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会见了欧洲科学院院士及德国柏林博兰登堡科学与人文院院士、北京市战略科学家、北京工业大学全职教授Peter Deuflhard,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全职教授Rolf Moehring,美国宾州大学教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著名数学家许进超,并就由Peter Deuflhard院士领衔组建的北京科学与工程计算研究院如何更好地为服务北京做贡献进行亲切交流。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闫成、市编办副主任孙仕柱、市教委副主任叶茂林、市科委副主任朱世龙、人事局副局长任建新;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郑吉春、校长郭广生参加了会见。
苟仲文书记对Deuflhard院士及其他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北京市的教育事业需要来自全世界的优秀专家、学者的支持,需要与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相互融合,以解决北京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苟仲文书记表示,希望北京工业大学可以引进更多的像Deuflhard院士及其团队一样优秀的学者加入,同时也期待着学校和学者们的工作顺利开展。
Peter Deuflhard院士表示,学术与应用相结合的人才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关键。此次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依托,组建北京科学与工程计算研究院,不仅能在学术领域体现较强的学科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此为平台在交叉学科开展相关研究,解决城市交通、工程、生物计算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会见中,北京工业大学校长郭广生向苟仲文书记汇报了北京科学与工程计算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情况。北京科学与工程计算研究院旨在结合北京市的重大需求及相关领域,如交通问题、环境问题、医疗技术问题,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工作,同时培养高层次、国际化的数学及相关领域的创新人才。在北京市政府及相关委办局大力支持下,北京科学与工程计算研究院的相关工作稳步推进,已开展城市交通优化、航空发动机和人工心脏的数值模拟等方面研究工作。
苟仲文书记听取了汇报,并就北京科学与工程计算研究院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提出依靠“京校十条”等新政策加强机制探索、以实用为基础探索有特色的学科、善于将优势运用到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之中等建议和意见。市委办局负责人也表示,对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新型科研机构、建立北京科学与工程计算研究院给予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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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仲文,男,汉族,1957年6月生,甘肃镇原人,197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参加工作,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号、电路与系统专业研究生毕业,工学硕士,在职研究生毕业(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管理学博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第二十九研究所工程师、二室副主任、主任,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第二十九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第二十九研究所副所长、部科技与质量监督司副司长,国家电子工业部、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主任兼党委副书记、书记。
2000.10——2002.03,国家信息产业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2002.03——2008.03,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08.04——2012.10,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12.10——2013.07,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
2013.07——,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工委书记,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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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忠奸分明的秦桧和岳家军放在一起时,即使三岁孩童都会不假思索直奔主题声讨汉奸。但假设换作是顶着“改革家”头衔的王安石也要动岳家军时,在激烈问候王安石之余,有多少人愿意做个独立思考的人,去探究一下他这么干的原因?
当然,北宋的王安石不可能去干预南宋的岳家军的军务,但王安石的改革却也曾同样被指“祸乱天下”以致民怨沸腾。而在眼下,以改革派示人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也有点谤满天下的意思。他坚持取消了“中国体育梦之队”国乒总教练的职位,而功勋总教练刘国梁虽然升任乒协排名第19位的副主席,但这一调整却被视为“明升暗降”。于是,国乒选手们用退赛和微博刷屏来力挺刘国梁,一时间,舆论也铺天盖地斥责苟仲文是乱弹琴、瞎指挥、耍权术,但同样是这拨媒体,几个月前,当苟仲文力挺姚明出任篮协主席时,他们却在称颂中国体育的春天来了,还赞叹苟局长思路清晰、魄力十足。
▼国乒队员和教练发微博刷屏:“这一刻我们无心恋战……只因想念您,刘国梁”
事实上,自从苟仲文到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以来,他倡导最多的就是专业人干专业事。也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出现大量破格重用专业体育人的新气象:李玲蔚升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姚明出任篮协主席、郎平出任排协副主席、王海滨出任击剑协会主席、李琰担任滑冰协会主席、申雪担任协会常务副主席……就此,一批体育明星得以出任此前按惯例只能由副部级领导担任的协会主席。可为什么这次他却一反常态,把带领国乒已经长达14年、实力早已毋庸证明的总教练刘国梁给“明升暗降”了呢?更何况,体育总局历来崇尚“金牌免死”,只要你能夺金牌、奏国歌、升国旗,有问题的也都没问题,没问题的更要加官晋级,那苟仲文此番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跟最受瞩目的国球过不去?
