这样一来，城市女性的婚配目标被推挤而平行上移：低学历女性找中学历男性，中学历女性找高学历男性，许多高学历女性便因此失去了可资匹配的对象，精英“剩女”成为一种社会焦虑，应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古训。
有些社会学家不喜欢“剩”字的武断嵌入，以为结婚与否是当事人的主动选择，强说“剩女”有失公允。但是婚姻市场上的人群结构就是如此，愿与不愿，都一定会有人被剩下来。据2010年人口普查，上海25～34岁之间的女性未婚比重普遍上升，比如上海黄浦区30～34岁的女性中未婚比例仍高达17.3%，比2000年提高了一倍多，显然大城市的许多大龄女性陷入了结构性的婚姻困难。
按照婚姻梯度思维，城市精英女性也有一个“高攀”的出口：嫁向境外。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每年确实有可观的涉外婚姻且主要是女性外嫁，但是其数量只相当于外地嫁入女性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九成的剩女不能通过这一途径解决婚姻困难。
除了城市中的精英女性，被剩下来的还有农村中的低端男性。如果说城市中的精英剩女屈身低就尚有回旋余地的话，那么农村中的低端男性几乎无可选择，成为绝对的“剩男”，更有甚者，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化了农村的生男偏好，农村青年男性的绝对剩余量正变得异常巨大。在偏远地区，“光棍村”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景观，有些光棍虽然进了城，但没有能力在城市中寻求姻缘。
快速城市化还在继续，城乡之间的高低两端的婚姻剩余还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婚姻是私人领域的话题，外人无从干预，但是在社会结构偏离常态的背景下，单靠个体努力要突破婚姻困难局势绝非易事。也许我们需要耐心地等待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二三十年后当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再成为社会潮流，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中，城乡差距渐趋弥合，男女婚姻平衡也会得以恢复。但是这意味着要有一两代人的剩男和剩女忍受结不成婚的煎熬，这对社会和谐是严重的损害。
总之，社会结构的快速而深层次的变化正在酿造婚姻剩余的客观焦虑；婚姻梯度是多维的，相互叠加，也相互消解，而单维度的文化程度梯度思维建构了婚姻剩余的焦虑。缓解婚姻剩余的焦虑，既需要调节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不良社会结构，比如提高农村迁移男性的整体素质，也需要转变婚姻困难人群的婚姻观念，倡导多向度的婚姻选择。
作者：丁金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