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国力之盛和经济规模之大，为全球第一，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文/廖保平
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告宣布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被认为象征着食盐专营的废除，但目前来看，还只是许可证管理主体下放到地方而已。
回溯历史，食盐专卖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是管仲老先生的发明。
说起来有一个背景，齐桓公是“春秋五霸”的第一霸，为什么是他第一个称霸，而不是别的诸侯？个中原因相当复杂，但有一条很清楚，那就是齐桓公非常会搞钱，有了争霸的坚实物质基础。
齐桓公搞钱的第一项是“相地而衰征”。不管“公田”、“私田”，一律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征税，使国家的农业税源大增，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
这似乎仍不敷其用，齐桓公问管仲：“财用不足若何？”管仲告诉他，“唯官山海为可耳”。所谓“山海”，意为“山海之藏”、“山泽之利”，主要指藏于大海中的食盐和藏于山岭中的铁矿两项重要资源。 所谓“官山海”，就是官府垄断山海资源，禁止人们开采，“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不吃不行，这种商品的需求弹性很小。齐国将食盐进行国家专卖，等于垄断了一个庞大的刚性需求市场，财富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1000万的总人口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远超过每月30钱的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
就这样，齐桓公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有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汉武帝雄才大略，也想有所作为，他对匈奴用兵，《汉书•食货志》记载，“岁费凡百余巨万”，“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汉武帝急需开辟新的利源以应救急之需，于是搬出了盐铁官营、以税助赋的法家经济政策。帝国将眼光投向盐铁商人，将盐铁资源收归国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产——官运——官销”的盐铁专卖体制。
自120年开始，汉帝国将盐业收入拨归大农（相当于今财政部），并设立大农丞，对盐业进行专门管理，谓之“盐政”。由于“盐政”侵犯了大商贾的利益，遭到反对，作为让步，朝廷给盐商人安排了行政职务或行政级别，成为主管盐业专卖的官僚。这些精于经营的官僚招募人手进行生产，产品按规定价格出售给国家，国家再按人口数量进行统一的有计划的运销贩卖。
食盐垄断专卖给汉帝国带来了巨额收入，“盐利之为利厚矣……。其利居天下税入之半”（司马光语），缓解了财政危机。汉武帝时国力之盛和经济规模之大，为全球第一，国有经济支撑起汉武帝穷兵黩武的野心，实现了他的雄才大略，而民营经济却一片萧条。
武帝去世后，始元六年（前81年），汉昭帝主持盐铁会议，以代表民间资本的贤良文人（实为豪强大族）为一方，以代表官方的御史大夫为另一方，围绕是否要废除盐铁专营、酒类专卖等展开辩论。
这个辩论会出现的本身，说明国家与民争利受到民间反弹，但官方代表说，国家垄断经营可以打击牟取暴利的富商，缓解分配矛盾，“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要是让商人发财，就容易兼并土地，土地一兼并，自耕农消失，流民增加，社会矛盾激化，国家就不稳定了。 这次大辩论被纪录下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部经典——《盐铁论》。
唐宋时期食盐专卖进入一个高峰期，为了确保“食盐财政”、“国家支柱产业”不受损害，唐朝廷规定“盗鬻者论以法”。贞元时规定，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宪宗时又规定除刑罚盗盐者外，“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即，偷盗、私贩盐一石（约120斤，约一麻袋）处死，甚至左邻右舍都受诛连。
宋代更严厉：私自贩盐十斤者，处死。难怪宋代人说：“国家征榷之法密于前世，无一目之漏、一孔之遗。”
不过，唐宋时期民间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作为让步，国家在直接专卖外，增加了入中法、买扑法、抽分法等间接专卖，让民间资本从食盐垄断经营中沾染利益。从形式上看，政府不再直接官产、官运和官销，准许商人贩运专卖商品。但前提仍然是国家掌握着专卖权的管理发放，只是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松开一点垄断权，让一小点利于民，没有特许经营牌照的商人仍然不得涉足专卖，本质上还是国家垄断。