显然,有姚明、李玲蔚这些案例在前,说苟仲文外行管理内行、故意折腾体育人才的说法可以休矣。那剩余的就是,这次国乒风波究竟是属于权术斗争还是属于改革不可避免的阵痛呢?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这都凸显出体育系统管理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体育总局在决策时显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和后续安抚工作,如今落得狼狈不堪、深陷舆论洪流,无疑需要反思。
▼姚明出任原本只能由副部级干部才能担任的篮协主席
自古以来,改革者向来难获善终,自然更难获善名。商鞅车裂、吴起伏尸、范仲淹三度贬官、王安石千夫所指、张居正死后抄家且险些鞭尸……此外,这些改革派还多与同时代的忠臣贤者交恶,百年之后还免不了被太史公记上一笔:“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改革从来都不是过家家,动祖宗之法必流血。这决定了改革者往往性格强势、手腕强硬,所以人缘风评也多不佳;改革必有阵痛,嘴上喊改革时大家都喜欢听,但事到临头大多数人都不愿改变自我,所以真正力挺改革的往往是少数派;改革初衷虽好,但若用人不当必致路线走样,就算坚持到底,其改革方案也很难尽善尽美,所以改革失败风险很大,而且随时可能被反攻清算。有此三条,改革几乎就是条不归路,但还是有人义无反顾踏上这条不归路。
▼苟仲文在两会的“部长通道”接受媒体采访,被视为体育改革家
不到积重难返时妄言改革者往往下场惨烈,而待到颓相尽显时才想起改革则往往已于事无补。国乒眼下固然成绩辉煌无比,刘国梁更是深得人心,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举国体制的基础之上,而举国体制虽夺金无数,但于群众体育并无多少益处,这也丧失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真谛。而且,三十年来,举国体制早已弊病尽显,必须及早割除。更何况,国乒虽好,却难遮掩国球运动发展的问题,乒超联赛不能崛起,繁荣的只是国乒这一支队而非国球这项运动。新一届体育总局领导班子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力主用民间协会取代举国体制来主导体育发展,试图在未来达到用群体运动的根深叶茂来养护国家队金字塔的效果。
此番,国乒队员为维护国乒稳定而断然兵谏,道义可嘉;另一方面,总局全面推进协会实体化,乒协也不能置身事外。双方都大义凛然。当此之时,既要强调服从大局,但也必须注意方式方法。改革若只强调方向正确而不注重落实措施,反倒会贻害无穷,让更多的人怀念因循守旧的日子,这也是王安石、范仲淹骂名滔天的部分原因所在。
▼刘国梁亲吻爱徒
所以,此番双方都需冷静,于国乒而言,小道理需要服从大道理,国乒眼下虽好,但从长远计,应配合中国体育协会改革的大局;但于总局而言,体育管理需要注重其特殊的管理规律,改革切不可冒进,强求一步到位。而在改革中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应冷落功勋,寒了众人的心。刚柔并济,方是治道。
眼下,双方都已重新反思,以寻求更温和的解决之道。而对于你我吃瓜群众而言,只要能意识到此番国乒风波的根源并非乱弹琴瞎指挥的官僚主义,这就善莫大焉了。至于下面的这数千文字,旨在简略剖析过去三十年国家体委改革的中断和重启背后的故事,重点探讨此番国乒风波体育总局在落实改革措施时的不足之处,尤其是在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巨大压力下,乒协改革是否应该从缓从轻?唯有兴趣者择而读之。
金牌至上致体育改革中断16年 苟仲文重拾伍绍祖遗志
国乒兵谏,举国震惊,苟仲文这位经过大半年努力才被体育界奉为改革家的体育总局局长又在一夜间被打回“不懂体育、瞎指挥”的原形。在想当然就去攻击其乱弹琴之前,其实不妨花上五分钟先了解一下他的为人处世风格。苟仲文1957年6月出生于甘肃镇原,大学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自从政以来,他给人的一贯印象就是“愿意干事而且敢于敢事”,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颇富独到见解并且做事雷厉风行。
▼苟仲文
在国家信息产业部(即现在的“工信部”)任职时,他以极大魄力推动了隶属信息产业部的赛迪科技进行股改,赛迪科技旗下的赛迪传媒也就此得以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A股上市的平面媒体。在北京市出任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教育工委书记期间,他推动北京市教委进行大力改革,2013年北京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公布中考、高考改革方案的省市。2014年他又推动中小学教改,取消择校生和企业与学校共建模式,建议学生就近读书,这对当时被爆炒的天价学区房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降温,但也被指过于喜欢用行政指令干涉市场行为。
