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没有听过辛克莱社区大学，该校的学生背景极富多样性，他们可能来自低收入家庭，可能是母亲，辍学者，有色人种……2017年5月7日的下午六点，在代顿大学体育馆，盖茨基金会CEO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为辛克莱社区大学的毕业生们致辞。我们相信“所有生命价值平等”，不是只有那些毕业于世界顶尖高校的学生们才值得关注，无论是谁都具备走上有意义人生之路的潜能。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Sue Desmond-Hellmann），盖茨基金会 CEO，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
摄影：Andy Snow
全体教员，朋友们，家人们，当然，还有所有 2017 级的学员，祝贺你们！你们毕业了！此时此刻，可以和你们一起在这个“大礼堂”里分享这一切，我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你们邀请我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致辞。
按照惯例，我今天的任务是给你们提出一些忠告，告诉你们对于离开学校进入到“现实世界”，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然后我应该再讲一点如何通往有意义的人生。不过坦白来说，其实你们很多人已经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了。
所以说实话，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激励你们。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和你们的学校可以给我带来启发。就像有位同学说的那样：“辛克莱并不差”。而我想说，是的，它很棒。
在这所学校里，所有那些努力学习、奋勇争先的人；那些想让职业水平更进一步、或开始学习新职业的人；那些完成学业、或打算继续深造的人；那些想抓住第二次机会、或者从头开始的人，都可以尽情追逐自己的梦想。一直以来这都是美国教育的承诺，但在现实中并非所有学校都能做到。正因为这样，辛克莱才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在如今的美国，能让人通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的恰恰就是像辛克莱这样的社区大学。美国有很多出色的商业领袖、科学家、宇航员和运动员都在你们之前走过了这条路。现在，2017 届毕业生们，凭借自己的韧性、毅力和才华，你们也已经打开了通往这条路的大门。
辛克莱社区大学毕业典礼定在下午六点钟，地点是代顿大学体育馆
我想提到几名同学，比如……
安吉丽亚·雅布鲁（Angelia Yarbrough）：从高中时候起，安吉丽亚就梦想着经营自己的事业。在代顿市（Dayton，辛克莱社区学院所在地，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四年时间里，她一面努力学习，一面还要兼顾三份工作和抚养两个小孩，很多时候都是凌晨四点钟才上床休息，早上六点半又起床。今天即将毕业的她已经是一名出色的企业家，令人自豪地拥有两家企业，同时正着手准备改造辛克莱学院的残障服务部。在她身上体现了天性的力量！祝贺你，安吉丽亚。
还有史蒂文·罗伯茨（Steven Roberts）：他之前已经离开高中十多年，一直无所事事，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四年前，辛克莱给了他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他自己也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尽管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史蒂文还要帮忙抚养三个孩子，还要去Trader Joe超市打工，但在全部五个学期里，他一直都出现在优秀学生名单上。今天，他从主修的律师助理专业毕业了，已经准备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像他自己说的，要去“助人自助。”祝贺你，史蒂文，这是一份最崇高的事业。
所有这些，都是点滴成功汇聚而成的巨大改变。它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张扬，但未来奠基于此。事实上，不管安吉丽亚、史蒂文还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证明了，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后你将走向何处。
那么，你们会走向哪里呢？你们全都付出了宝贵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些投资都将收获到慷慨的回报。不管接下来要做什么——是继续深造，还是开始工作——我都希望，同时也确信，最终你们全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收获颇丰的职业生涯。
辛克莱已经帮你们做好了准备。学院有健康护理、高级制造技术、物流管理、机器人技术等等课程，这些都是美国最好的现代职业技能课程。我已经看到，这些课程是如何让辛克莱和辛克莱的学生成为代顿经济复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中坚力量。这里不愧是社区的大学。你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来自俄亥俄州代顿，我毕业于辛克莱。”
今年春季，总共有3,300名学生从辛克莱社区大学毕业，其中有800名参加了周日的毕业典礼
如果我说，以后总会有些场合让你们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来历，你们可能还不太相信。在有些地方你们会感觉自己不属于那里，你们会感觉自己配不上那份工作，你们会发现自己没有办公室里其他人的好出身，你会觉得自己自不量力……
