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庸江湖里的侠客，大致是一伙粗人，打架的多，讲理的少，决定事情一般靠拳头。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一群侠客遇到了争端，再怎么文绉绉地商量半天，到最后还是靠打架解决问题，总会有某个人恼将起来，掣出刀子：“多说无益，咱们兵刃上见真章罢！”
但神奇的是，即便是会议文化如此不成熟、会议形式如此粗疏的草莽江湖，居然也遵循一条开会的铁律——会议的重要性和人数成反比。
换句话说就是，开会的人越多，会议越不重要。
不妨看看金庸小说里那几场真正震动天下、扭转乾坤的会议，无一例外都是小会；而那些所谓的“群雄大会”“武林大会”，不管再怎么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也几乎无一例外都开成了过场乃至闹剧。
二、
比如《天龙八部》里，最重要的一场会议是什么？是少林寺藏经阁的一场会，是场标准的小规模峰会。
开会的不过五个人，都是江湖最顶级的精英：萧峰父子、慕容博父子和鸠摩智同志，再加上一个列席旁听的老同志扫地僧，与会者一共不过六人。
这个小会的议题是什么？乃是辽国、吐蕃、西夏、大理、大燕五家瓜分大宋。真可谓天下兴亡大事、历史转折关口，全在这几个大腕的一念之间。
按小说里的说法，在这次小会上，差点就通过了瓜分大宋的慕尼黑阴谋，要不是萧峰一票反对，再加上老同志扫地僧及时站到前台，喧宾夺主，从列席旁听人员变成了会议主持人，恐怕天下不久便是几国交兵，狼烟四起，生灵涂炭了。
又比如《倚天屠龙记》，意义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是什么？就是明教八名首脑拥立张无忌做教主。
这也是一次标准的小会。会议地点是张无忌的病房，与会人员连同张无忌不过九个人，再加上一个端茶倒水的小昭，一共不过十个人。开会的过程非常简单：杨逍先吹风，彭莹玉正式提议，张无忌依礼谦让，众头领一力劝进，最后大家鼓掌通过，时间不过小半个时辰。
这次“病房小会”的意义在《倚天屠龙记》里怎么说都不过分——张无忌执掌教务，武林格局从此大变，明教从此中兴，后来兴兵灭元，终有天下，可以说都是从这一次小会而来。
三、
再回头看看那些貌似热闹的“武林大会”“英雄大会”，你就会发现它们不论多么声势喧天，其实都远没有看起来那么重要。
在张无忌担任明教教主的过程中，明教一共开了两个会：一个是先前的“病房小会”，一个是几天后的“光明顶大会”。从形式上说，正式确认张无忌教主地位的应该是光明顶大会，不但选了新领导，而且还做了立法工作，张无忌不就和教众约法三章嘛；要论规模，当然也是大会远胜小会，“光明顶上烧起熊熊大火”“教众欢声雷动”“宰杀牛羊，和众人歃血为盟”，气势多么恢宏。
但懂行的都知道，大会远没有小会重要。在开大会时，张无忌的掌教地位事实上早已敲定，而且还已经履行了教主职责，实实在在地指挥了一场战斗。光明顶大会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所谓“约法三章”，不过乃新教主颁布施政方针、展现侠骨仁风而已。
江湖上更有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会，却开得有头无尾，不知所云。比如《射雕》里的大胜关英雄大会，说是为了选举武林盟主，领导群雄抵抗蒙元。主持者遍邀天下豪杰，堪称盛事。
然而这次会议究竟开成啥样呢？我们只记得陆家庄的肉山酒海、各方势力的狠打乱斗，最后稀里糊涂选了个小龙女当盟主，有名无实，不了了之，再无下文。
又比如《天龙八部》里的聚贤庄大会、少林寺大会，尽数沦为不知所云的愚战恶斗。在少林寺大会上，少室山门前的与会群雄们兴高采烈，呼朋唤友，自以为参与了一场武林盛事，还说什么“得见天下英才各出全力相拼，不虚此行”，说白了不过是见世面、开眼界，有多大意义？
这些草根可想到，此刻真正重要的小会正在藏经阁里上演，江湖命运正被六大高手商量着拨弄么？
四、
金庸小说里，开会最多的莫过《鹿鼎记》，也将“小会干大事、大会不干事”的特征体现得最明显。
擒鳌拜、撤三藩、平边患，这些大事拍板，全在小玄子和小桂子两人开的碰头小会上。等最后再发诸朝臣讨论时，看似热火朝天，实则大家不过是抱着康熙和韦小宝编好的剧本背书而已。
当然，武林江湖亦有规矩，一些必要的形式仍然是要的。像康熙主持的撤藩讨论会那样，确实不能不开。怕就怕最后把大会开成闹剧和笑话，反而耽误大事。
金庸江湖里最无聊的一场大会，就是所谓的“杀龟大会”，天下反清复明的英雄好汉群聚河间府，商讨剿杀吴三桂的大计。会议规模隆重，“黑压压的坐满了人”，明朝宗室、云南沐家、台湾郑家、武林豪强等各方势力云集，有的明朝遗老遗少还穿着故国衣冠，极壮声势。会务工作也是相当到位，“牛肉，面饼，酒水，流水价送将上来，群豪欢声大作，大吃大喝”。
可这么重要的大会，产生了什么成果呢？
