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向我约稿之前，我还不知道自己又走在时尚前沿了，原来我写的微博和微信都是“互联网思维”的一部分。还是不谈互联网思维，先谈谈生态农业吧。
生态农产品并不一定是“小而美”的，大规模生产与生态农业并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冲突，我知道美国芝加哥有一家会员数量超过1万户的CSA农场，也知道丹麦有一家世界上最大的CSA农场拥有8万户会员，事实说明生态农业的生产规模也可以放大到一定程度；但现有的生态农产品市场存在一个核心的问题：信息的不对称；如何通过各种手段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有效建立信任，这是当前中国的生态农业产业链面临的最大问题；生产者可能因为信任缺失而失去订单，渠道商可能因为信任缺失而难以消受附加值高的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可能因为信任缺失而轰然倒塌，消费者则可能因为信任的缺失而不得不在食品安全问题面前终日提心吊胆；信任就像生态农业产业链中的润滑剂，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缺了它，产业链难以平滑运作，链条上各个环节之间都会产生摩擦。而在充分信任的社会经济体中，消费者可以舒服放心地购买，不必担心生态农产品的购买问题，这样的产业就具备做大的基础。美国能够拥有全食连锁超市（WholeFood）这样的以生态食品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还能够做到世界500强的规模，与美国社会经济维持高度信任有很大关系。
大资本可以通过高额的广告费用减少信息的不对称，通过多种媒体手段迅速建立受众群体，树立产品的品牌形象，让消费者相信该品牌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但农产品附加值相对低，比如在生鲜农产品领域额蔬菜、水果、肉蛋禽类产品几乎没有全国性品牌；生态农业品相对常规农产品，因其环保、安全而产生溢价，但消费者如何能得知该产品是真正按照生态农业的操作规范做的？是否有溢价的价值？
有些消费者虽然有食品安全的意识，但对于溢价购买并不确定的“更安全的食品”则心存怀疑。与此同时，全社会对于例如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还存在概念上的混淆，信任难以在短期内建立，由于农产品都具有准公共品的特点，因此，生态农产品市场的扩大难以在短期内开展。中国的生态农产品及其加工食品站食品消费总额的比例不足5%，远低于13%的世界平均水平，信任缺失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有了微博或者微信这类自媒体后，蔬菜生产过程中如何保证无农药、无化肥等城市里的消费者最感兴趣的信息就可以很方便传递。无农药、化肥并不代表完全复古的农业形式，农业的技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发现问题后才应对，比如看到病虫害就用不同的农药对付；第二个层面则是管理，在产量和质量上做最好的平衡，在病害、虫害出现苗头的时候防治于未然。另外，生态农业自身其实不光包括生态的生产，应该还包括生态的生活，生产和生活应该是有机结合的。所以，在自媒体中，我希望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展现我们村里一群年轻人选择这样一份事业，回到乡村生活的价值观以及生活的点滴，与此同时，还要让大家看到农场在生产上是如何用自然中的智慧解决问题的，比如利用自然界植物自制杀虫药，更重要的是，一年四季的交替过程中，植物的变化。
互联网进入移动终端时代，越来越多人把网络作为消费平台，卖家通过手机拍照，上传照片，添加文字描述，就算是开了一家店铺，只要保持手机和网络的联通，就能随时随地做买卖；买家通过手机浏览商品、下订单、手机支付，一切行为都超越变得如此简单，移动互联网与传统商超流通渠道相比，极大地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运作的效率，但是，生态农业产业链中的信任问题并不因为移动互联网的便捷高效而增强。
