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子文:香港的黄金年代尚未到来

为香港导演许鞍华新片《黄金时代》举办的一场沙龙上(《大家》联合主办),编剧李樯在回答“明天会更好吗”时,显得颇为尴尬,这么大的问题,怎么可能用一两句话做结。但他想了想,还是回答说,我只知道萧红他们经历过自己的黄金时代,至于我自己生活的时代,好与坏并存,互相纠缠激荡。黄金时代,大概永远是指已经过去的和还没到来的。明天会更好吗,我不敢说。

这是诚实的回答。在沙龙前,我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并且,因为是作为香港嘉宾,还问到与香港有关的问题。在与香港一海之隔的深圳大梅沙美丽的海滨,我也诚实作答。不过我的答案,比李樯乐观。

问题是这样的:香港就像当年《泰晤士报》上所描述的那样“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一样,它所处的特殊的环境和氛围让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们心中或对“黄金时代”或对“自由”的向往的映射,就像我们对港片的迷恋。您认为香港社会的哪些特点造就了香港的“黄金气质”?由此而来,一个“黄金”的时代/地域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当下也充斥着有关香港社会的种种矛盾论述。您也写过很多对当下香港社会的思考,您认为当下香港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明天会更好吗?

我知道访问者为准备问题做过功课,至少浏览过近期的香港新闻,还对香港传奇有着美好的想象。但是香港以“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真的造就过“黄金时代”吗?

的确,从一个贸易自由港,一个有一百多年时间无需边境检查、来去自由的中转站,一个筚路蓝缕、华洋杂处的难民社会,发展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确实有过经济的繁盛,甚至因为邻居的封禁和闭塞,而盛开过中国文化的凋零之花。但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都越来越不由自主的情况下,一个人人自由自在、事事欣欣向上的黄金时代(如果真有黄金时代的话,这是我希望它所包含的),远远没有到来。

自由和法治互相依傍,达成香港的良治。不过,这知是最近四五十年的事。麦理浩治港的七十年代,被誉为香港的黄金十年,包括廉政公署、都市开发永久保留郊野公园在内的社会治理措施纷纷推出,有魄力,有远见。不过,这些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好制度,却可能倾塌于一日。如今的香港新闻让百姓瑟缩,君不见,今天是廉政公署专员涉嫌超标公款招待内地官员,明天政府放风,郊野公园可以变更用途盖楼。基业尽毁,是分分钟的事。

可见,依赖良(人)治(港)已经不合时宜了,良人终究是靠不住的。大到“顶层设计”小到福利政策,现有制度已经提供不了协商并达成共识的平台,也不再有人有足够的“威信”让众人信服自己的改革。大家误以为,普选(无论特首还是议员)是建制派和泛民派利益分配的游戏。

其实,当下香港社会之剑拔弩张,恰恰因为没有将选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落到在政治经济的框架内,以至于有纳税人/公众人士,而无选民/公民。没有争取选民利益的目标,不论理念价值之争,还是党派利益之争,都是无的放矢。一个好的民主制度,真正的价值在于不管是谁上台,都被公共/选民利益所紧紧捆绑约束、监察检验。在大小政策的决策天秤上,经过震荡摇摆之后,摆幅终会越来越小,到最后,分辨不出什么党派色彩,不管特首是来自泛民还是建制,都没有什么分别。

“借”不是放任不管的借口,“还”也不等于药方。过去五十年,因为不断变革,香港有了进步。如今,五十年不变,谈变色变,还能进步吗?

缺乏安全感,显然是当下香港社会最大的焦虑。面对大国崛起,满世界找不到悠闲的人,这是香港的心痛。心痛,所以心事重重,所以灰心失落。大环境小生活绑得紧紧的,大家被特定的情绪绑得紧紧的,不再有奇思妙想,不再有清凉的智慧和淡定的坚持。

同样是“好与坏并存,互相纠缠激荡”,但对于香港,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沉默的大多数,看得到,听得见,可以走出来,互相守望底线。困境让更多的人清醒,虽失望低落,但知道更加不能绝望放弃。

醒了就不能再装睡,这是我对香港乐观的理由。或许,这样的年代才真是有“黄金气质”的。

(繁花锦绣的香港夜景)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柴子文,专栏作家,文化评论人。先后供职于《南方周末》、《亚洲周刊》等媒体。现供职于香港某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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