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了一部不错的连续剧《朱元璋》，是导演冯小宁在2004年拍摄，由胡军、剧雪等主演的46集历史正剧。这部戏播出后几乎没有反响，我无意中看了几集，实话说，前几集的确比较雷，但越往后越有味道，于是一口气看完。作为央视大戏，这部戏收视率却极为惨淡，主要原因是没有戏说，情节基本按照历史线索演绎，这就难以取悦娱乐至上的群体；但细节上又没能精雕细琢，史实错误的小辫子一抓大把，也不能赢得苛求历史严肃性的观众。加之横店外景太假，时有穿帮镜头，群众演员频频出戏，其收视命运可知。
(资料图：电视剧《朱元璋》剧照)
不过，这部片子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朱元璋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透露的了传统中国一段特有的历史逻辑。46集的连续剧，前15集表现朱元璋从一个沙门游僧，在时代大势下成为红巾军的中等头目，并以此起家，仅用了十几年，就纵横捭阖、包举吴越、混一南北，实现了“立国”功绩。后面的部分则表现朱元璋清除宿旧、诛戮功臣、反腐肃贪、废相专制、大权独揽的“立法”勋劳。贯通其中的，是朱元璋的善恶人格，其善，在于消弭战祸、恢复生产、清腐肃贪、建立上访制度、整治上层官僚体系；其恶，在于全凭一小农心态治国立法，高度专制、杀伐决断、仇视士大夫，视天下为自家财产。这部戏能够把朱元璋这种农民皇帝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也就透露了“农夫治国”的政治逻辑。
自秦汉结束东周的封建列国，建立一统专制王朝以来，历代“大一统”的主要王朝里，通过农民起家造反最终得了天下并坐稳了天下的，恐怕只有朱明王朝一家。且看，刘邦虽为亭长，实则是游侠流氓；刘秀是太学生小地主；西晋司马氏是权臣勋旧；隋唐开国君主是军功贵族；北宋赵氏自唐朝即出仕，后为军人世家；元清是外族入主中原，只有明朝是“无产阶级”手创的王朝。那些靠造反成为地方性割据政权的如张献忠，或只短暂坐了龙庭的如李自成，倒是为数不少。中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早就做出过经典论述，朱元璋则似乎成了历史的一个意外。
当然，探究朱元璋上台的逻辑首先是一个史学问题，涉及到细密的考证和史料的分析，他的背后不仅仅有农民起义这一个支撑点，还包括民间宗教、南北经济、汉蒙族群、个人禀赋等多重原因。但是，仅就朱元璋的出身来说，强调他在开国之后“农民立法者”的身份，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里不想做历史研究，只想借电视剧《朱元璋》说说“农民立法”这个话题。
此时应有说明：这里所谈的农民、农夫与今日作为职业的农业生产者不能等同，也没有直接关系，指的是传统中国四民社会中“士农工商”的“农”。
在传统中国，农是立国之本，是稳定之基，其重要性众所周知、不言而喻。科举制形成之后，除了参军立功，即使是最穷困的农民，也可以通过开放性的科举制度进入士绅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也是有上升通道的。但是，这个通道主要靠儒学来筛选过滤，儒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些成长于乡野之间，没有受过长期的正式教育，而是受渔樵闲话、街谈巷议、神话传说、稗官野史所哺育，被官僚体制既压迫又保护的农民，情况就不大一样了。从历朝历代的小说、戏曲，乃至今天电视上的古装戏等不难看出，民间对朝廷特别是皇家的生活有着鲜明的想象，例如：山东吕剧《下陈州》里有“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的唱词，不少笑话有“皇帝是用金锄头耕地，用金碗盛炒豆子”的段子等等，就透露了这种想象的一个面相。
农民想象皇室贵族的“吃穿住用行”是幽默、无害的，但农民是怎么想象“权力”特别是皇权呢？这种想象可能有害吗？
有一则在网络上流传甚久的帖子，说的是1949年之后“称帝”的皇帝，读来十分有趣，从40到90年代，时而会有一些山区的农民自称皇帝，除了没有兵马武器外，他们无一例外地册立后妃太子、封侯拜相，这透露了农民对皇权的想象至今没有大的变化。这些固然是闹剧，但即使在当代，在并不遥远的乡下，甚至小城镇中，仍然有数量众多的人用这种想象的眼光来看待中央和官员，古代则可想而知。他们比任何人都笃信“天下体系”，强烈认可“大一统”，会很自然地认为皇帝的权力是无限大的，不受约束的；他们不读历史，不知道“君臣以义和”，认为臣下对君主的忠诚是绝对的，天经地义的；会认为四海天下是皇帝的私产，毫无争议，等等。倘若真的拉起了人马，就是张献忠、洪秀全。考量国史，这些越是从底层跃起的政权就越专制、越残暴。