移动互联网的平台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平台更大更快，传统政府和社会的监管体系难以跟上节奏，鱼龙混杂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移动互联的这个特性对于生态农业产业链的信任而言是减分的；而网络又有利于信息的透明和传播，这又有利于加强产业链中的信任，避逆免互联网对生态农业产生向淘汰。
如何才能用好互联网这把双刃剑？ 显然要解决产业链中的信任问题。那么又如何能构建充分信任的生态农业产业链呢？这是一个涉及政府、社会和市场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全面的解答，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拿来就用；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些生态农业产业链发达的国家也难免遇到市场和政府失灵的麻烦，这其中最可借鉴的是日本的经验，因为日本和中国一样，同属于人均一亩三分地的东亚小农国家，社会结构上有可比性；日本生态农产品生产端依靠综合农协，监督端有公民社会的各种NGO组织；生产有保障，监督有保障，市场顺畅就有保障；综合农协是农户在生产、土地、金融、市场各个方面的综合合作体，政府给予巨大支持，能够很好的引导和控制农户；NGO组织因资金和运作的相对独立而具备较好的公信力；生产者有依靠，无需作假，也很难作假；监督者不愁吃喝，就能保持立场。说完日本，再谈谈我所做的分享收获农场如何解决信任问题。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扎扎实实做好生产管理，让团队包括农户都能树立“生产好的食物是我们信仰”的价值观，邀请会员和其他社会组织来农场参加活动是一个增进互信的有效方式。分享收获会定期举办各类农场活动，如四月份的开锄节，七八月份的夏令营，中秋节农场篝火，十月份的丰收节等等活动；另一个增加信任的因素是接受志愿者，他们不拿分享收获的工资，凭着对生态农业的热爱而投入到农场工作之中，农场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可能被志愿者通过自媒体传播出去，这是一个有效的社会监督。
当前阶段，信任问题难以得到制度化的解决，想要打造生态农产品互联网销售平台，要谨慎，要在互联网之外下功夫，多支持有利于构建良性社会生态的各类志愿者组织和农场。
（原载《数字商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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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分享收获CSA；@石嫣；
石嫣，人大农业经济博士，清华社科博士后，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副主席，现为分享收获农场农场主，在北京郊区种植、管理农场十年。
一诺：
作者石嫣是我首先通过银杏计划的林红认识的，也是和我一年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青年领袖。她是大博士，又是真农民，她不走寻常路的风格，下面文字你就可以看出来。
正文，石嫣：
先说说从业十年遇到的尴尬吧：
我去银行办事，在柜员给的开通手机银行的单子上填了职业一项：农民。柜员说：“没有这个选项，要不写‘职员’吧。”需要我修改表格中职业这个内容，这不是第一次。
每年春节后都是团队情绪最低落的时期，有一个小伙伴，刚来农场实习没多久，母亲就直接来农场把孩子带回家了，母亲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儿子又做农业了，那是他们一辈子都想要摆脱的身份。
我去韩国首尔大学开会，一个大学教授有些轻蔑地问我：“你做农民收入能维持吗？”我回答：“跟做老师的收入差不多吧。”教授有点惊诧，说：“这对农民来说是好事，对教授来说不是好消息。”
在城市生活时间久了，爸妈每次来我农场，都要带很多吃的东西来，村里只要有沿街叫卖的小贩，老爸就会跑出院子去“购物”，农场里有这么多菜和粮食，他们还是觉得我吃不上啥，“荒郊野岭”很孤独……
美国洋插队
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一个研究所需要找一位有半年以上时间、语言能力比较强、又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人，但不是去研究所实习，而是去一个农场通过跟农场主一起生活工作，了解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模式。
