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审视，甘肃陇南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竟是这样的

甘肃陇南在国史中的地位探析

历史地理学，研究在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特征和变化，研究人类活动在地理空间和地理环境中的特征和规律。以此观点来分析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西部地区南北通道的甘肃陇南地区，可以提出三个层次的历史地理研究思路。一是从历史时期的“中华”国家、宏观空间尺度看陇南，分析其地位和作用；二是从中原王朝、或者以关中为中心连带西北、西南地区的王朝的空间尺度来看陇南；三是从陇东南具体区域、从中小空间尺度分析当地具体历史文化现象，包括考订、沿革及深入的考古发掘和民俗研究等内容。本文主要从宏观空间尺度分析陇南地区在国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从先秦、汉魏、五代、宋金、元明清几个时代的军事地理史实和交通地理位置作用等方面进行论述，提出其作为秦蜀交通的相关地段，随着王朝时代政治经济重心的迁移、以及统一或割据时期的变化而演变，以“陇蜀古道”为主线,以“秦蜀古道”经徽县、望关到康县的一段为支线的分布特点，当地军事地理和交通历史地理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等几个特征，认为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地理资源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利用。

历史地理学的视角

分析一个区域或城镇在更大范围的地理空间中的作用，可以借鉴西安、南京、北京等城市的历史地理分析方法，也可以认为是“风水现代化”的一种思路。首先是本地人居生存所要求的城址位置起源和迁移、治所的设置和沿革的具体问题，比如武都、阶州、西县的地望沿革，地理条件的分析，以及当时的人类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位置定居发展。又比如关中渭河沿岸台地的有利条件，必然孕育出现咸阳或长安大都市，作为以黄土高原和汾河渭河流域为中心的统治王朝的都城。其次是由于相邻地理区域的交通路线对当地地理位置的要求。比如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城，地处中原王朝、东北方向的契丹和女真、西北方向的蒙古族，三个地理板块的关键节点上，地望紧要，成为首都是历史的必然。具体是在永定河边、莲花池边、北海与中南海边，又依据当地具体的水源条件和地势风水条件而定。

第三是大范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战略方向的选择。比如近代中国，主要矛盾和政治经济战略方向由王朝时代的南北方的民族战事，转变由“坚船利炮”开启的、以东西方向的中外战争和交往，在沿海地区出现列强势力、租界和近代工商业交通的发展，又因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抗日战争等战事，宏观的战略国防方向转向东方沿海，必然出现了上海与南京、天津与北京、旅顺与沈阳、香港与广州、宁波与杭州、青岛与济南这样沿海经济开放城市与内地行政管理城市的空间组合关系格局。城市的经济发展、交通或防御的职能放在一个城镇，把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司法等职能放在另一个城镇。政治地理学上极端的特例出现在南非，由于历史的惯性，设置了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立法首都开普敦、司法首都布隆方丹，以及最大城市、作为经济和交通枢纽的约翰内斯堡。

第四是城市景观与城镇风貌，城市规划的主题思想，人杰地灵的风土民情和建筑特色，城镇规划格局等主题。比如北京紫禁城的中轴线布局及严格的城墙街坊分割，体现大一统的君主之尊和等级化社会阶层分布。在西安，在咸阳、在天水，都有历史以来形成的建筑特色和格局特征，形成城市旅游风貌的直观体现。

第五是地区开发与城镇兴衰的地理因素。比如河北的正定与石家庄，由于铁路交通建设的发展，保定和正定的地理位置重要性减弱，石家庄从一个小村落发展为平原重镇、交通枢纽和省会所在。具体联系到陇南古镇碧口，由于白龙江水运而兴，因铁路公路发展而弱。

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地点或地方，其城镇设置、交通路线走向、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战争的事例，都是因为区域地理位置和当时政治军事多种相关因素在多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的结果。可以从地理空间角度和时空分析的角度去认识，去分析，并进而展示成文化旅游资源。

