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的迷惘女友们：如果爱，应该怎么爱？

文/杨琳桦

多年后当我落笔构思，我才意识到，我与将自己创办的网讯以32亿美金卖给思科从而成为硅谷最有名的华人之一的朱敏的一席私聊，早已为我之后数年所记述的这些故事埋下伏笔。

那天，我顺口问了朱敏一个问题，你平时都爱看些什么书？结果，他一语戳破了我这一职业的虚妄。“你呀，你们天天采访的所谓成功人士实际上都是中国金字塔的最上端，”他说：“如果你真要知道我平时爱看些什么书，我的答案是那些地摊上的《小说月刊》。里面都讲些什么呢？一堆穷得要死的人天天琢磨着怎么卖盗版碟，怎么变着法子赚钱。好看啊，为啥呢？因为这才是大部分人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中国。”

老实讲，这一回答与我问大部分企业家获得的答案大相径庭。这当然与朱敏的传奇经历有关：10年农民生涯在田里插秧掏粪；生儿育女数年后考入浙江农业大学；30岁开始学英语；36岁叩响美国第一学府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的大门，同年第一次接触电脑；41岁创办网讯；52岁网讯被思科收购收获巨富。

如果没有早年那段经历，朱敏或许不会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同样，接下来我所采访记录的这些故事可能并不为硅发布的大部分高端读者所熟悉，但这些故事真实存在，甚至代表了一类群体。

“他总要求我和他讨论他公司的商战问题，我不懂他就骂我笨，我学乖了提出自己看法他又说我不对。”王晴说她快要疯了：“这个男人到底需要什么？”

这是2011年的情人月，中国正经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科技创业大潮。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更多二线城市，年轻人凌晨簇拥在饭馆谈论融资与项目的场景随处可见。此前，当当与优酷的成功上市已掀起新一波“示范效应”，几个感伤的故事亦在2010年末进入公众视野：

土豆网上市前夕遭遇创始人前妻“干扰”；当当网李国庆微博透露将邀请初恋女友参加上市敲钟；刘强东很有感触：如果有一天京东商城上市了，他更该邀请初恋女友庆功，因为“京东”两字原来自他与她名字的总和。

一个抽象而时髦的名词“科技创业者”由此立体起来，他们的投融资模式是中国创业最具未来性的一拨；他们背后的一个群体也浮出水面，她们是中国商业文明进程的感性见证者。

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似乎不能完全解释创业者情感摩擦的全部。心理学家说：创业与打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当不同世界的冲突被集中压缩于一对情侣或一个屋檐下，亲密关系将遭受什么样的考验？

王晴，化妆品业务员，1985年生人，区别于已实现阶段性成功的创业者，她的男友是中国创业者的绝大多数——他们仍在金字塔底部奋斗或尚未融到投资。

而王晴们的困惑，多少透露出在高速转型期的中国，创业者这一特殊群体某一类人的内心心灵秘密。

　　投机客

这个可能“病态”的群体到底有多大？目前中国心理健康协会等机构没有透露相关数据，不过他们呈现出相似面目：

在“不疯魔不成活”的执着与过度膨胀的私欲之间，当硬币的两面不能有效平衡，这种私欲便自觉或不自觉侵入两性关系、游走在法与理的边界。

2010年底，在麦肯获得三百万风险资金后，瑞贝卡提出了分手。对于这个男人，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那些经历是她的经验无法解释和接受的，她不知道是应该谴责、躲开还是帮助这个曾爱过的男人。

曾是电子竞技选手的麦肯32岁，作为创始股东之一，这是一个在技术团队和资本间类似“皮条客”的角色：找到一个项目，然后迅速包装它。二十几岁那年，麦肯曾拉到一笔几百万投资并有过一段辉煌经历，后因资金链断裂倒闭。遇到瑞贝卡前，除在一家游戏公司上班外，麦肯收购了一个游戏开发团队。

游戏中有个术语叫“Rush”，指的是迅速战胜对方，这有一定风险，因为推不倒对方基本就被对方推倒，麦肯性格中有其成分——公司注册到第七个月，他还没拉到投资，开始用月薪垫供创业团队开支；资金紧张时，他做了一个决定，收购南方另一技术队伍，这使团队有了更好概念，但也面临资金流失更快的风险。在麦肯融资到位后几天，网络上出现公司前员工曝光其官网有虚假情况的消息。

关于麦肯与瑞贝卡的缘分，瑞贝卡朋友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基本一致——并不那么单纯。

2009年夏，当四大会计事务所瑞贝卡遇见麦肯时，他觉得这个专注研读财报的女人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们只知道包包，什么都不懂”。不过慢慢地，瑞贝卡感到压抑：他们很少有情人之间的絮语，他好像只对他的商业计划书感兴趣，他发来的邮件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除频繁讨论他的创业外，是情感的疏离。