这个模式简单一点说就是农场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销、互信友好的关系，让生产者有稳定的市场保障，让消费者吃到更健康的食物，消费者以预付生产定金作为农场主生产的“投资”。
这种模式让中小型的生产者的生计得到更好的保障，消费者也因此用消费支持了那些生态生产、保护环境的农户。
一个都市出生长大的女孩突然从北京都市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距离省会还要三个小时的农场，心里特别不踏实，那里的人民几乎从未见过中国人。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很多亲友都不知道我去美国干嘛，多数认为是去留学访问，爸妈作为曾经的下乡知青也颇为不解。4月份的明尼苏达风仍然刺骨的冷，中间的几次暴雨将农场生长几十年的大树连根拔起。
最初对田园生活的想象被一天天简单而重复的生活消耗着，国内那么多重大的课题不做，为何来这里每天清洗育苗盘。每天早8点到下午5点，中间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每天傍晚下班到家浑身酸疼，不到十点就自然入睡。如果不是因为在国外，很可能我第一个月就跑回家了。
直到6月初，我吃到了我们自己种出来的菜。用自己已经裂口的手烹饪出来的中国菜，别提有多好吃了。之后的几个月，慢慢融入了农场的生活，农场经理夫妇也经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农场经理住在离农场有一段距离的小镇上，去过他家之后才知道原来那栋老房子有个电梯，竟然以前是搬运棺材用的，想起来还有点毛骨悚然。
夫妇两个人都是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却过着极简的生活，家里的衣服都是二手的，包括婚礼礼服，少数艺术品还都是自己或朋友制作的，几乎每次写东西，都是用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家里没有电视，只听收音机。日常没有手机，不过农场里也没有手机信号。但他们会读很多书，感受到他们的生活紧张而快乐。
虽然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田园生活，但我尊重也越来越认同这种生活选择的价值。每天下班后，我自己做饭吃饭，在互联网中查找这些选择背后的历史、现状等相关研究。虽然每天的农活跟研究看似没任何相关，但却指引了我后来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
一天，邻居农场主问我，石嫣你最喜欢的农活是什么？我竟然脱口而出：“除草。”刚到农场的时候，那是最有挫败感的一项工作，跪在地上，大风吹在脸上，一干就是半天，我问自己：“这工作有什么价值？”
后来，也因为除草简单重复，可以跟其他两个实习生聊天，也可以自己静静的想问题，人生的价值，我想过什么生活，中国农村跟这里有什么不同……以前在学校很少想的根本的问题，在除草的时候都有机会想的更多。
半年结束，我临走时，农场所有人都哭了，他们把我拉到地里，跪在地上，感谢我的付出，也祝福我回国后一切顺利。当然，那一年的三个实习生里，从育种到收获，我是坚持到最后的，另外两个都是美国本地的大学生。
那段洋插队的经历我没学到多少农业技术，后来自己经营农场后才感觉中国农民更懂得如何在小块土地上获得更多收成，也没学到多少农场经营管理经验，因为农场只有33个会员，每周只需要配送很少量的蔬菜，每个会员都是相同的菜箱，只需要配送到附近几个小镇上的配送点，他们自己去取菜就行了，现在我农场的会员数量已经比那个时候多十倍多了。
但是，那半年经历却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心里扎了根：
在地上除草，与大地平行，感觉人类很渺小；
吃到自己种植的食物，不用担心食品安全，这不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吗？
人类本来是使用物品，却随着现代化生活迷失了自己，被太多的物品所使用，被太多的“不够”所控制。
有机农业，不只是一个概念，也不只是不使用农药化肥，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没有产量，而是农民和土地之间负责任连接的一种必然选择，产出是富足的，但是，美国很多小农场主仍然无法生存，不是没有产出，而是价格无法覆盖成本，只有不断扩大规模，贷款买机械设备提升，很多农场主无法还贷最终破产，生产被少数大公司垄断，生产好的食物被生产更多利润的目标所替代。