神话传说时代到春秋战国的秦国时代

有别于临近的天水地区，那里有着丰富的伏羲、女娲的传说以及《山海经海外西经》、《周礼 禹贡》九州中的“雍州”记述，直接记录陇南地区早期传说的文字不多。远古时代，华夏族传说的炎帝、黄帝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渭河中下游和汾河中下游地区。文史界也有推测在河北北部及北京附近地区的黄帝与蚩尤之战。秦岭西端南侧的陇南地区，位于华夏族分布范围的西端边缘地带。有信史及考古发现所证实的先秦文化发源“在西戎，保西陲”。赢姓秦人祖先在天水之南、礼县之东、西和之东北部的西汉水流域，春秋时代即“好马及蓄，善养息之”，“马于妍渭之间”，岐山山麓地带，获得西周王朝的封号“西陲大夫”，逐步发展为一方诸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族主要面对来自北方的夷狄，以渭河中上游河谷地区作为稳固的农耕根据地，耕种，牧马，休养生息。从发掘的西陲陵园秦襄公、秦文公墓地出土的丰富器物和建筑遗存规模判断，当时的人口供养规模、青铜器手工艺铸造水平、由丧葬礼制推测的社会礼制，都可相比于春秋时代中原文化的对应程度。虽然进入战国时代，东周中央王朝由渭河河谷向东部迁移，秦王朝逐渐向渭河中游河谷迁移，“西陲祖地”作为中原王朝大后方的地位是可以判定的。但凝聚在天水、礼县、西和三地交接地带的西汉水流域先秦文化，在怎样程度上向东部的成县徽县及向南的武都文县，以及礼县西部地区和宕昌的影响，尚未得到史籍的确证，早期文化考古的遗存和发现数量还相对有限。

汉代的嘉陵道和蜀魏战场

本地自秦代设武都县，西汉设武都郡，除本地行政治理与农牧经济发展之外，也关联着疏通水陆交通，保证连接到北方渭河流域的天水、宝鸡、秦岭南坡的汉中、蜀地广元等相邻地区的人员交流和物资流动。汉朝之后，秦陇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与巴蜀割据王朝之间、华夏族与氐羌族分布的交接地带。嘉陵江河谷，自西周时期以后，就是沟通秦陇巴蜀的主要通道，在汉代及以后的史籍中多有记载。例如在《后汉书·虞诩传》，记述武都羌人地区几十年的安稳，在于太守虞诩的治理有方，“威恩并隆，远人宾服”。又有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的《西狭颂》摩崖石刻，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又称《惠安西表》，记载了东汉武都郡太守李翕率众开天井道的历史政迹，“鐉山浚渎，路以安直”。临近位于略阳的《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和位于汉中汉台褒河镇、记录着东汉褒斜栈道的《石门颂》，都详实生动的记载了近两千年前，人类在陇南山地、汉中地区水陆交通开发的功绩。东汉末期至三国时代，各地诸侯割据。由于陇南与汉中、广元相接，而与关中和渭河中上游流域存在着东西方向横亘的秦岭的阻隔。在秦地蜀地之间，从东部的褒斜道、嘉陵道、金牛道等交通孔道交战不便，对于咽喉险道斜谷、骆谷、子午谷都有防守，战阵难以展开，易守难攻，曹魏和巴蜀都选择绕道西行，从陇南及天水方向迂回转战。留下曹操的“鸡肋”，诸葛亮“六出祁山”、“失街亭”“兵屯卤城刈麦陇上”等生动故事和古战场遗址。从巴蜀方面，经营管理陇南地方数十年，修栈道，布德政，安抚氐羌，在史料文献中都有相应的记载。诸葛亮身后，姜维在山高路远、战争补给艰难的地理环境中难以维持，在曹魏征西将军邓艾的进击下退守天险剑阁，长期对峙的中间地带转化为曹魏的属地，继续有邓艾出阴平、翻越文县南界山峰摩天岭，长途穿越蜀地山林无人区，灭蜀有功而招致杀身的传奇。从中原王朝的立场分析，如果定都在渭河流域的长安或西安，陇南地区距离数百里，属于“近畿”地带，当得以政治上、军事上的高度重视。如果定都在黄河下游的邺都、洛阳，陇南地区即属于西部边陲，在司马懿处于守势时期，以抵挡防御为策。在制定征灭蜀国计划实施之后，以进击决战为策，一战而克。魏晋统一之后，陇南山地从军事对峙地区转化为地方民治、行政管理为主，以控制陇南地区进而联络、交往西部更远的“化外之地”。