我很明白那种感觉。其实我们都明白，因为几乎每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会经历这点，可能你们中有的人已经有所体验。这种感觉甚至还有一个华丽的心理学名称，就是所谓的“冒名顶替综合症”（impostor syndrome）——尽管这种感觉不可避免，但你们可以做些准备来应对它。
当年我离开内华达州里诺的父母和六个兄弟姐妹，前往旧金山医学院进行临床实习的时候，也曾有过这种感觉。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 25 名新同事，大家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开始自我介绍，我却在椅子上越坐越低。因为我听到的全是“哈佛、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哈佛、约翰霍普金斯……”，轮到我的时候，我说的是“内华达大学”。然后到最后，我终于听到有人说了“肯塔基大学”。我抬起头，笑了起来。在那个瞬间，我找到了自己的同类。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流逝，我慢慢意识到，那时我不仅有资格坐在那里，而且完全是由于我是最真实的我——来自内华达州里诺的苏·德斯蒙德（Sue Desmond）——才可以坐在那里的。更多值得关注的演讲：www.yangfenzi.com/tag/yanjiang
很感激刚刚约翰逊校长对我的精彩介绍，他说的全都是事实，然而那并不是我的全部。
我还是家里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的那个，最小的妹妹珍（Jen）在我上大学之后才出生。最近我看到了一张自己还是大学新生时的旧照片，发现自己穿着围裙。我当时是在上大学，但同时还要给父母和六个小孩做饭——在努力完成家庭作业、实现上医学院的梦想的同时，我得尽量帮母亲干活。
早年的苏珊
作为一名医生，当我结束了乌干达的工作回到美国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存款继续去做旧金山医学院（UCSF）的教员了。我曾利用自己的学问和技术致力于解决非洲的艾滋病问题。我希望回到家乡的时候可以得到热烈欢迎，而不是需要马上找到一份挣钱的工作。
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并不是想争取同情或讨好，而是要让你们相信，缺点、失败、坏运气和心痛的感觉，这些都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人生是由不间断的成功组成的。今天，我就是要鼓励你们去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不要让生计限制了你们的抱负；要试着挑战自己，努力实现有意义的人生。在那样的人生中，你不仅是为了挣钱而活，你可以改变世界；你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活，你会去实现更加高尚的目标。不管工资和其他福利如何，没有任何工作可以代替有意义的人生。
关于如何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保持真实。展现你最真实的自我，表达你的个性，拥抱你的独一无二。要明白，每一种新体验都会或多或少让你感觉不自在。在感到不适的时候，想想内心深处的自己，想想至今为止所学到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让你出现在那里的理由。永远不必隐藏那些塑造过你的一切。
第二点，学会感恩。在人生中你们始终需要别人的帮助，应该欣然接受这些帮助，同时也别忘了说声谢谢。
我还记得自己刚上医学院时，只过了一周就回到家里，趴在桌子上大声痛哭，跟父亲说我根本办不到。我没办法死记硬背所有知识，我肯定成功不了。记得当时，父亲拍着我的后背安慰我，还告诉我，当时我说的话有多荒谬。对于那个时刻，我会永远心存感激。
你们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事实上，你们之中很多人今天可以在这里，正是由于其他人的付出。有些是家人，有些也许就是辛克莱的人。那些人希望你们可以过上有意义的人生，甚至在你们自己都没敢那么想的时候。因为他们相信你们，他们希望你们能获得成功。所以他们也像你们一样为此而努力奋斗。也许他们会做好几份工作来帮你交学费，也许他们会照顾孩子好让你能用心学习，也许他们整晚不睡，只为了鼓励想要放弃的你。今天他们也坐在这里，为你骄傲，比你想象的还要骄傲。是的，今天属于你们，在这个时刻，没有人可以否定你们。当然，你们的老师或家人也不会这么做。但在这所有的祝贺和庆典中，请一定要记得是谁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才让你们得以出现在这里。
保持真诚和心存感恩，这两个价值观让我走上了真实而有意义的人生，作为一名女儿、姐妹、戴围裙的大学新生、医生、科学家和慈善家……
而最能体现出这两种价值的那个人，他不仅鼓励我保持真实的自我，而且从我第一次在旧金山医学院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开始，他就一直想方设法帮助我。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那个来自肯塔基大学的家伙吗？他叫尼克·赫尔曼（Nick Hellmann），已经成为我的丈夫三十年了。这些年来我的人生是如此有意义、如此精彩，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我，一名内华达州里诺的学生当年就像你们一样坐在在这里。
各位毕业生，无论今后遇到什么，都请相信自己、相信他人。问问你们自己：我要怎样实现有意义的人生？用你们的答案带给我们惊喜吧。这是你们的未来，去尽情发挥你们的能力吧。
