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鸿章上千万的巨额财产，来源是哪里呢？
应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传统渠道，也就是官场上的各种陋规，以及战争中的劫掠；二是新兴渠道，即从洋务运动经营中获利。
(李鸿章图像）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渠道。
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事业心极强，对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和曾国藩不同的是，李鸿章对节操二字，并不那么重视。虽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鸿章身上有着著名的“痞子气”。他为人机变圆熟，敏捷灵活，对老师的“儒缓”、“迂拙”一直不以为然，一生急于事功，“拼命做官”，处事首先论利害，再论是非。在朝廷上，在国际间，都以善于捭阖闻名。
曾国藩建立湘军，选择人才时，首重道德品质，“选士人，领山农”，以忠诚相尚。李鸿章则在初建淮军时，就强调“利益”的重要性。他说，人以利聚，鸟为食来。“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注1.]。所以在淮军建立之初，李鸿章就公然以子女玉帛诱集将弁，用人时广收杂揽。淮军军纪一开始就不好，“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军饷之多少，对淮军将士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战争中通过劫掠所收获的，远远过之。柴萼记载：“（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注2.]
风纪如此，当然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对于指责，李鸿章总是勇于替部下挡箭，说这些“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
在李鸿章的姑息纵容下，淮军将领多发了大财，李鸿章本人亦成为表率：“庐州府属合肥、庐江、舒城等县，军功地主每县多者近千，少者也有数十人。仅舒城一县就有军功地主300人以上。”[注3.]“……李鸿章及其淮系头目，发战争之财，获取大量收入，并以购买土地传之子孙视为稳固的投资方法，于是合肥土地率为大地主所垄断，阡陌相接，绵延数十里者的大地主也不少。”[注4.]
因此，李氏家族的“第一桶金”，应该是来自战争。
【二】
李鸿章更多的财富积累完成于息兵之后漫长的督抚生涯之中。在晚清督抚中，李鸿章并非丝毫不讲操守之人。他也曾激烈抨击吏治腐败，对官僚只顾搜括，不顾民生痛恨不已：“官府内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计及民生之休戚。……纪纲日隳，踵此而行，乱机将兆。”[注5.]他在督抚任上也曾大力整顿吏治，参革劣员。特别是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淮军银钱所”，现银八百多万两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因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之评。[注6.]
然而，这仅是李鸿章居官作风之一面，他还有着另一面。
李鸿章为人喜欢排场，讲究气派，对官风官纪之细枝末节一向不那么重视：“对下级官员的逢迎，李鸿章也会安之若素。根据清朝规定，凡邻省督抚及钦差大员过境，在离城一二里地面以内的，准地方官前往送迎，不得过二里之外。但直隶司道大员率同在省各员每逢大员过境，皆远出二十五至四十里处迎接，以致现任州县纷纷效尤，无不越境迎送，在邻封地面驻候。……但李鸿章从不拒绝，坦然受之。”[注7.]
以权谋私、利益交换、安插私人等官场上常见的勾当，李鸿章信手拈来，一生没少做。“李鸿章也曾多设机构，安插闲人。光绪十五年，李鸿章以直隶升科地亩为名，于省城及各州县创设清赋总局分局，其实此为藩司应办之事，多此机构，如御史所奏，‘无非位置闲员’，‘不独糜费，且恐需索贻害’，次年被撤销。”[注8.]
在李鸿章的头脑中，一定限度内的“陋规”是天经地义，甚至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在出访欧洲的时候，他闹出了这样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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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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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访问欧洲的时候，最喜欢问人家挣多少钱。随员提醒他，老外很忌讳这个，他也不理。有一次，他参观英国一个大型企业，问企业主：你管这么大一摊事，一年收入多少？厂长说，只有一份薪水而已。李鸿章不急不忙地抬起手，指着厂长的钻戒说，那这么贵重的东西是从哪来的？显然，他认为这是“陋规”所得。
（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前往科隆大教堂的场景。）
由此判断，李鸿章按官场惯例，收受下属陋规，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贪名由来有自。清代督抚年均陋规收入十八万两，李鸿章封疆数十年，收入数百万两不出意外。
【三】
李鸿章巨额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从洋务运动官办企业中获利。这是晚清部分官员有别于传统收入来源的一个财富新源头。
同治二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创办洋炮局，这是他办洋务之始。此后，洋务规模日益扩大，陆续创建或者扩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底，他创建了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又陆续创办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这些企业建立之初一般都是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办国有企业，类同封建衙门，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成本核算不严，损失无人负责，所以贪墨者有大量漏洞可钻。“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结果是“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率过半”[注10.]。李鸿章所用之员，很多也名誉不佳。比如他最倚任的洋务人才盛宣怀就经常被人诟病。盛氏在购买旗昌公司时，被王先谦、刘坤一参劾受贿，李鸿章对其多方保护才使其过关。[注11.]