主要成果有两个，一是出了一本《杀吴三桂方案集》，内容五花八门，有的说要凌辱吴三桂N代祖宗，直接换掉他家族基因；有的说要杀吴三桂全家，留他独活，让他孤单伤心而死；有的说要将陈圆圆抓来送到窑子里，让吴三桂做乌龟，郁闷憋屈死。真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二是搞了一个《杀吴三桂小组人员名单》，成立了十八个杀龟同盟，选了郑克爽先生等十八个“盟主”，以及陈近南先生等两个“总军师”，可谓是为杀龟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然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次大会开完之后，我翻遍《鹿鼎记》全书，此后的二十三回、上百万字里，这些方案一条也没有执行，这些组织一点也没有发挥作用。到最后，盟主郑克爽没有杀吴三桂，反而一刀杀了“总军师”陈近南。
五、
或有人问：六神，难道“杀龟大会”就一无是处吗？
那也不然，好处还是有的，那就是组织者居然并不勉强大家参会和表态。原著上说，会场的一侧角落里“疏疏落落的站着七八十人”，他们“既不愿做盟主，也不愿奉人号令。”作为会议组织者的顾亭林和冯难敌看在眼里，他们“明白这些武林高人的脾性习性，也不勉强”。
亏了这一个“也不勉强”。如果会务组织者冯难敌先生抽出刀子说：今天“杀龟大会”上谁不表态，谁就是缩头乌龟！我们就先把他杀了！那该多恐怖啊！
作者：王晓磊，专栏作家，“六神磊磊读金庸”作者。
“办会”历来是秘书工作的一项重要业务。其实，会议自古以来就是行政管理的一种常用手段，从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你知道古人是怎样开会的吗？
部落联盟会议
会议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长。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早、中期，会议仅限于规模较小的氏族内部，不需要专门的会务组织工作，可以说那时只有会议而没有会务工作。
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部落和部落联盟。部落和部落联盟实行原始民主制，重要问题集体议决，因此产生了频繁的原始会议。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部落联盟首长召开的由部落联盟管理者和各部落首长参加的议事会，类似于今天的办公会议。传说尧在确定派谁去主管治水时就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尽管他觉得鲧不可靠，但还是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派鲧去治水。
二是战争动员大会。如《墨子·兼爱》记载，禹在代替舜指挥伐苗战争前举行了动员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伐苗誓辞”。
三是庆祝大会。如黄帝先后击败蚩尤和炎帝之后，被大家拥戴为“天子”，在釜山（今河北省涿鹿县）举行庆祝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万国”之多。
四是礼仪性质的朝见大会。大禹即位后不久，先后在涂山（今安徽怀远）和苗山（今浙江绍兴）举行了各国诸侯（实际为各部落首长）大会，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指挥。
这些传说中的部落联盟会议，参加人数已比较多，议决的事项也比较重要，这些会议必然有许多会务工作，诸如会议的准备、通知、仪式的确定和指挥等。这些工作是在会议主持者领导下由“纳言”等秘书官负责实施的。
两个著名会议
西汉的“盐铁之议”
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了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大会。汉武帝在元狩三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实行盐铁和酒类官营，实施均输平准、算缗告缗这两种重要的税收政策等。这些政策虽然充裕了国家财政，但是广大农民的负担却愈来愈沉重。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诏令：此后务必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昭帝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之士共六十多人在长安开会，询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之士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几十天的辩论。
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该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部比较完整的会议纪要和会议文件汇编。