简而言之,苟仲文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一方面让其工作充满亮点,但另一方面也给其带来了不小的争议,不少人戏称其是“苟大炮”,认为其性子太急,改革思路不够周全。但苟仲文这种敢想敢说敢干的风格还是赢得了高层的赏识,于是2016年5月,已经59岁的他获得“压哨升迁”,晋升北京市委副书记,而短短不到四个月后,他又被考察确定为新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并在11月正式晋升为正部级干部。就这样,他一年内完成了两次晋升。
苟仲文这位非体育科班出身的官员之所以被提拔为体育总局局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层希望借助其来推动早已僵化的中国体育管理体制重启改革。众所周知,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在1952年成立时,其实有两大工作重点:抓好竞技体育成绩和推广好全民健身运动。但在不同阶段,全民健身运动受到的重视程度却大不相同,这也也导致国家体委管理体制的改革时断时续,以致于后来连不少体育官员都只知道争金牌而忘了推广群体运动。
1952年,高层曾亲笔为体育系统写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这充分体现出当时体育工作的重点首先应该是发展全民健身运动,这也是体育运动的真谛。但自从1980年代中国重返奥运会后,国家体委的工作重心越发朝着奥运竞技项目倾斜,而投入到全民运动中的资源却乏善可陈。虽然中国夺得的奥运金牌越来越多,但全民身体素质却一度处于下降状态,国家体委显然有舍本逐末之嫌。
▼国家体委的使命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而不能只是夺金牌
国家体委在1980-90年代的内部架构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国家体委当时下设六个司分管竞技工作,但只有一个群体司来分管群体工作。在六个训竞司中,训练竞赛一司分管军体项目,包括航空、无线电、现代五项、击剑、马术、跳伞等项目;二司分管球类项目,包括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棒球、垒球等;三司分管田径、游泳、跳水项目;四司分管射击、射箭、举重、摔跤、柔道等项目;五司分管冬季项目,包括花样滑冰,冬季两项、短道速滑等;综合司是负责所有项目的运动训练、竞赛计划的审批和总体项目的发展布局和规范,以及举办大型运动会的组织工作。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在进行顶层规划时有意将国家体委取消,转而把体育管理职能授予教育部,从而加大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力度。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通过斡旋让其收回成命,但他也就此开始强化对全民健身运动的扶持力度,并加强对国家体委内部架构进行重新规划。
▼1998年,国家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
在伍绍祖的推动下,不仅《中国体育法》、《奥运争光计划》得以颁布,就连《全民健身计划》也顺利出台。而在内部架构方面,国家体委推出《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开始裁撤掉各个训竞司,转而按照运动项目设立篮管中心等多个运动管理中心。在国家体委层面,只保留了办公厅、政法司、群体司、竞体司、宣传司等14个行政职能部门,而诸如足管中心、篮管中心等运动管理中心则“降格”为事业单位。同时,这些事业单位还成为各自运动项目协会的常设机构。
虽然只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但从机关性质上,这确实让体育管理机构从行政性质弱化成了事业性质,未来则有望彻底变成民间社团性质,从而让体育运动真正实现社会化、全民化。正是在体育管理逐步去行政化的大背景下,1998年,国家体委也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