电视剧《朱元璋》居然很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现象，他立国之后开始为天下立法，透过他立法的几个事件，不论善恶，均是农民对权力的绝好想象：他深知农民受压迫之苦，故而极端仇恨官僚体系，只相信自己，因此允许老百姓上京鸣鼓告御状，这是鼓励“越级上访”；他为了皇室存亡，逆历史潮流而分封诸王，对功臣宿旧大开杀戒，且不论他杀的对不对，数量实在骇人，手段实在残忍；他取消宰相，撤销中书省，将一人专制发挥到了极致，是因为在他的词典里，根本没有“垂拱而治”之类的理念；他认为自己治下“野无遗贤”，因此任何隐士或辞官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都是在反讽他治国水平差，因此不惜诛戮隐士。总之，朱元璋对权力的态度只有一个，即权力独享且权力无限大，比起宋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隋唐设三省宰相以约束权力的制度设计等，朱元璋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专制”开了先河。
著名的“《孟子节文》事件”在电视剧里没有被表现，但此处不妨一提：据杨海文先生研究，因为《孟子》里有诸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这样的话，朱元璋便认为孟子大逆不道，于是干脆把千古传世的《孟子》搞了个删节版，删了89条（据杨海文先生数字）！在后世看来，这件事多么可笑和没文化，就像为一个共和国预先确立继承人，还将其名字写入宪法一样。但是，《孟子节文》却鲜明地体现了朱元璋对权力的想象。在底层饱尝权力压迫之苦的人取得权力后，似乎也只会使用权力为所欲为，只认可君权，寄希望于君权，他不能理解还有限制君权的权力。在他想象的域中，民固然“贵”，但并没有“君轻”。
所以，朱元璋的立法，实在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因为他把农民当天子的恶果发挥到了极致。他立法中善的一面从未长期持续，比如反腐肃贪，如浪头一般，最多隔一段时间来一次；但他的恶政却顽固地在明清两代王朝中扎根，并强烈地影响到了今天。历史地来看，朱元璋的行为显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并无关联，他的立法不仅塑造了空前专制的统治者，也相应塑造了更加奴性的被统治者。贵族治下的民众和无产者治下的民众，气质是大不相同的。有什么类型的统治者，就会有什么样的民众，而此种民众也相应哺育着这样的统治者。上层越是专制，下层的独立意识就越低、依附性就越强，上层一旦专制能力不足，局面不稳，失去依附的下层马上就会蠢蠢欲动，力求推出新的统治者或取而代之。如今一些大言惶惶、为民请命、论调高昂的公共人物，和传统中国的造反者并无区别，仍然是用农民造反的思维来试图解决农民当权的问题。古人说“一治一乱”，这些人显然并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
有些人是能够跳出的。反思专制政治的思想家之所以在明末密集出现，当然是有原因的。最起码的，这些人能够涵养个体的独立人格，拒绝依附。连续剧里，晚年朱元璋丧妻丧子，故旧凋零，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立法者都是孤独的，但他的立法的王朝仍然在周期律里。
(编者注：原文略有删改) 文/张向荣（文学博士，银行职员。豆瓣上的danyboy）
·氧分子网（www.yangfenzi.com）延伸阅读：
文/陶禹廷 来源：大象公会（微信ID：idxgh2013）
关于朱元璋的历史形象，一直以来都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
两种真实性难以分辨的朱元璋画像
正史往往将他塑造成仁义的明君，野史则把他描述成残忍的暴君。清人赵翼就曾困惑地评价道：「盖（大概）明祖（朱元璋）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不少现代人也因为这种矛盾而产生了误解，认为有关朱元璋的「黑材料」都是清代官方的刻意「抹黑」。
不少现代人把朱元璋形象的「丑化」归结为清朝官方所为，尤其将矛头对准了「禁书修书」的乾隆帝
但事实上，从明仁宗洪熙朝开始，朱元璋的历史形象就已经出现了每况愈下的趋势。