这次具有确定治国方策性质的会议，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当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由此而提出了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代的“政事堂会议”
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的中央政府机构的“三省制”，到唐代得到完善。三省之间的关系是“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中书省是起草政令的机关，中书舍人拟稿后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选定并补充修改，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然后送达门下省，经过门下省审议后再由皇帝亲自批准，才能成为国家的正式法令交尚书省执行。
中书省拟好的政令送达门下省时，如遇门下省反对，就会将它“封还”，命令即算作废，皇帝的“画敕”也等于无效。所以，唐代皇帝欲下诏敕，一般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政事堂会议的出席人包括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副官，多时有十几人，最少时只有两人。讨论结果由“执笔”综合记录。“执笔”由众人轮流充任，有时一人轮十天，有时一人轮一天。皇帝的命令必须在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才能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尚书省长官一般不出席政事堂会议，他们只有执行命令之权，而无发布命令及参与决定之权。
中央政令须由政事堂会议通过才有效，皇帝一人说话不算数，这在封建社会中算是最“民主”的决策制度了。由于政事堂会议制度的存在，中央政令在下发前经过充分的论证，避免了中央政府决策失误，“由是鲜有败事”（《资治通鉴》）。它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对于我们今天起草重要文件、出台重要政策或形成重要决定，仍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古代类似“盐铁之议”和“政事堂会议”这样决定国家大政的会议毕竟不是很多，朝廷中举行的大多是一些例行的礼仪性会议。各个朝代会议之频繁、会务工作之烦琐，均大同小异。
清代的会议概况
清代的会议多种多样。就朝廷会议而言，已形成完备的会议制度。从形式上划分大致有六种：
第一，常朝会，这是皇帝例行的办公会。一般情况下一天一次，于黎明时辰举行。会议由皇帝亲自主持，与会人员除有关朝官外，还有掌玺、记注官等服务人员。内容通常是由皇帝在会上宣布预先拟好的谕诏，有时也议论一些问题。
第二，大朝会，有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定期的大朝会为每年新年、冬至、万寿（皇帝生日祝寿）的“三节会”，不定期的指皇帝登基、大婚、册封皇妃或太子等大会。大朝会是朝廷举行的规模最大、最隆重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除在京的朝廷文武官员、皇室亲王等成员外，地方各省还派人参加，人员多在500上下。会议内容多由内外官进表献辞，对皇帝和朝廷歌功颂德。
第三，军礼大典会，这是不定期的会议，与大朝会有相同之处，参加对象不尽相同。内容有大阅、亲征、命将、纳降、凯旋、献俘等，均与军队活动和战争相关，仪式也很隆重。
第四，皇帝会见被“引见”官员的会议，通过“引见”，皇帝可以直接面试县以上官员，并予以任免。清代这类会议比较多，都是临时性的会议。
第五，外交活动举行的各种会议，诸如朝觐、迎送外国使者等。这类会议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与日俱增。
第六，探讨统治方略的会议，由皇帝随时召集身边重臣或参谋顾问咨询官员座谈讨论。
从内容上看，只有第一种和第六种才是真正商议事情的会议，其他四种都是礼仪性的集会。
这些会议的会务工作，由内阁、军机处等秘书部门负责安排统筹，具体工作则由礼部、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等有关机构负责落实。譬如：太常寺负责庙坛祭祖典礼的安排；光禄寺负责节庆、祭典婚丧等会议的筵席；鸿胪寺负责朝会、宴会、祭祖礼仪事项，通知参加大朝会等官员名单、排定班次，确定不同官员穿戴官服，安排行礼礼仪。清末光绪帝时，光禄寺、太常寺和鸿胪寺并入礼部，宣统三年又改礼部为典礼院，故具体工作先后由礼部、典礼院安排。
从清代会务的数量、会务组织机构和事务看，封建朝廷的会务工作是极其烦琐的，且所承办的会议大多是维护封建帝王威严的礼仪性会议。
（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2007年第1期。作者：杨树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