在完成体育管理机构由行政编制转向事业编制后,伍绍祖原本有意进一步推进改革,让单项体育协会与运动管理中心实现脱钩:运动管理中心制定运动的发展政策,而协会则负责执行政策,具体主抓各个单项体育的管理工作。长远目标则是裁撤掉运动管理中心,由协会负责各个项目的全面工作,国家体育总局的各个司在政策角度予以指导即可。
▼2000年,在中组部宣布体育总局局长更替的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第一任局长伍绍祖(中)与新任局长袁伟民(左)、新任党组书记李志坚(右)握手
很遗憾,因为一个特殊状况,伍绍祖不得不在2000年被调离。于是,副局长袁伟民匆忙接棒。在四年多的任职时间中,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放在备战两届夏季奥运会(2000年和2004年)、申办北京奥运会(2001年)以及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所以,在体制改革和发展群体运动方面,袁伟民确实贡献不多。而在2004年年底袁伟民到龄卸任后,刘鹏空降接棒。但在刘鹏主政的12年间,他的工作亮点也基本全部出现在竞技层面,比如北京奥运会夺得51枚金牌、伦敦奥运会夺得38块金牌均创造历史纪录。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体制改革和群体运动方面,刘鹏任内12年建树不多。唯一的一个协会实体化——中国足协也是由高层领衔的足球改革小组直接推动的。
从2000年伍绍祖调离到2016年刘鹏离任,这十六年间,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陷入停滞状态,群体运动的推广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突破,国家体育总局系统的工作主流思路仍是金牌至上主义。但与此同时,国家高层却越发意识到中国发展体育产业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现行的体育管理模式却束缚了体育产业的发展速度。为破解这种矛盾,过往一贯雷厉风行、敢于改革的苟仲文被推到了国家体育总局掌门人位置上,他的三大使命分别是加速国家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入推进群体运动的发展以及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取得优异成绩。
姚明入主篮协打破协会实体化僵局 赵勇空降提升群体工作地位
客观来说,苟仲文此前对体育的了解固然不多,但借此就批评其“外行人管内行”多少有点过于武断。苟仲文的最大优势就是信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到任后通过一系列实地调查,对中国体育发展现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直观印象。而当与各个司局级领导谈话时,他发现,不少人的观点与自己实地调研得到的结论并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官员长期把思维局限在如何提高竞技成绩这一点上,全然忽略了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性。
▼2016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
正是在意识到这些问题后,苟仲文对体育改革有了更多的新想法。而在准备一年一度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的演讲稿时,苟仲文既没有按照惯例让政法司起草文件,也没有让秘书来执笔,而是自己亲自执笔写了一份言之有物的施政纲领,而其中的重点就是尽快实现各个单项体育协会的实体化。国家体育总局将为此充分放权,让专业人干专业事,让各个单项体育协会去主导体育项目的发展,从而加强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产业发展的积极性。这点可谓是击中国家体委体制僵化的命门,但只会做顶层规划没用,关键是要能执行下去。
如你所知,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期间,羽毛球名宿、国际奥委会委员李玲蔚被破格选举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苟仲文还点名希望姚明出任中国篮协主席。私下里,苟仲文还建议郎平出任排协主席,但鉴于排协主席长期都由郎平的恩师袁伟民担任,所以郎平婉言谢绝,最终被规劝再三,也只是出任了副主席。就此,各个单项体育协会实体化的大幕就此拉开,姚明顺利出任篮协主席、郎平出任排协副主席、王海滨出任击剑协会主席、李琰担任滑冰协会主席、申雪担任协会常务副主席……
▼李琰和申雪分别出任滑冰协会主席和常务副主席