明清时期，国家仍然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食盐专卖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大大弱化。据学者研究，清朝时期，盐利在财政中的地位已从唐朝时期的“居赋税之半”，下降为仅占财政总收入的8.22%。
然而，盐利地位下降并不代表国有经济地位下降，而是国有经济的大头转移到新兴产业上了。譬如晚清洋务运动中，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军工和民用工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利润奇高，成为财政的重要来源。
看起来，食盐垄断经营，是为了民众能有太平的生活，但事实上，在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食盐专营并非如预期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由于被具体执行的官僚集团“内部人控制”，食盐专营肥了部分利益集团。正如白居易诗云，“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食盐专卖成为制造腐败、破坏公平、伤害社会道德的渊薮。
作者：廖保平 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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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提问
他为何独独非要消灭匈奴呢？真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答：这个问题，用蒲松龄小说里的那个故事就可以回答：当你在野地里遇到狼跟随的时候，靠一味的给狼送肉，能否就熄灭掉狼的杀心？显然不能！割肉喂狼的结局，只能助长狼的贪婪！
同样的道理，放在西汉身上也是一样，面对凶残的匈奴，屈辱和亲换来的和平，绝非高枕无忧，相反是黄金一般宝贵的休战期。
这里首先纠正一个被宋代以来，好些文人们误导的错误：并非是汉武帝登基以后，废除了汉匈和平的“和亲政策”主动发起对匈奴的战争，而是在汉匈和亲的六十年里，尽管汉朝付出了屈辱的代价，但战争其实一直没有停止。匈奴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汉地的侵扰。
比如在号称汉朝国泰民安的“文景之治”里，后人大书特书汉王朝钱粮满仓的盛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大汉朝北方国境线，万千军民的屈辱血泪换来的。从汉文帝至汉景帝时，匈奴人只要闹灾缺钱，必然大张旗鼓窜犯汉朝边境，先一顿烧杀抢掠，然后再狮子大开口，勒索汉朝一大笔钱粮。如此无耻局面，正如西汉名臣晁错的感慨：匈奴人小规模侵犯就能获得小利，大规模侵犯就能获得大利。按照现在话说，就是把汉朝当做提款机！
没有任何一个有尊严的民族，能够忍受这种“提款机”般的屈辱，那些反对汉匈战争的人物，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满嘴大道理下，深藏的却是可怕的私心：反正离战场远，杀人也不是杀自己家的人，自然有倒霉老百姓给我挡刀。什么屈辱和亲，别耽误我自家的高官厚禄就行！
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王朝的政策，就反而被这些满怀类似心思的“精英”误导，最后蒙受屈辱的结局。那些大言不惭怒骂汉武帝穷兵黩武的人，更应该去匈奴人的马刀下体会滋味！
因此，到了汉武帝执政时代，与匈奴的彻底开战，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最重要一条：反击匈奴的条件，历史性战胜匈奴的机遇，在汉武帝这一代，早已条件成熟。
事实是，从汉文帝年间开始，一直到汉武帝登基时，西汉王朝皇帝换了三代，但有一件事一直没变：一直按照汉文帝时代青年俊才晁错的《言兵事疏》的策划，进行反击匈奴的沉默准备！而到了汉武帝在位时，当年晁错在《言兵事疏》里的两大蓝图，已然开花结果：西汉王朝已经通过苦心经营，组建了足以与匈奴争锋的骑兵部队，而西汉王朝的军工科技，更取得重大突破：炼钢技术广泛推广，汉军的装备更新换代，早已武装到牙齿！
所以，在汉武帝时代，昔日匈奴引以为自豪的“弓强马快”，在与西汉军队的正面对撞中，优势早已大大缩水。后来汉匈开战，相当多的重大战役，并非像好些电视剧演绎的那样“以多打少”，相反常是装备精良且人数少的多的汉军，追着人数多的多的匈奴军打。直线飙升的战斗力，已远非白登山上被包围的汉军可比！
因此，在汉武帝时代，西汉选择向匈奴开战，就成了一个水到渠成的选择。更因有天生坚强的汉武帝，哪怕在满朝文武集体反对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了开战的抉择。尽管在他的晚年，对待匈奴的战略抉择和人员安排，出现了重大失误。但是在位五十四年，终其一生的对匈奴战争，已经彻底将匈奴打掉半条命，为汉宣帝彻底收服匈奴奠定了基础。
以这个意义说，汉武帝不愧为华夏民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