东晋十六国时代的少数民族属地

秦汉魏晋时代，是以华夏族为主的、基本统一的中原王朝，陇南及天水作为行政辖区，地方官由中央政权任命、调遣。后晋五胡战乱之后，历史进入地方分裂、诸侯割据的历史时期。分布在陇南地区岷江流域的氐族、羌族、以及迁徙的鲜卑慕容部吐谷浑等民族，相继建立“仇池”、“武都”（葭芦）、“武兴”（今略阳）、“阴平”（今文县）、宕昌等地方政权。这样的地理区位作用就从中央与地方的层级关系，转变为当地民族自治统治、自给自足，与相邻地区交易流通的地理空间关系。位于西和的仇池山，仇池国遗址，就具有西部当地的意义和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遗存意义，没有像“西陲秦公陵墓”那样，具有在中原王朝那样的地位和意义。自宕昌沿白龙江河谷到达文县碧口的“阴平道”，接通自汉中而来的金牛道，沟通广大西北地区与巴蜀内地。在史籍中略有对岷江道穿越松潘及若尔盖草原的交通记载，推测其限于沿途的自然条件，远远不如“阴平道”便捷。

唐代留下的写景诗篇

隋唐时代，王朝对内对外的交通道路随着社会经济盛世的来临而发展。当时主要的历史通道还是在连接关中到中原的两京汴梁官道，以及东西向通达扬州的运河连接江南及北方燕蓟大地。顺应山形条件和河流水运条件，自关中南下巴蜀的主要通道依然是汉代以来的斜谷道、子午道、褒斜（嘉陵）道、骆谷道及金牛道。陇南地区地处关中的西南侧，依然联系着西南的巴蜀和西部的吐蕃、党项。在徽县嘉陵镇、大河乡、虞关乡、水阳乡四乡镇之间的青泥道，为史家和文学家经过并记载，传播，为唐代的历史文化添彩。从宝鸡向南取嘉陵江南下的古道，从殷商即有。在秦以前称故道，汉代称陈仓道、嘉陵道。向南至汉中沔水接金牛道。交通地理上把这条故道概称为“蜀道”。唐代重视此道，致力开辟为官道。安史之乱前后，因为有李白的千古绝唱《蜀道难》，“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天梯石栈相钩连。” 随后的杜甫入蜀，携家眷到青泥岭，写下“始知五岳外，别有它山尊”、“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为青泥岭留下了“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末已久，崖倾路何难”的著名诗句。柳宗元写《兴州江运记》，描述：“青泥山，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锫腾藉，血流栈道。”文学家元稹写《青云驿》，“苕绕青云岭，下有千仞溪。徘徊不可上，人倦马亦嘶，……昔游蜀关下，有驿名青泥，闻名意惨怆，苦坠牢与狴。”文字诗篇写出青泥岭的高峰与险滩，从看到的险景和亲身体验的艰难行程中表达自己的感悟。以诗人李白为代表的文人墨客，从长安去往成都途经青泥岭，赞叹青泥岭的艰难、雄奇、壮观、高峻，留下了美丽的诗篇和歌赋，直接或间接地展示了青泥古道文化的意义，成为徽县以及陇南东部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相比于单纯的三滩风光自然景观，青泥岭的景观旅游开发利用更具备可行性和丰富性。

唐代后期，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国力衰弱，与吐蕃签订《唐蕃清水盟约》，当时的同谷县（今成县）以西由中央王朝转为吐蕃辖地，为少数民族控制地方，对外交通和贸易衰落。文字记载也相对减少。