苟仲文一方面极力推进协会改革,引入体制外的专业人士主抓协会工作,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思想僵化、工作能力与岗位不匹配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们,苟仲文坚决进行了大面积的岗位调整。客观来说,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大方向上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但在事实上,这也引来不少有识之士的批评,认为这些改革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过于冒进。而在体育总局内部,那些被动了奶酪的人士也私下抱怨,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就是,在执行总局党组形成的决议时阳奉阴违、一拖再拖。
为了加速打破体育总局的僵局,高层在2016年底将另一个“想做事而且敢做事”的副部级干部空降到了体育总局,他就是原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这同样是一位“体育外行人”,但他擅长从制度层面来进行顶层设计,而且干起事情来同样雷厉风行。值得一提的是,在总局党组分工时,群体运动这个过往总是由总局局长中排名最后一位的局长助理分管的冷门工作,这次却交给了在总局局长中排名第三的赵勇负责,新一届体育总局领导班子对群体运动的重视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赵勇参加奥林匹克日的跑步活动
以下为2017年1月的总局党组具体分工(不含6月晋升的局长助理杜兆才):
苟仲文主持总局全面工作。
杨树安负责行政、人事、外事、党务、后勤工作。分管办公厅、人事司、对外联络司、直属机关党委、直属机关纪委、离退休干部局。联系机关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和审计中心、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对外体育交流中心、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体育基金管理中心。
赵勇负责政策法规、群众体育、体育宣传工作。分管政策法规司、群众体育司,竞技体育司(侧重群体)、宣传司。联系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青岛航海运动学校、湛江潜水运动学校、安阳航空运动学校、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体育信息中心、中国体育报业总社。
蔡振华负责训练竞赛、备战工作和青少年体育、夏季奥运工作。分管竞技体育司(侧重夏奥)、夏奥备战办、青少年体育司。联系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秦皇岛训练基地、中国足球协会。
王庆云负责纪检工作。分管驻总局纪检组。
高志丹负责训练竞赛、备战工作和冬季运动工作。分管群众体育司(冬季运动)、竞技体育司(侧重冬奥)、冬奥备战办、青少年体育司(冬季运动)。联系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李颖川负责体育经济、体育产业、体育科技、反兴奋剂、体育职业化工作。分管竞技体育司、体育经济司、科教司。联系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排球运动管理中心、训练局、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科学研究所、运动医学研究所、反兴奋剂中心、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器材装备中心。
在这些分工中,中国奥运军团夺金的重担主要落在了蔡振华和高志丹两人身上,其中蔡振华负责的是夏季奥运会,分管的也多是夏奥会中国重点夺金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比如乒羽、举摔柔、射击射箭、游泳跳水,此外还有被当作体育协会改革的旗帜但利益冲突也最严重的中国足球协会。而如你所知,体育改革的阵痛往往最先会导致竞技成绩的下滑……
国乒辉煌难掩乒超鸡肋困局 总教练大权独揽弊端凸显
过往由于体育总局崇尚金牌至上的政绩观,中国体育的发展成绩基本上和竞技成绩画上了等号,这自然导致群体运动发展的严重滞后。一方面,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准逐步变差;另一方面,中国体育产业缺乏全民参与的根基,根本无力创造产业价值,别说乒超、羽超、排球等联赛形同鸡肋,就连中超、CBA联赛都连年亏损。更重要的是,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趋势下,未来国家不可能再像过去三十年一样不计成本地用纳税人的钱去狂砸几块奥运金牌,所以中国体育必须未雨绸缪进行改革,倚重社会力量发展体育才是正道。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虽然勇夺51块金牌,却没能提激发出民运动和发展体育产业的热情