回国前一个月，拔草时候我就开始想回国后我该做什么了，怎么能让中国的农民采用生态耕作方式，同时也能有稳定的市场。
小毛驴的三年试验
2008年底，我回到大学的宿舍里，就有点待不下去了，想吃好的菜好的食物，这样的想法被每一顿饭重复提醒着。这种好，不是山珍海味，是菜有菜该有的味道，肉有肉该有的味道。
正好此时了解到我的导师温铁军在凤凰岭脚下申请了一块试验田，我没多想，2009年2月就申请去了基地，与基地上的几个做乡村建设的小伙伴一起打算开春后农场怎么做，我们一起给农场起了名字“小毛驴市民农园”，既然是试验田，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什么商业模式的事情，更多想的是怎么能将这个CSA模式实现出来。
当时，有位市民朋友听到了我们的故事，希望我们能去社区做个讲座，可能是讲座时间安排得不好，活动只来了两个家庭，但活动没有取消，这两个家庭经过我的介绍，成为了我们的铁杆支持者，自己印刷了我们的宣传单，贴到了小区的各个单元宣传栏里，一下为我们招募到了近20位感兴趣的消费者。
还记得，3月份农场地里还什么都没有，显得有点荒凉，现在想起来觉得消费者和我们一定是怀着相同的梦想，消费者没有过去的体验经历，我们一群学生也没什么种植管理经验，但我记得一个消费者说：
“选择你们，即使种不出来，我们最多半年损失2000块钱菜钱，这是可以测量的；反之，我们吃到不安全的食物，身体的伤害难以估量。”
还算顺利的是一个月后我们就招到了17位自己到农场种地的会员，37位配送到家的会员。我们还做过一些傻事，比如，我坚持要求每个配送的会员，我们都要登门拜访，向会员讲述我们的理念，然后再收费。因为大部分消费者只有晚上下班后才回家，所以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下午四五点从农场坐公交车出发，到市区大概六点多，再找家门，跟消费者聊一会带着钱回农场。有个消费者问我们要账号直接打款，我们坚持要上门收款，但是那天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晚了二十分钟，刚走出地铁口收到短信说我们迟到了就不用去了。
这段天天进城收款的经历，也给我带来了宝贵的爱情，我的“收费搭档”，当时正在小毛驴休学一年做志愿者的程存旺，据说是因为看了一本《中国农民调查》就决心从本科交大的工程管理专业考到了人大的农发学院，决心跟随温老师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支农的理想，所以，研究生一年级结束之后就休学了。后来，在我博士毕业那一年我们结婚了。
蔬菜按照计划长出来了，开始给会员们进行配送，但当时没有多少农业设施，应季蔬菜的品种很少，几乎连续一个月都是绿叶菜，有次我们给一个会员送菜，箱子被扔了出来，听到有人说：“我们脸都快吃绿了！”
消费者的关爱和抱怨几乎贯穿了第一个种植季，我们配送日凌晨四点多起床采菜的激情不减。应季蔬菜品种少，菜的口感老，不能选择等问题直到现在还在很多刚开始做的农场中徘徊。
三年多的时间里，小毛驴一下成为了北京市民中的都市菜园，农场一度排队的家庭就有200多个，到2011年的800多个家庭，仅仅是媒体报道就有300多家。我们这几个年轻人，以开放的心态迎接着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也回答着很多我们都从未想的问题，比如：你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是否需要投资？另外，当时团队内部也有很多激烈的争论，比如：我们给这些消费者配送是不是背离了我们为农民服务的初衷？我们是不是要商业化？这么多媒体报道是好事吗？应该说，小毛驴的三年为我们年轻人的成长交了不少学费。
分享收获，守护大地
2011年，我完成了关于社区支持农业信任研究的博士论文，顺利毕业了。2012年我选择了再次创业。受到日本守护大地协会的启发，我和几个小伙伴考虑建立一个连接生态农户和消费者的平台叫“分享收获”，以村庄为基础扩展消费者的规模。
我们团队先在通州的马坊村租了个农民的院子，办公加住宿，这个院子也是我们第一个合作农户郎叔家的房子，当时，有人给我们介绍了村里的种菜能手郎叔，据说他儿子一直在旧房子里打游戏也没找工作，我团队的几个年轻人说服了他们的同龄人郎叔的儿子加入。郎叔看了两个视频，又跟着我们去小毛驴参观了一次，竟然答应了跟我们合作种生态菜。这胆量现在仍然觉得很敬佩，在大多数农民都认为不用这些化学品就颗粒无收的大环境里，在农民都被来村里骗钱的人忽悠了很多次的社会中，郎叔跟我们签了五年的合作合同。
合作的第一年就遇到了问题。
