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4年，是中国互联网元年。缘起二十年前，1994年4月20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接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代表中方重申的连入Internet的要求，开通“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的64K专线。稍后同年7月和10月，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和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也相继与INternet相连。自此，互联网联姻，中国和世界开始融成一片。
筹办人民网是在1996年。约一年前，张树新创办中国第一个面向家庭服务的“瀛海威时空”（InternetHiway）网络，清华大学开通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的校内BBS“水木清华站”。那时我自1986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已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十年，任人民日报社经济部农村组组长。约五六月份时，时任人民日报社编委、秘书长朱新民找我谈话，希望我牵头具体筹办人民日报社信息化、信息产业和互联网发展相关事宜。他是军人出身，有战略眼光，敢担当，理事简练。当时，他说有这样一句话，对我这个一直以在纸上写字为生、为荣的人触动很大。谈话中，他感觉到了我对新闻采访写作的依恋，对我说：“做实事，在大地上写字。”
我算是地地道道“新闻科班”出身，某种意义上，在那时的人民日报社经济部工作，就是已经站在了专业领域的金字塔顶。从1986年到1996年，十年辛勤，借人民日报高地，遇改革开放春光，天时地利人和，学了许多，写了不少，对经济报道，尤其是“三农”问题，很熟悉，感情深，并且通过报道，深深介入和影响过当时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尽管如此，那时我没有多犹豫，就毅然选择离开自己擅长的传统媒体岗位，除了跃跃欲试，想试着学着伸展拳脚，“在大地上写字”外，还有这样两个基本的判断。
一是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岁月后，进入九十年代，报纸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讲，基本就是在庞大严密的业务链上，日复一日重复劳动，创造性少，思维很难活跃。那时，因为各种原因，作为采编基础的社会经济实践，与八十年代相比，显得缺乏活力，不少改革近乎停滞。比如说，我和有些同事发表关于股份制的文章，都会受到高层批评，被说成资本主义。其实那时，股份制在南方有些省市，已经成为大面积的、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实践了。
自己有时发表了大块头文章，在版面上占据了“通八栏”位置，年轻同事很羡慕，开心我说，你又发了“重型炮弹”。那时的人民日报发行200多万份，想一想，新闻纸该要堆成多厚，该有多少层楼高，该得多少纸浆才能承载自己的一篇文章呀。所以这时的我总是戏谑着回应说：“又砍倒了一片树”。这样的新闻工作，实际上，对当时的我来讲，已经没有大的挑战性，魅力大降了。自己换换工作，学点新本领，纸媒报道，让更年轻的人来干，他们收益会更大。
二是那时自己非常坚定地认为，在未来，互联网、信息产业、信息化，是大势所趋，前途无限光明。稍后我在《人民日报》上写过几篇专门介绍互联网的文章，提出“第四媒体”概念，将人民网等门户网站其形容为“冉冉升起的网络媒体”、“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实，从自己一开始决定“做实事”，“在大地上写字”，决心与互联网、信息化、信息产业为伍，在心底里，就认准了纸媒会日渐式微。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96年9月，邵华泽社长主政的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决定成立“人民日报社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工作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的名字，富有时代特色。当时的情况是，互联网已在美英兴起，势头鲜活，强劲者，如美国在线（AmericanOnline)、雅虎（Yahoo），开始显山露水。
但是，互联网这件事情，在中国不一样，一开始确实非常敏感。民间已有行动，高层开始重视，但总体上是小心翼翼，异常谨慎。因为在那时，互联网给人的印象，很不可靠，网上的内容，感觉要么是反中、反共，“反动”信息多；要么是光屁股、奶头，黄色内容多。
另一方面，受当时美国总统克里顿、副总统戈尔推行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影响，信息化、信息高速公路、信息产业等概念，当时在中国，却是大热词，很受追捧。那时，尤其是“三金工程”，即“金桥工程”、“金卡工程”、“金关工程”，风风火火，热闹的很，真实记录了当年中国意欲加快发展信息现代化的急切和坚定的足迹。
《人民日报》是中国第一大报、党中央机关报，示范效应强，做事动静大。回避敏感的政治意味，把互联网的发展，放在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不显山露水，又应和着更大的政治经济逻辑和技术逻辑。这样定位，可使以后的发展，更稳健，便进退，有后劲。
事后回看，在中国新闻宣传、意识形态领域和传媒产业举足轻重的人民日报社，能够如此早地在中国跟随信息化潮流，发展信息产业，布局互联网业务，除了报社编委会对新事物敏感、敢于担当外，还与当时报业面临的大情势有关。
传统媒体中，与电视、电台相比，报纸一直是老大。但在那时，人民日报社作为我国新闻国家队的带头羊，其业务发展和影响力，已经受到了电视媒体的强劲冲击，电视已经成为人们的最爱，事实上的“老大”。报纸的经济实力，与电视比，也出现很大落差，不可同日而语。那些年，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收入，还不到一亿元，而中央电视台已有二三十亿元。
地方媒体、特别是以都市报为主体的新型纸媒，无论是在广告营销，还是在影响力上，也踏着市场化的鼓点，翩翩起舞，快速消弱着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各大媒体的历史影响力。特别突出的是，由黎元江领导的广州日报（后来我在人民日报的老同事戴玉庆也任过该报社长），广告也达到十亿级。广州日报那时已经有能力投资十多亿元引进国外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建设国内最现代化的印刷厂。并且开始脱离高度垄断的邮局系统，自办发行，气魄很大，引领中国报业的发展潮流。
这样情况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远离中央财政、自负盈亏的人民日报，只是按照老的路径发展，一定会缺乏后劲，力不从心。要保持住中国第一的影响力，人民日报就必须大胆创新，面向未来，采用新技术，瞄准互联网这个新产业，把自己融进整个国家的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之中，占领未来媒体产业的制高点。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人民日报编委会对新设立这个领导小组非常重视，规格很高，阵容很强。组长是时任总编辑范敬宜，副组长是时任副社长许中田、副总编辑李仁臣、秘书长朱新民（后为副社长）。由朱新民秘书长具体分工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当时的人民日报社事业局局长谷嘉旺兼任。我任常务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在大地上写字”，听着新鲜、大气，令人憧憬。但是，在互联网这片崭新的土地上，地有多深，笔是啥样，字又该咋写，完全无例可援。在十八年前，要做成这件事情，在“大地”上把字写成写好写美，还真是得按照邓小平说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呢。
（资料图：1949年，在王府井大街的阅报栏前，市民在阅读新出版的《人民日报》）
作者：蒋亚平，人民网创始人，原国土资源报总编辑。曾出版专著《新闻失实论》、《新闻实践指南》、《风雨历程——中国经济是怎样起飞的》、《改革开放的龙头——广东》等。发表《论新时期报告文学价值观念》、《冉冉升起的网络媒体》、《面向新世纪的新媒体》等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