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轨门”火了几天，相信社会情绪正沿着“我们期待”到“我们讨伐”的常规路线，奔向“我们厌倦”的尾声。在狠狠消费过之后，人们开始感到五味杂陈，要不要这样大做“文章”啊，做到人家公开认错了，做到家人出来恳求媒体“领导”了，还不放过文章。不少反思已经在剑指媒体的“过分”和“越界”，就对媒体伦理的伸张而言，这样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毕竟教科书上的原则是遥远的，身边的实例才是可感的，只有在一次次有关真实案例的社会讨论中，媒介行为的边界和准则才能在实践的摸爬滚打中慢慢建立。
然而这个事件中，我觉得更需要澄明的一个问题不是媒体可不可以做“文章”，以及应该怎样做“文章”，而是类似“文章出轨”这样的娱乐新闻到底还算不算新闻，还能不能适用目前通行的对新闻业的理解和期待？曾几何时，娱乐新闻还叫文艺新闻，是新闻大家庭中一位让人耳目一新的成员。1957年，新华社报道越剧名角范瑞芳和袁雪芬家庭生活的新闻《“梁山伯”结婚了》就曾引起过争议，《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后收到了几百份责难信，风波最后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当时正逢毛泽东在南方视察，听上海市委汇报了此事后认为即便是党报也不能天天都讲上甘岭，讲讲丈夫、蜜月也可以。有此指示，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带有一丝丝“娱乐”气质的报道终于登入党报新闻的大雅之堂。再读这段“旧闻”，真有“隔世”之感。风水流转，也许新闻业需要再一次考虑该如何安放娱乐“新闻”了。
文章出轨门事件，最出风头的是媒体。跟拍八月踢爆地下情的首席娱记大谈狗仔队也有新闻理想，创造了“周一见”网络奇观的某周刊主编声明“警告所有婚外情男人”的道德意义——正是这种宣称让我觉得新闻业有必要重新做一个切割，别让新闻陪绑“星闻”了。新闻的价值基础是公共性的，它为了公民而存在。新闻调查中也时有跟踪、偷拍和卧底，但它的伦理天平上总有一个有分量的砝码——为了公众福祉。而“星闻”呢？我绝不否认“星闻”有它的存在理由，它甚至比正儿八经的新闻更引人关注，但它的基础是大众性的，它为了满足社会心理而存在。众人看娱乐报道和追星的心理是一致的，明星的一点蛛丝马迹，牵动着众多粉丝的爱恨情仇，但人数再多也无关公共利益。所以在“星闻”中谈新闻理想，我总觉得十分怪诞。
我们不可能不要娱乐。看到网友在微博上的神回复“媒体拿文章的文章做文章，文章发怒不让媒体做文章的文章”，我也笑翻了，无法想象该怎样让这场全民娱乐“严肃”起来。其实，随着媒体功能的日益多元化，从“新闻”延伸而来的诸多条框已经越来越hold不住了。比如，如果按照新闻专业的标准来衡量各大网站的娱乐“星闻”，满眼都是标题党，有多少能符合新闻采写的“核实”要求？就拿文章事件而言，一条“姚笛打胎”的三无牌信息广泛流传，是真是假，谁还关心？与其让这些信息以新闻之名滥竽充数，还不如早行切割，各自正名，所谓名正才能言顺。
社会需要话题，众生需要八卦，这大概是人之本性。“星闻”之钱途光明是可以肯定的。“星闻”不是新闻，不能用新闻的标准来要求，但是盗亦有道，“星闻”是将明星生活公之于众的信息，它本身就是走在危险的钢丝绳上，赌的是明星自身因为追求人气而对媒体的天然需要，而非新闻司法判例中出于公共利益目的对公众人物隐私的让渡。文章发狠话说“陪玩到底”，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公民隐私权保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十分薄弱，只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两条规定涉及“隐私”。实际上，当我们已经处在一个随时围观也可能随时被围观的透明时代，从这场全民娱乐中反思一点保护性措施，比如如何加强隐私权保护，这才是踏踏实实的底线。
作者：南京大学教授 王辰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