【翻译：熊猫译社 乔木 来源：盖茨基金会（微信ID：gates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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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视点】主题站除了译介科技观点、评论之外，还将为大家带来科技人物的故事。下面这篇文章编译自《纽约时报》 2011 年 10 月 10 日对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校长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的访谈 An Innovator Shapes an Empire. 作者是 DENISE GRADY。
（文／DENISE GRADY）2011 年 10 月初的一个夜晚，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家里的电话铃响起，听筒里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名学生，她在为学校争取捐款。
“关于这个，” 苏珊 · 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告诉电话里的学生，“其实我就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校长 （chancellor）。而且，我跟我丈夫去年已经给学校捐了 5000 美元了。”
学生似乎没明白“chancellor”这个单词是的意思，依旧保持着之前的语调说：既然博士和丈夫去年向学校捐赠了 5000 美元，那现在再捐一些吧。
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说，他们在去年的捐赠之后已经又捐赠了一笔给学校。但学生还是不愿意就此放弃，执着地请求着。
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对着满满一个礼堂的教授、管理人员和学生讲这个故事时，爽朗的笑了——尽管这个学生没太搞清楚状况，但这份决心让她的校长非常赞赏——“做得很好！不过我希望她打完这通电话以后，用谷歌搜索了 ‘chancellor’ 这个词，并且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下面的听众都笑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玩笑的背景——那一笔已经赠与学校的捐款。校长和她的丈夫尼古拉斯 · 赫尔曼（Nicolace Hellmann）博士最近向学校捐赠了 100 万美元。
从商界走入学界的女校长
现年 54 岁的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校长已经 2 年多了。她是这所大学的第一位女性校长，也是第一位并非象牙塔学者出身的校长。来此之前，她在制药业经营着已经非常成功的事业。
UCSF 校长苏珊 · 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进行演讲，提出了学校未来 3 年的发展规划（摄于 2011 年 10 月 4 日）/ ucsf.edu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是科学家公认的生物医学领域极为重要的阵地之一，也是生物技术与创新的摇篮，但学校的公众知名度并不太高。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想要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打造成马约诊所（Mayo Clinic，世界著名的医疗机构——译者注）那样的明星机构。因此，在如今并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下，大学仍然逆风而上进行大规模的扩充。作为一位医生和科学家，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想要把学校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同时，作为一名商人，她决心努力争取足够的资金确保目标可以达成。
在制药业的多年奋斗，给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留下了一大笔财富，用她自己的话说，她 “非常非常富有”，并且，她和丈夫打算捐出这些财富。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本可以轻松退休，可她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在这个经济衰退、公立大学因科研资金缩水而苦苦挣扎的时候，临危受命接下了一个医疗中心和一座研究型大学。从此，她要为 2.3 万名员工、两家综合型医院、数十个诊所，总共 5590 名学生、住院医和博士后专科医生负责，背起每年 30 亿美元的预算。
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表示，她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学医（她是一位癌症专家），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丈夫，现在又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她热爱这个地方，“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一个带领着这样一所机构的领导者，我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也许可以带来一些改变。”
她对这所大学的愿景是把它打造成 “世界数一数二的健康科学先锋” 。这意味着这里要有无与伦比的病人护理服务，要有足够的钱留住杰出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使他们源源不断的把科学发现转化为治疗手段。