我们住在村里，每天都要到地里看种植情况，有一天早晨，同事秀才发现已经开始结果的茄子叶片上有异样，一问郎叔，郎叔竟如实说了：“用了药。”也许是郎叔想试探我们对标准的坚守，也许是遇到红蜘蛛他太担心没产量，但总之，我们有几种选择：第一，把现在挂了果的茄子全部摘掉，再长出来的可以销售；第二，茄子全部拉秧，今年不配送茄子。团队一起开了个会，决定用第二个方案，将近半亩地的茄子拔掉，心里还是觉得特别可惜，但我们也是用这次事件进一步建立了跟郎叔合作的标准基础。那年之后，就没有再出过问题。
第一年冬天，也很凑巧，又遇上了三十年一遇的寒冬，郎叔地里仅有的四个大棚和少量阳畦及冬储蔬菜无法跟上我们会员的供应，只能选择隔一周配送一次。
这一年，我们给郎叔无息贷款盖了四个大棚，每个月也保证结算的斤数，但郎婶还是不断来找我们觉得挣钱太少希望提高价格，这样能保证他们夫妻二人年收入能有20万左右。对于一对从早忙到晚种菜的农民来说，确实特别辛苦，20万也并不是很多，村里也没有其他农民愿意干这活，但刚开始团队几乎都是以每月两三千的收入维持，我们自己都觉得可笑，我们总想支持农民，其实人家郎叔有地也有房，可我们这群人还要向郎叔租房子。我们得让自己活下来，得有生产能力，这就需要好的生产设施。
2012年的冬天，顺义区农业部门的一位领导偶然看到我们的采访，心里嘀咕真会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干农业吗，他没有告诉我们就直接开车到了村里，看到团队几个小伙正在挖地窖储存的白菜。这之后，他帮我们介绍了顺义区的一个面积不大的设施农场，农场里有20多个大棚，可以直接投入生产。现在我们可以全年每周供应超过二十个品种的蔬菜，全年品种超过60个。
分享收获最老的会员到今年已经跟我吃菜10年了，有的家庭从大宝到二宝都是吃我的菜长大，这也是让我最骄傲的事情之一，很多时候家长带孩子来农场，的确能感觉到那种紧密的连接。
2013年秋天，我们大部队都搬到了顺义基地办公。村里有个老流氓，说是老流氓真的不过分，他因为强奸罪多次入狱，他看我们是外来人，经常明目张胆的来农场偷东西，我们说过他很多次，还是不改，即使报警，他最多也就是拘留几天，出来后还是照样不改，有一天中午他又来农场偷拿钢筋，忍无可忍，我先生带着几个小伙子跑过去，跟他和同伙打了一架，这一架打完，倒是后来再也相安无事了。
分享收获的会员也逐年靠口碑相传在慢慢增长，到2017年已经是五周年了，我们依旧用心的照顾着每一块我们耕种过的土地，无论什么样的条件，我们都从改良开始，北京的确有空气污染，但我们既然生活于此，就一起努力来改变，从土地开始改变，不使用化肥和合成农药，用物理和生物防治的方法，土壤的有机质也在逐年增加，体现土壤活力的微生物和小动物的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2015-2016年，分享收获又和小毛驴联合承办了国际CSA大会和第七届、第八届中国CSA大会，抛开多年前的争论，我和当时小毛驴的团队成员分久必合的又走在一起，而到这一年CSA的理念和实践已经遍地开花了，我自己的农场虽然不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公司，但在这个理念推动下的CSA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000多个这样的生产主体，几十万个家庭也在参与这场饮食变革。孵化无数个生态农场和消费者的梦想已经在实现了，今年的一号文件还将绿色有机农业放在了发展的重要位置。
这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田园牧歌，像温老师说的那样，我们甘做一颗铺路石，是因为爱这片土地爱的太深。
在乡土，自己生产并见证了从土到土的循环，也就更知道珍惜——食用品相不好的菜品，剩余物回田，衣服穿二手，饮食以蔬食为主。乡土生活通过物理接触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远人与消费的距离。
农民应该是个伟大的职业而永远存在，优秀的农民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人，借助最少的外部资源，最大程度成本内部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照料动植物、照料建筑、照料水利、照料设计……勤劳、勇敢、坚强、节俭。
他们提供：
最重要的公共品：食物；
保护最重要的公共品：土地和水；
转化最重要的公共品：阳光；
孕育最重要的公共品：种子。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