从长远角度出发,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各个单项体育协会实现实体化、社会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协会,调动全民参与体育发展的热情,进而让民间协会取代体育行政部门来主导群体运动和竞技体育这两大工作的推进。至于体育总局,未来则可能会并入其他部委。而遇到大赛,单靠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可协调各个单项体育协会。
在改革派看来,单项体育协会可以根据各自项目的市场化程度分为三种类别:第一种,市场化非常高的足、篮球运动,这两者均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职业联赛。所以,协会可以进一步放权,由联赛公司负责联赛运营,协会则负责国家队和业余运动推广;第二种,国家队成绩出众但商业联赛市场化水准相对较低的协会,比如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协会。这类协会可以进一步向社会资源开放,引导社会专业人士来协助协会搞好联赛的发展。在协会层面,既要继续搞好国家队成绩,又要注意培养联赛,争取实现联赛的快速发展。从而在未来做到让联赛为国家队培养人,避免精英球员常年在国家队集训。第三种,尚未拥有商业联赛且可能不适合搞商业化的运动协会,比如举重、柔道、跆拳道这类,则在体育总局的扶持下全力提高国家队成绩。
在第一种协会中,由于足协由足球改革小组掌舵,总局戏份不多,但总局却抓住机会成功主导了篮协改革并赢得一片好评,CBA联赛得以实现管办分离并成立了自己的联赛公司。中国篮协此后则将持有CBA公司的30%股权以858万的价格让渡给20家俱乐部,彻底让CBA公司实现国退民进。在联赛公司股权让渡这一点上,先行一步的足协反倒落后于篮协,此前反复强调要在2017年3月之前注册、挂牌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一拖再拖,中国足协短期内应该也不会让出自己持有的36%的中超股权。
▼中国篮协不仅推动CBA联赛实现管办分离,而且将持有的30%股权低价让出
而在第二种协会中,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这三个项目都是国家队成绩出色但联赛商业化程度低。虽然乒超、羽超发展到极致也不可能达到足、篮球联赛的受欢迎程度,但这些项目目前都存在资源过度向国家队倾斜却忽略联赛发展的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国乒、国羽这两大梦之队都持续多年奉行国家队长期集训的模式,总教练统抓统管,一言九鼎,这是典型的举国体制的优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乒超、羽超联赛沦为鸡肋。
乒超、羽超不仅赛季偏短,而且国手对联赛成绩也不够重视,甚至不少国手在赛联赛期间也集中在国家队训练、吃住,往往直到比赛前一天才从国家队赶往比赛地点。俱乐部只有投资和发薪的义务,却没有管束明星选手的权力。客观来说,如果依旧维持这种重国家队轻联赛的思路,乒超、羽超永远不可能办好。而一旦举国体制后继乏力,联赛又无法培养国手,乒、羽这类梦之队很有可能出现大滑坡。
▼乒超很难具备足、篮球联赛的市场规模,但也不应该沦为鸡肋
在扶持联赛发展方面,排球协会改革已经为乒、羽做出榜样。排球协会此前已成立深化排球联赛改革小组,由排球联赛商务运营公司体育之窗老总高宏担任改革小组副组长,排球管理中心主任李全强出任改革组组长,全力支持高宏的工作,尽可能加大排协对联赛的资源投入。
在具体改革时,针对这种长期实行国家队集训模式的项目,协会改革的重点就是逐步调整国家队管理模式,对国家队实现扁平化管理。以往的模式是协会选聘总教练,总教练统抓统管,并围绕男、女队组建教练团队。总教练大权独揽,虽然便于球队管理,但也容易滋生问题,比如此前国羽就出现诸多队内管理问题并引发广泛的舆论争议,而国乒女队主帅孔令辉此前也被爆出拖欠巨额赌资的丑闻。如今改革的目标是取消统抓统管的总教练岗位,让协会直接与男、女队主教练沟通,同时协会对联赛进行深化改革。如此一来,协会能够充分协调和平衡国家队和联赛之间的资源分配。
国乒风波折射改革措施略显粗暴 乒协改革是否从缓引热议
在体育总局推出国家队管理扁平化的改革意见后,即取消总教练岗位,由主教练直接向协会负责,如你所见,李永波(羽毛球总教练)、王义夫(射击总教练)、黄玉斌(体操总教练)这三位执教超过二十年的老帅均在2017年年初交出了总教练职位。