UCSF 校长苏珊 · 德斯蒙德 – 赫尔曼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Mission Bay 医疗中心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她的身后从左到右分别是由众议院议员 Nancy Pelosi，UCSF 医学中心执行长 Mark Laret 和加州大学校长 Mark Yudof（摄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Elisabeth Fall / ucsf.edu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已经从政府那里拿到了一大笔资金用于转化研究（即把基础科学的研究发现转化为病人治疗手段的研究），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对大学拨款数额最高的几次之一， 5 年时间里投入总金额高达 11.2 亿美元。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认为还要集中更多的力量投入到转化研究中去。如今，崭新发亮的干细胞研究大楼和巨大的海滨新校区里，许多这样的研究正在进行，这个坐落在旧金山海湾的新校区正逐渐发展成一个医学与生物技术的新帝国。
大学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患者缴纳的费用、研究资金和学生的学费，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希望通过加强大学和生物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来 “贴补家用” 。近年来，海湾地区的生物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其中很多都脱胎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发起的各项研究。
有些人，说这么不景气的时候，她不应该设下这么高的目标，但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却指出两家非常成功的公司作为反例——苹果和基因泰克（Genentech），它们都起步于经济低迷的 1976 年，而后者即是她曾经供职的美国生物科技巨头。
一份证明实力的履历
对某些人来说，也许她野心大到有点不切实际。但真真正正了解她过去经历的人却不多。
回大学任职之前，她在基因泰克生物技术公司呆了 14 年，最后的 10 年她一直担任产品研发总监。她在职期间，公司推出了一系列非同凡响的药物——其中包括 “安维汀” （Avastin，全球首款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和 “赫赛汀” （Herceptin，治疗乳腺癌的药物）这两种代表着抗癌新方向的药品——并且成为了美国癌症治疗产品的主要制造商。
她的名字总是和很多个 “最” 联系在一起：最强力的改革者、最有能力的女人、工资最高的女人。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说，尽管瑞士罗氏公司（Roche Group）收购基因泰克之后很希望她留下，但她还是于 2009 年离开了公司。那时候她的年薪（包括基本工资、股票分红和其他报酬）已经达到 800 多万美元。她还持有基因泰克的几十万股股份，每一股价值 95 美元。
而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当校长，她的起薪是每年 45 万美元。
苏珊 · 德斯蒙德-赫尔曼在基因泰克生物技术公司呆了 14 年，最后的 10 年一直担任产品研发总监（Carlos Avila Gonzalez | Chronicle / articles.sfgate.com）.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喜欢努力工作，然后更努力地玩来清空大脑。她是个滑雪好手，也热爱山地自行车，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她还为自己的山地自行车行程定下 “不挂彩” 的目标。平时她会在早晨 4: 45 起床跑步。
“看完她的简历，你一定想不到见到本人时她竟是如此可亲，” 大学的医院药品主任瓦赫特医生（Dr. Robert M. Wachter）如是说， “她那样和蔼，人们不禁怀疑她是不是足够强硬。但事实证明她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回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时候，她快速的环视了校园景色，然后说： ‘在资金问题上我们要做一些强有力的改变。’”
今年，由于州政府及其他医疗投入资金的减少，大学将为此花费 3.8 亿美元。而医保患者人数还在日益增加，越来越庞大的人群将耗尽学校的资金。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最开始的策略是裁减行政人员，尽管她自己也说光靠裁员是不可能让大学走向成功的。去年，这个策略省下了 2.93 亿美元，但大学里也一下少了 270 个职位，其中包括裁减掉的人员和一些待招职位的空缺。
“大家基本达成共识，裁员是正确的，” 瓦赫特医生表示，但他也补充道，“当然，裁员是大家都不乐意的。”
UCSF 校长苏珊 · 德斯蒙德 – 赫尔曼接受《纽约时报》采访（Jim Wilson / The New York Times）
她关于医学教育的想法也让保守主义者中的一些人颇不以为然。
“根据我的预测，未来 10 年内，医学院的整个课程都会不一样，”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说。她认为，其中一点就是医学院的就读时间会缩短。现在如果一个医学生想完成专科手术技巧的学习或专科研究，大概需要 15 年。
“这样合理么？” 她问道，“我不是医学教育专家，但我认为有一个问题不应被忽视， ‘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些学校已经推出了时间更短的课程，使学生可以用 6 到 7 年的时间获得本科和医学学位，而不需 8 年那么久。
“我越来越觉得个性化是大学发展的趋势，”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说。