宋代的茶马互市与抗金之战

五代更替及两宋时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自陕西关中向东部的黄河下游区域的开封汴梁及南方的南京、杭州迁移，交通路线自然以中原为中心发展，地处西部边缘的陇南地区及其西北部地区，由于与北部的西夏王朝军事对峙，虽然在北宋从吐蕃收复了陇南等地，南北交通状况略为恢复，交通依然不畅。在北宋王朝控制时代，在宕昌、峰贴峡（在今舟曲）、文州三处设置“茶马司”，专营向西北地区采购战马，并以茶叶等物品交换贸易。笔者曾到访重庆北部嘉陵江畔的合江钓鱼城。峭壁千寻，俯瞰大江，古城门、城墙雄伟坚固，保存完好。嘉陵江、涪江、渠江三面环绕，俨然兵家雄关。在南宋与蒙古军之战中，重创大汗蒙哥、扭转整个战局。虽然没有最终改变南宋王朝的结局，但从华夏民族与蒙古民族交战格局中，借助地形之利，发挥战争智慧，为历史留下了重彩的一笔。以一个局部战场的“发奋一击”，推迟了全国意义上的一段历史。嘉陵江边的钓鱼城，被称为“东方滑铁卢”，在中外文化交流和介绍中，也会得到欧美人士的理解。同在嘉陵江边，类似的南宋抗金、抗元的战绩，在西部地区南北通道上的陇南山地也出现过，类似的英勇转战，也扭转或者推迟了南北对峙的军事地理进程。在著名的吴家将（吴玠、吴拱、吴璘、吴挺、吴曦）等率部抗金过程中，战场主要在宝鸡、汉中、河池（今徽县）、兴州（今略阳）一带。“吴氏世职西陲，威行四蜀”，军政职位一般是四川宣抚使、利州路安抚使、兴州知州，阶州、文州、河池等地属四川辖地，作为面向北方战场的屏障。因为没有一部能像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讲述姜维、邓艾的生动故事那样的经典著作，来记录吴玠、吴璘的抗金战绩，也因为最后的吴曦是以投降大金国拥袍自立并被刺身亡，抗金的最终结局偏于负面，这段历时数十年的抗金战争历史的展示传播的效果以及带动地方旅游资源开发的效果都不够显著。

统一的元明清时代的茶马古道

进入统一稳定的王朝时期，陇南地区作为贯通西部地区的南北通道，继续发展着茶马古道及川甘贸易的通道。在全国性具有重大历史地理意义的事件中，例如在元代，陕甘与四川实行省级完全分治，改变以前政区设置以山水自然地理条件为分野的管理思路，比如以横亘的秦岭、大巴山作为关中、汉中、利州的省级政区境界，实行“犬牙交错”打破依托自然地理环境进行地方割据的格局，把汉中及陇南地区划在“陕西行省”范围，以陇南为界实行川甘分离，奠定了八百年以来陕甘川省级政区的空间格局。稳定的交通道路建设连带的贸易经济发展及征税事务更加突出。在元明清三代，朝廷主持修整陇蜀山路、桥梁、栈道、河渠的史实多有记载，碑刻、栈道等遗存也多有发现。茶马古道是通称西部地区以内地茶叶运往藏区、“以茶易马”的道路，关联着茶叶加工、马匹培育、茶马运输、集散互市、沿途供给等各种设施的集合体，包括栈道、关隘、桥梁渡口、税关、碑刻与摩崖石刻等物质遗存，以及“茶马司”等官制正史、地方志、传说等流传内容。在陇南地区，茶马古道的遗存以“点”串“线”，以“线”连“面”，构成西部三省交接区域以及关联更遥远的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北部地区的交通地理格局。自曹魏时代以后，陇南山地西北方向的通道主要是沿着白龙江河谷的“阴平道”，往北方向是借助嘉陵江和西汉水通往宝鸡、天水的“褒斜道”，此外还有明清时期由文县向西接通四川松潘和南坪营所的路线，有“秦蜀交界”碑记，接济“四川南坪营所所属关外八寨”。为茶马古道之细小分支。自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到清代，都有石碑或摩崖石刻及文献的记录和古栈道的遗存为证。

作者：王均，男，1964年生，北京大学地理学博士，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08-2009年中组部博士服务团成员，任职陇南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从事地理学、地图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任务，承担“中国文化地图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服务平台”开发项目。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编著《北京》等论著两部，翻译《北京古地图集》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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