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市民在杭州车管所汽车城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里选取车牌号，新华社发。）
在历经半年传言之后，3月25日，杭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从3月26日零时，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需通过“摇号”或“竞价”的方式取得。继北京、上海、广州、贵阳以及天津之后，杭州成为我国第6个宣布限牌的城市。与此前广州、天津等地一样，杭州市关于机动车限购的消息刚一放出，当地车市就呈现出“热火朝天”的抢购局面。
杭州政府此次“小客车总量调控”，表面上看，限制的是拥有汽车的权利。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开私家车显然比坐公交车，更大程度的占用了道路，所以，取得牌照，实际上是取得更大的使用道路的权利。限牌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分配道路权利的机制。
分配之前，必须先进行排它，所以，杭州同时出台了严厉的限外政策：对非浙A牌照车辆，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在“错峰限行”区域范围内和城市高架道路“全号段限行”。限外政策是必然的，因为如果不限制外牌，本地牌照就没有独特的使用价值，拍牌与摇号都变得没有意义。
“排它”使本地牌照成为特定路权的唯一许可证，接下来就是分配路权，即采取拍卖牌照的方式，把“路权”这个准公共品以“俱乐部”会员方式进行分配，从而提高用车成本，控制汽车总量。
最终政策使牌照具有了独特的使用价值：能使车合法的在路上跑，不管怎么使用，都不会折旧，因此也具有了价格。有了价格就可以转让，而且，随着城市发展，还会不断涨价。这个时候，牌照就变为一种资产。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
首先，是效率问题。由于车牌可转让，往往还有预期中的价格上涨，人们就变得对车牌价格不敏感，甚至预期在未来通过转让获益。这与以价格机制来限制人们购车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俱乐部式的分配方式，虽然划定了一个小范围人群，但在这个小范围人群内却没有具体的分配方式，是一个公共品。于是，在这个小范围内，人们对路权并不珍、慎用，虽然减少了车的数量，但并不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其次，是公平问题。道路的供给是以公共土地和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是准公共品。限牌之后，前人在车牌未引入拍卖机制，或者车牌价格尚低之时就购入车牌，随着城市的发展，车牌价格上涨，后进入的人，需要更多的付出或足够幸运才能获取牌照，导致明显的代际不公。
一个既效率不高、又欠缺公平的政策，迟早要退出，但问题是，这个政策本身就存在退出障碍，有很高的退出成本。
车牌资产化，使拥有车牌的人有了一个额外的资产，随着牌照制度的多年执行，拥有这个资产的人越来越多，需要退出这个政策的时候，这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就会出来阻止这个政策。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天津的出租车，随着出租车数量管制政策的施行，拥有出租车牌照的人获取了巨大的资产，当城市发展，管理者想增加出租车数量的时候，这部分人就会出来激烈的阻止，导致天津出租车行业的巨大困境。再如香港的楼市，当房产成为大多数人的最大资产的时候，虽然他们的儿孙也要买房，但房价已经绑架了所有人，没人能够承受房价下跌的风险。
显然，不管是从提高效率，还是公平性而言，还是从政策的退出看，拍牌与限牌都是不是好办法，而提高驾驶汽车的成本，或退而求其次，提高拥有汽车的成本，是一个更好，更公平的办法。最最简单的，就是对拍出的牌照的有效期做出规定，这样就可以剥夺掉牌照的资产性，使拍牌没有投资意义，仅有消费意义。
政府出台一项政策，相关管理部门的官员不但会出国考察，也会做一些研究，还有行业内的翘楚专家智囊，但奇怪的是，我们看到的却几乎是一个最坏的选择。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现实似乎提供了答案。
广州调高停车费之后，伤害了一部分市民的切身利益，他们也站出来激烈反抗。而反观限牌政策，虽然也提高了一部分人的购车成本，但是，当人们有“车牌迟早会拍卖，而且以后还会涨”的预期存在，人的选择就会是尽快购买车牌，甚至购买更多的车牌——就有传言，有人为了屯车牌，购买了上百辆极其便宜的微型汽车。
实际上，这种行为非常理智。先购入车牌，价格便宜，且没有使用期限，当车牌的价格在10年、20年内分摊的时候，成本就被摊得非常之薄。按广州1万多的价格计算，20年，每月的成本也就50元，上海7万元，每个月的成本也就350多元。但是，在这10年、20年中，车牌的价格还会不断上涨，后来者更难进入。这一方面意味着道路被先进入者更多的占有了，同时，先进入者也可以高价出售牌照。某种程度上，这就变为市民与政府共谋，压榨后来者。但后进入者，或现在没买车计划，或还在学校没毕业，没有强烈反对的意愿。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市民对两种政策的不同反映。而政府为了实行一种易于推广的政策，也就会选择这种共谋，用后进入者的利益来游说先进入者。
那么，如果牌照政策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与市民的共谋的话，这个政策本身就注定是一种竭泽而渔的政策。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公共治理中，没有一种为不在场的人发声的机制。为子孙后代着想的良知是一种理想状况，但是，人性之善并不牢靠。实际上，这种为不在场的人发声的机制早已存在：当社会中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反对力量的时候，为不在场的人说话，就会成为这群人的政治使命。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