比如，有一些学生想去农村为贫穷和就医困难的人们服务，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大学课程帮助他们尽早为以后的目标做准备。她说这样的课程让学生 “根据自己的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以能更好地追逐自己的理想。”
她回忆起面试一位教育副主任候选人时，向他描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医生。 “我说，‘如果让我想象，我希望我的医生是一个非常聪明、守时、体贴、幽默、善于与患者沟通，心怀社区和大众，因为医疗改革和医疗花费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真希望他们个个都像圣人。你花很少的钱帮我培养出大批大批这样的人么？’”
家庭环境教会她如何做个领导者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在内华达州的里诺长大，家中包括她在内一共有 7 个兄弟姐妹。她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母亲是英语教师。她和兄弟姐妹们都是在家乡里诺读的大学，因为这样家里才负担得起。为了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进行临床实习，她还申请了学生贷款。这所大学为她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刚来的时候我有些自卑，”她说，“我经常开玩笑说尼克〔指丈夫，尼古拉斯 · 赫尔曼〕和我之所以互相吸引并成为朋友，完全是因为做实习生的时候周围一大把哈佛、耶鲁、UCSF 和斯坦福的名校生，只有我俩是州立大学来的——一个来自内华达，一个来自肯塔基。”
她和尼古拉斯 · 赫尔曼于 1987 年结婚。 1989 年两人去了乌干达，花了两年时间研究和治疗艾滋病以及癌症患者。此行的原因与两人的价值观密不可分。“我觉得我们从家庭生活和所受教育中学到的，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想要奉献的愿望。”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说。
从乌干达回来以后，她和丈夫搬去了肯塔基州。
他们没有要孩子。
“我从小就在一群孩子中长大，所以我觉得自己不需要再从自己的孩子那经历一次这些东西，” 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这样解释。
苏珊 · 德斯蒙德 – 赫尔曼博士从 1989 年开始花了两年时间在乌干达研治艾滋病以及癌症患者 / nytimes.com
她的管理风格也是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她的父母总是会发掘孩子们的长处，她说：“好的管理者就是要发现员工到底擅长什么，又是什么阻碍了员工的发展，他们可以让员工发挥出最强最好的自我。”
在肯塔基州治疗癌症患者时，她发现自己经常要向病人解释化疗已经不再有效，也没有更多的药物可用了。后来她跟丈夫一起到康涅狄格州的百时美公司（Bristol-Myers）工作，希望为开发新的抗癌药做出贡献。她参与研究了抗癌药物紫杉醇，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十分热爱药品开发工作。
“我感觉自己这么久以来学到的东西和受过的训练都像在为这份工作做准备，”她说。接着她在 1995 年去了基因泰克。那时这家公司还没有抗癌药物，但正在着手开发。她很快参与到了其中。
时任基因泰克总裁的亚瑟 · D · 利维森（Arthur D. Levinson）表示，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对于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非常热忱”。受过严格的统计学训练，具有完备的医学和肿瘤学知识，她可以从新药的实验数据中评定药品的优劣，还能够告诉研究者什么时候应该暂缓、甚至放弃某个项目。
“她是个非常友善的人，所以她并非生来就可以做到现在所能做到的这些，”利维森博士说道，他觉得如果要说早期她在公司的表现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当时的她太温和了。“但她很快明白了这一点。她把自己变成了铁腕的领导者，褒义的铁腕。她可以不怎么费劲就做出强硬的决定。”
他很快升了她的职，并且这样一路升上去。“我知道她是那种会走得很远的领导者。”利维森博士如是说。
【编者按】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 2011 年 10 月 10 日科学人物访谈 An Innovator Shapes an Empire. 作者是 DENISE GRADY。由于篇幅原因，编译时作了删节。
这篇文章是《华尔街日报》对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CEO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的专访。除了下文中的访谈文字，在快问快答视频中，她还被问到了很多有趣、尖锐、甚至有点私人的问题。比如，她会选择和梅琳达去看电影，还是和比尔去看海鹰队的比赛？
作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正在领导该组织朝一个崇高的目标努力奋斗，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贫困和疾病。
这位现年 59 岁的医生大约 3 年前辞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校长职务，转而出任现在的职位。更早之前，她在现属于瑞士罗氏制药（Roche Holdings AG）旗下的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担任产品开发总裁。在那里，她参与研发赫赛汀（Herceptin）和安维汀（Avastin）等基因靶向抗癌药物，站在精准医疗潮流的最前沿。
现在她表示，她衡量投资回报的标准不是利润，而是“挽救了多少生命、让多少人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以及让多少学生对人生抱有期望”。