（1881年，开平矿务局修建的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通车后，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率幕僚乘车视察。）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尽靠山的义务，是因为这些人从经济上会对他进行回报。光绪三年，盛宣怀在购买旗昌公司时，发现旗昌在账外还有房产30间，洋房17所，约值50万两。盛宣怀即密函李鸿章，建议由几个靠得住的内部人另立一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他问李鸿章“师欲附股若干，乞密示”，由其操办[注12.]。李鸿章是否同意，在档案中未见记载。不过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处都有不少的股份，并无疑问。“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注13.]所谓“虚股”，即今日所说的“干股”。随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业”的扩张和壮大，其获益自然相当可观。
【四】
李鸿章出身并不显贵。他出生之际，李家尚属庶民小地主水平，李鸿章曾经在家书中说，祖父每到过年时就会被债主围困，时间长了，甚至为亲友所厌：“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总非长久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注14.]李鸿章十五岁时，父亲李文安才中进士。但是李文安以普通京官终，仕宦所得十分有限。李家后来成为合肥首富，李鸿章的贡献当然是第一位的。
李鸿章做官第一目的当然不是要发财，但是他为官不以操守为重，而且又掌握大量社会经济资源，自然导致大量财富沿着权力管道汇入其门。这在晚清参与洋务运动的督抚中，应该具有一定典型性。
当然，并不是所有参与洋务运动的督抚都成了巨富。和李鸿章一样，晚清另一名臣左宗棠晚年也深度介入洋务运动。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创建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新式造船厂。一八七一年，他在兰州建立甘肃制造局，自造枪炮。一八八○年，他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
可以说，洋务运动中，他和李鸿章一样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但是我们找不到他参股其中以谋私利的记载。同样，曾国藩总督两江时，如果想发财，也是易如反掌。比如通过批盐票一项，就可以成为巨富。然而他却严格要求家人，不得领取盐票。
这说明，在同样的经济环境下，一个官员的经济收入还会受到道德操守水平的极大影响。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受提倡经世致用、艰苦奋斗的湖湘学风影响极大，身上皆有一种胸怀天下、不以个人得失为念的大气。曾左二人一生，都很少以物质生活为念，精神专注于大事。
而李鸿章身上的江淮气质则与“湖湘性格”颇有不同。李鸿章的老家安徽合肥所处皖北地区，为南北要冲，历代大的战乱多涉及此地，土匪横行，民众尚武，“民情好斗”。在这样的地方，明规则常常不起作用，潜规则才是支配社会的真正力量。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受底层文化影响比较大，性格崇尚豪迈，做事不拘一格，行动以实用主义为指针。
福尔索姆在《李鸿章的气质、性格与事业》中说，“他极端实际和讲求实效，脚踏实地，……在李鸿章看来，与想象中的邪恶斗争是无益的。人们只能做他们能做的事。‘惟有量力踏实做去。’”李鸿章特别讲哥们儿义气。“……李一生中对朋友的忠诚几乎具有传奇色彩。……当朋友身处逆境时，也必须忠于他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帮助他们。李非常确信这一点。”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酷爱虚荣，喜听奉承，善打痞子腔，这都是底层文化性格的表现。在物质享受上，李鸿章也非常现实，没有理学家那种以物质享受为敌的行为倾向。因此在居官操守上，李鸿章与曾左二人表现出巨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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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及注释：
注1.周馥：《负暄闲语》，卷一，第四二页。转引自曹建英：《曾国藩与李鸿章在立身行事上的差异》，《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2期，第5页。
注2.《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4辑，《梵天庐丛录》1，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注3.张爱民：《太平天国运动后安徽土地关系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123页。
注4.张爱民：《太平天国运动后安徽土地关系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123页。
注5.《复四品卿何子永》，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2，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612页。
注6.参考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注7.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8页。
注8.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68 年，总2716-2717页。
注9.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04、105页。
注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57页。
注11.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注12.《盛宣怀档案·盛宣怀致李鸿章密函》，光绪三年十一月，1877 年12月。转引自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9页。
注13.《李鸿章》，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第 26 页。
注14.李鸿章著；翁飞，董丛林编注：《李鸿章家书》，李鸿章致李鹤章，黄山书社 , 1996年，第6页。
文/张宏杰，作家、学者，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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