在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形象无疑是俊伟光鲜的。明朝的官修史书《明太祖实录》就称赞他是五帝之后，带有圣人基因。明初的文人士大夫更是在《洪武圣政记》等私人著述中吹嘘他德行高尚，功绩震古绝今。
而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朱棣又进一步将这种个人崇拜推向了高潮。在永乐朝成书的《天潢玉牒》中，不但罗列了朱元璋礼贤下士、勤奋好学、徐怀纳言等优秀品质。还记录了大量有关朱元璋的神异事件，试图利用「天命所归」的暗示，把朱元璋的个人形象「神格化」。
除了极力美化朱元璋外，《天潢玉牒》还特地把朱棣的生母说成了马皇后。这种与史实不符的记载，反映出该书浓烈的政治倾向。
洪武朝对朱元璋的各类溢美之词尚可理解，毕竟他终结了元末乱世，创造了和平的局面，国计民生都因此得以复苏。再加上朱元璋喜好严刑峻法，大搞政治迫害，文人出于避祸的心理，也不敢妄谈国事。
但永乐朝对朱元璋的夸大吹捧就颇值得玩味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朱棣起兵时打出的口号就是恢复洪武旧制，另一方面则源于朱元璋和朱棣在作为上的相似性。
朱棣很清楚，褒扬太祖就相当于褒扬自己，抨击太祖就相当于抨击自己。所以，永乐朝吹捧朱元璋的风气超过了他在世的洪武朝，达到了历史顶点。
和朱元璋一样，朱棣在位期间不仅事业有成，同时也杀戮了大量政治异见者
不过，明朝对朱元璋的这般吹捧也就只维持了约半个世纪。自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开始，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洪熙朝到成化朝的六十多年间，虽然文人士大夫仍然对朱元璋褒扬有加，但批评的声音也逐渐流传开来。
永乐朝以后，明仁宗和明宣宗为了重建士大夫阶级的道德标杆，平反了深受朱棣迫害的建文朝大臣。原本被封禁的建文朝著作，也随之得到了解禁。这些著作揭露了朱元璋在位时期的不少冤案，对后世评价洪武朝的政治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例如，方孝孺的《逊志斋集》，就涉及了大量洪武朝的「黑材料」。它披露了洪武十五年发生的「空印案」，提及了许多朱元璋不纳忠言、乱杀谏臣的史实。这些事件株连甚广，被杀和被流放的官员达数千人，但洪武、永乐朝的其他史料（如官修《明实录》）却视若无睹，没有加以记载。
方孝孺的著作揭露了洪武朝的很多未载于正史的「黑幕」
伴随着对建文朝臣子的平反，尤其是明代初叶那种紧张的政治风气逐渐松弛，文人士大夫不但有了阅读《逊志斋集》一类黑材料的机会，还大量以之为依据，用来批评朱元璋时期专断暴戾的执政风格。
特别是正统朝发生「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政治日趋腐朽，国家实力逐渐衰微。文人士大夫阶层受此影响，不再沉溺于对皇帝的个人崇拜，反而试图从前朝事例中寻找经验教训。从很多当时留下的论述里可以看出，中明的文人士大夫表面上批判的是朱元璋，实际上是想用朱元璋的例子警示本朝皇帝。
自明英宗以来，明朝皇帝昏招迭出，致使文人士大夫不得不反思过去一味给皇帝「捧臭脚」的政治风气
当然，这些关于朱元璋的「黑材料」也并非全无问题。特别是有关洪武文字狱的记载，存在明显的夸大，甚至互相矛盾。后世有关洪武文字狱的大部分故事来自于《朝野异闻录》和《闲中今古录》一类的野史。现代明史专家经过对大量不同史料的分析，除了发现洪武文字狱确有其事外，也从这类野史中发现了不少杜撰的故事。
而且越到这段「平反浪潮」的后期，对朱元璋的杜撰式「抹黑」越严重。尤其是在中晚明，出现了肆意篡改书籍的风气，导致文人有意在原有史料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把朱元璋丑化为一个粗俗的流氓。相比前期的客观还原真相，后期的朱元璋形象已经变得惨不忍睹。以至于著名明史专家陈学霖认为：「现存有关明初文字狱史料不宜轻信。」
讽刺的是，到了十六、十七世纪，随着明朝北部边疆的战局日益吃紧，特别是明亡以后抗清形势的需要，文人士大夫对朱元璋的评价再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成了一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英明形象。这也使得明代朱元璋的形象，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