她的经历帮助她领导着基金会约 1400 名员工，指挥调度着 396 亿美元的捐款资金。她将精准医疗的理念应用于公共健康领域，争取利用更好的数据定位，针对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合理的干预手段。她还向白宫官员强调了美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计划削减联邦预算，这可能会导致对外援助资金减少，她说，她亲眼目睹了那些投资是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拯救生命、让美国变得更加安全。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最近接受了《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采访，谈了谈担任慈善机构掌门人是一种什么体验。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片段：
《华尔街日报》：你是盖茨基金会第一位非微软出身的首席执行官。与前任首席执行官们相比，你给这份工作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我有生命科学方面的专业背景，我是做产品开发的。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是任期刚开始的时候，局外人能有机会问一些“为什么”，以及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华尔街日报》：你做了哪些不一样的尝试？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我极力推动大家去考虑最重要的事情——如何规划投入量。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些机遇，能对疟疾这种疾病实现地区性控制。如果这时候，我们正在为结核病相关的工作制定备用策略，也许就需要增加投入量。我们在考虑投入量的时候应该纵观全局，而不是每次就盯着一点，这样可以实现资金的最大化利用。
《华尔街日报》：你的工作是拯救世界，那你怎么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当初聘请我的时候，他们没说“你来制定策略吧”。我知道基金会在全球健康领域理想远大，尤其是影响最贫困人群的传染性疾病方面。我知道农业是基金会关注的一个重点，其他重要关注的领域还有面向贫困人口的移动支付和金融服务、水源卫生与清洁项目，以及美国本土的教育项目。
《华尔街日报》：你和一些非常有权势的联席主席和董事共事，包括（创始人比尔和梅琳达，以及沃伦·巴菲特）。哪个老板更好？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沃伦会说：“跟我说说人员数目，说说你们是怎么花钱的，还有日常开支的情况。”他会看每一项数字。比尔则会问非常深刻尖锐的问题，比如“你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梅琳达的问题则会强调我们所从事工作的人道主义性质。我喜欢试着这么解决一项问题，让比尔觉得在技术上合理，让梅琳达觉得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而让沃伦觉得我管理做得很完善。
《华尔街日报》：从事目标导向的工作，你如何调动人员的积极性？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工作中会有不眠不休、加班加点、精疲力尽的情况，这是非常辛苦的。从事全球性的工作会给员工的家庭带来不小的压力。我们已落实了多个不同的项目。其中我特别自豪的就是我们制定了 52 周的探亲假。和那些结束 52 周假期返回工作岗位的同事交流的时候，看着他们笑容满面，脚步轻快地出现在大厅里，我就想，“我是不是该为这种情况喝一杯？”
《华尔街日报》：你的丈夫尼古拉斯·赫尔曼（Nicholas Hellmann）是研究艾滋病的科学家，他曾经在盖茨基金会工作过。那你出任首席执行官，他给你提了什么样的建议？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2005 年到 2007 年，艾滋病研究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阶段，尼克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里，像着了魔一样。对他来说，那是改变人生的一段经历。他说：“你一定得调整好精神状态，然后才能有精力有热情投入工作。”
《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份员工问卷调查显示，一些员工的工作士气可能没有你期望的那么高。你打算如何改善这种情况？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我们开展问卷调查的能力已经有所提高。当初比尔和梅琳达告诉基金会关于年度公开信的计划时，我们就在公开信中增加了一个大型公开问卷调查的内容，因为员工们想要和比尔以及梅琳达分享他们当前的想法。现在全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所以透明度尤其重要。我们会确保基金会的每位员工都能谈一谈对问卷调查的想法，以及问卷调查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华尔街日报》：你用苹果电脑、戴苹果手表，在盖茨基金会这样做没问题吗？
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没有限制。我们可以使用任何科技产品。
刊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印刷版标题为“这位首席执行官的底线：挽救生命”（“This CEO’s Bottom Line: Lives Saved. ”）。
翻译 熊猫译社 夏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