▼里约奥运会上,刘国梁陪同羽协主席蔡振华观看羽毛球比赛
客观来说,这三位执教时间均在二十年以上的功勋主帅之所以顺利交权,主要是因为在里约奥运会上他们都是败军之将,而且过往也暴露出了队内管理的若干问题,舆论对他们也多有批评,所以被调整岗位并没有引发太大的舆论波动。但国乒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国乒已连续三届奥运会包揽所有乒乓球金牌,所有人都觉得,国乒坚持现有模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当总局释放国家队将实行扁平化管理、不再设置总教练岗位的信号时,2017年3月30日,国乒却在辽宁鞍山举行总教练选聘会,刘国梁是唯一的一个竞聘者,连任毫无悬念。
此后,当乒协开始改革时,有关领导与刘国梁就取消总教练岗位一事进行沟通,并建议协会增选刘国梁为乒协副主席。由于我国乒乓球人才辈出,刘国梁之前的乒协副主席多达十八位,主要是都是国球名宿,而乒协主席则是身兼乒协、羽协、足协三大协会主席于一身的蔡振华。可想而知,刘国梁即使出任第十九副主席,如果不能从主席兼恩师蔡振华那里分权,这无疑将是个虚职,而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个虚职。
▼蔡振华与刘国梁师徒情深
所以,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很正常,但这无碍乒协随后对外宣布:乒协已开启改革思路,刘国梁不再出任国乒总教练,将出任乒协副主席。客观来说,这一做法略显简单粗暴,对功勋教练没能做到妥善安置,这也成为国乒兵谏的直接导火索。消息传出,自然舆情激昂,甚至有媒体认定这是借改革之名折腾国球。所以,改革从来都不是招致反对的原因,问题的根源往往是改革的好想法没有正确落实。
在体育总局系统,应该说很多人都理解和支持协会实体化的改革思路,但不同意现阶段就推进乒协改革。毕竟单项体育协会那么多,完全可以从那些影响力不足的协会着手,这样也可以从易到难,减轻改革阻力。更何况,2020年奥运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想在魔鬼客场取得优异成绩的难度可想而知。要知道,上一次,奥运会在中国之外的亚洲国家举行就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当时中国代表团仅拿到5块金牌,舆情震荡,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更是因此黯然下课。而此番鉴于中日国民之间的复杂情感,2020年东京奥运会更是不容有失,万一不幸出现滑铁卢,那必定是场灾难。而乒乓球是夺金大户,很多金牌项目也都唯国乒马首是瞻,所以不少人建议应该推迟乒协改革,优先确保国乒在东京能够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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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乒协改革却又势在必行。当前协会实体化的改革棋到中盘,在足协、篮协、排协、高尔夫、击剑、滑冰、冰球、拳击等协会都已经开始改革的情况下,作为国球,乒乓球在剩余的这些项目中的影响力之大无人能及。如果乒乓球也能加入到这一改革行列中来,必然会促使更多的金牌项目选择投身改革洪流中来。
改革大势,浩浩荡荡,已不可逆。但在具体执行改革方案时,却需做好三点工作:第一,选贤任能,一定选对协会领导人;第二,改革必定要触动部分人的利益,但能否做好安抚工作、防止舆情震荡也很重要;第三,扶上马送一程,协会实现实体化后,体育总局一定要确保协会能够真正扛起重任。此番,国乒风波显然是乒协宣布改革时没有做好这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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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改革者是少数派,真理或许也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可能真的不具备那种远大目光,但当大多数人都激愤不已时,无论你是王安石还是范仲淹都会受到冲击甚至下课。从这一角度出发,改革者切忌贪功冒进,毕竟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注重轻重缓急,分清主次矛盾,尊重体育管理工作的特殊规律。从改革的长远角度来看,慢才是快,边改革边培养接班人,这是改革的真谛。
(来自微信公众号《中篮产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