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传授知识已远远不够，教师还要从自己接受的严格训练——包括学术上的训练和道德上的训练——出发，使学生掌握“判断”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简单积累。
■常江
近日，从电视台转行七尺讲台的前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一次采访中吐槽：在大学教课，比在电视台还忙，有点后悔不如接着当主持人。他的“苦恼”来自新技术对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和知识结构形成方式的改变：第一次备课用了三个月写教案，后来去网上查找，发现自己想说的网上都有，“当时就崩溃了”。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对崔永元的苦恼感同身受。仅从“传授新知识”的角度看，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恐怕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难道不是吗？如今，所有的大学生都是在互联网的浸润中长大的，他们善于接受和使用各种新的技术去获取新的知识，毕竟比起他们的老师来，学生们有更锐利的头脑和更多的闲暇时间。
对于讲台上的教师而言，这一切自然成了严峻的考验——因为听到过学生抱怨现在课堂上教师们使用的案例“太老太旧”，我强迫自己每天晚上睡觉前用至少一个小时去关注实践领域的最新动态，并且坚持阅读欧美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即使如此，在授课时仍很辛苦，因为学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些我在自己的学生时代遇到过，有一些则是完全属于“九零后”的新问题。而且，我不知道自己对新事物持续关注的兴趣能够持续到哪一天，毕竟我们会越来越老，而一波又一波的学生会永远那么年轻。
最近看过太多唱衰大学教师的论调，也时常遇到这样的提问：有没有后悔选择这个职业？回答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因为仿佛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想清楚自己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它能够带给自己巨大的满足感，还是因为这个职业在自己眼中能够给别人提供更多的帮助呢？如果在互联网的时代里，每个年轻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任何知识，那么我们这些大学教师是不是应该放弃，让自己完全退缩到纯粹的“学者”角色里？
不过，互联网已经无远弗届，但大学教师职业至今仍未绝迹，难道不是么？而且，据我了解，具有国际化视野和高超表达能力的教师仍是一流大学中的抢手人物。
我问一个学生，既然我讲的这些你都能在书本和网络上看到，为何还要选我的课？他的回答是：我希望能有一个我信任的人告诉我应当如何做出判断。来自学生的回答让我温暖也宽慰，但也毫无疑问地为我的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仅仅传授知识已远远不够，教师还要从自己接受的严格训练——包括学术上的训练和道德上的训练——出发，使学生掌握“判断”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简单积累。
对大学教师的种种苛责，也大多忽视了另一个事实——一个更直白的事实——那就是青年大学教师的收入其实与他们的工作强度以及他们所背负的社会的期待不成正比。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35岁左右的北京地区重点大学教师每年的工资大约是4万元，低于这座城市里同龄人的收入水平，因此“青椒”们常以“工蜂”自嘲。当大部分教师需要把大量时间用于各种兼职工作才能勉强养家糊口、过上不是毫无尊严的生活时，又如何奢望他们把足够的心智和精力用于教学中？
当然，我以大学教师的身份，为自己的职业“鸣冤”，恐怕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只是，当社会舆论借助崔永元的类似言论而不断加深对这一职业的苛责和误解时，总要有一些人指明问题或许出在很多地方，而不仅仅是教师本身。事实上，崔永元远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典型的大学教师，在这个行业中有太多人过着比他艰辛得多的生活，而且他们没有宣泄情绪的空间和相应的话语权(好吧，也许在这个层面上，我也不能算是典型的“工蜂”，毕竟我还可以在报纸上写评论)。
我想表达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职业可能存在的问题，都有复杂的社会动因，将一切责任推到个体身上，实在简单粗暴了些。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怀着师者与学者的梦想努力在这个行业中挣扎生存，在怀疑他们对职业的真诚之前，不妨想想他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作者：常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