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新世贸中心）
是什么左右了我们的公共审美？这让我想到丹尼尔先生设计的纽约新世贸中心。丹尼尔先生设计出来一个月后，我跑到纽约试图参与新世贸的重建，花了11年时间，我们将在一号楼建成一个两万平米的中国中心，明年年底开幕。我今天从这个故事说起，通过中国和美国两个故事分享“是什么左右了我们的公共审美”。
911后，丹尼尔设计了新世贸中心，在美国的情绪里有两件事：一件是丹尼尔先生完成的作品，叫记忆和重生。这个重生有方向，即第二件事，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重生不是往共产主义重生，而是往自由重生。9·11前，这个建筑的高度是1776尺，是美国建国的年份，现在为止最高楼也是1776尺。设计的最高楼是自由塔，所有跟这个事有关的钱、发的债券叫自由债券。这楼有两栋大厦120万平米，重建后是7栋大厦100万平米，最高一栋是有点像自由女神的胳膊和举的火炬。其他几个像自由女神的裙摆摆开，晚上看是自由女神的裙子迎着风展开，有旋转、飘荡的感觉。这个设计在当时得到了最高的评价，因为既有美好的艺术形式，同时展示了与自由女神之间的关系，展示了美国人精神世界里追求自由和顽强不屈的精神。
大家不知道，我去了将近50次，从那之后，每次都去朝拜丹尼尔的作品。后来发现不光是我去，美国所有上伊拉克前线的大兵都上那里转一转，踩一点土才上前线。这么好的设计作品今天是怎样的？过去十年里，我亲历了丹尼尔先生这个作品被修改的过程。现在的新世贸中心很不好看，这个建筑不是丹尼尔先生的作品。而是一个由SOM（SOM建筑设计事务所是世界顶级设计事务所之一—编者注）修改以后的作品。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商业的力量。
商业使公共空间的艺术变得扭曲、不美，现在七栋楼都改了。把丹尼尔的说法留下来了，但每一个建筑做完都改得很商业。丹尼尔设计中的最高楼的旋转和扭曲，这种美带来了另外一方面：空间使用上的挑战，经济上的浪费。所以，交给SOM后把这个旋转的地方都改成了方方正正。同时又有一个街道的安全问题，街道的安全需要往后退20、30米，所以楼不能有棱角，最后折中，把方方正正的楼四个边削一下，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楼。所以，第一个是商业的力量，在美国能够使丹尼尔的作品变得不美，可想在中国根本没法弄，这是非常重要的，商业和公共空间作品发生的关系。
第二，意识形态的力量。起初新世贸中心的纽约大厦叫自由塔，但我们当时希望要去做中国中心时，包括靳羽西来北京跟我讲，“你要在美国被本·拉登强拆的地方，所盖的一座最高的楼里，你要在里面建中国中心，这让美国人精神上、价值观上受不了。绝对不能这样，这样做，美国人怎么能接受？把五星红旗插在自由上，对美国人有点挑战。”但随着中国的强大，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发展，也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2009年，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签下来时，绝大多数人发生了变化，这个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勉强说你们可以在这儿做，前提是我们也改变了。这个楼不叫自由塔了，叫WTCONE。叫一号楼，这是意识形态的改变，我们在这个“一号楼”上面放了一个中国中心。即使这样，当时美国的媒体还是在讲“共产党占领了自由塔”。可见，意识形态很重要。早期是因为自由给了丹尼尔先生的灵感，因为自由让建筑和想象空间能够绽放出来。但一旦变成一号楼以后，就被无限地庸俗化了。既然是一号楼，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所有商业的想象力都出现了，于是这边加一点，那边加一点。现在这个建筑周边和北京CBD差不多，完全看不到历史、文化、生长、价值观等。所以当意识形态、价值观发生改变，商业力量会更大规模地进入，于是现在看起来，纽约世贸中心的这组建筑和其他建筑没太大两样。
妨碍我们审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支持审美。当然背后有体制制约。在中国，最现实的是政府管理体制、审批体制。举个例子，我们在天津请一位荷兰设计师设计了非常好的一组住宅，这个设计经过各个机构审批后，变得跟众多城市的房子一模一样。让一群三流的眼光去改一个大师的作品，结果出来的就是一个不如三流水平的东西。
所以，商业的力量、意识形态和不当的管理体制，都会对我们的公共审美造成伤害，我希望这个伤害尽快成为历史。
文/冯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