有一天，瑞贝卡问起他的感情史，麦肯说他至今没有过一段稳定感情：“因为我总觉得成功前我是不能结婚的。”

有一次，一家对冲基金找到麦肯，想用几百美金拿到他所在游戏公司的商业机密，麦肯在考虑，瑞贝卡说不能做；另一次，从没用过智能手机的他在看到一份移动互联网研究报告后，迅速炮制出商业计划书，兴冲冲说“快帮我找钱吧”。

有人说麦肯很聪明，但瑞贝卡开始用复杂的眼光看他：“道德是个相对概念，只有经历过才知道自己底线”，瑞贝卡说，事实上她不可能把他介绍给她的任何朋友，因为她不能保证他是否会伤害他们。

无尽的争吵之后，是分手。如果是在美国，有员工跳槽后把A公司代码献给B公司，通常B公司第一天就会“Fire”他，并将相关事实告诉A公司：“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启用法律程序”。但在中国，商业文明必修课之一的契约精神还不曾牢固。

同时区别于美国，投资前个人或机构缺乏完备详尽的尽职调查也是麦肯们得以滋生的土壤，他们呈现出病态特征的第一类面目：用投机思维“运作”商业和亲密关系；感情对他们并不重要，但又似非常重要；有过很多女人，却又似不曾有过。

　　妄想症患者

“他太想‘成功’了！”宝儿叫，有一些她感觉是很小的利益他也不会放过，同时他自己也不确定是否是个好机会时就会开始动摇，不忠诚。宝儿认为这个男人有妄想症：“真的，这是一种病，不是玩笑。”

与爱好资本权术的麦肯不同，宝儿前男友巴罗是个写游戏代码的技术人，但共同之处是——脑里只有成功两字，如果说是四个字，那就是“一夜暴富”。遇到宝儿前，他刚被相恋四年的女友劈腿。

这是个生活能力匮乏者，奋战时可以一个月不洗头不洗澡，宝儿用这样的词形容他：“一甩头，白花花的雪就飘下来”。

四年中，那个女友承担了他所有生活，不过她常有他不在人间的感受，巴罗脾气暴躁，总莫名其妙发火。2008年10月，当他离开上海一家本土网游公司以技术干股形式进入一个创业公司时，工资比打工时高。“有钱”了，绝望的她却一声不吭和巴罗的朋友结了婚。

据百度百科定义，“妄想症”是指抱有一个或多个非怪诞性妄想，同时不存在任何其他精神病症状；患者妄想内容除受个人因素影响外，还受社会文化等影响。

“妄想症”对于创业者或许不是坏事，甚至可能是个正面的词，曾有已实现阶段性成功的创业者告诉我，创业五年多，他老婆最爱打趣的一句话是“XXX，你能暂时返回凡间一下吗？！”

说这个话时，35岁的他刚闹完一个笑话：把鲜绿色毛衣穿反了浑然不知，坐在办公室开会。

但巴罗们体现了病态特征的第二类面目：他们缺乏与伴侣沟通的耐心和意识，需要女友脑力与情绪的绝对配合。他们也不能控制自己，心态随周围境况剧烈起伏。

“没有安全感，这并非来自他是否有其他女人，而是我完全不知道他第二天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宝儿说。

除早起晚归在公关公司上班外，宝儿每天要照顾巴罗。通常，他会加班到凌晨两点多，回家后就要迷迷糊糊的她陪他谈公司的事。她说听不懂，巴罗就发脾气；慢慢地，她察言观色说一些觉得他会受用的建议，不过无论她说什么，他都一口否定。

有一天宝儿爆发了：“我工作也很忙，不要再来和我谈你工作的事。”不止一次她表白：不管你有钱没钱，我都和你在一起。不过，巴罗好像并不在意，开始埋怨她不能给他精神支持。“那段时间我很自卑，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对。”但最让宝儿烦心的是，这个男人好像总是状态不好。

巴罗的低潮，在2009年4月达到高峰。

2008年，当巴罗跟着兄弟A君来到创业公司时，后者承诺只要游戏开发出来就给他大笔分红。不过有一天，他意外听到了A君的私密谈话：无论从实力还是初衷，A君都不打算把游戏做出来。

A君角色有点类似麦肯，总管公司服务器和客户端两部分团队的他头衔是CTO，不过不懂技术只负责找钱。巴罗是客户端老大，他一直以为游戏能做出来。现在，“一夜暴富”梦想破灭。此时，公司六百万二期风险资金已经到位，但这是运营费用，他什么也没拿到。

他想走又舍不得，当有下家创业公司眉目后，他和宝儿开始讨论结婚，并回了趟老家。不过回上海后，他的心情再度坏到极点：由于资金没到位，这家公司没能成立起来。

有一天宝儿病了，躺在床上想喝水，她让他帮忙倒一杯，他在打游戏没吭声，三小时后起来倒了杯水。宝儿说，帮我递一下吧？他说太烫了。“你说这个水到底是烫还是不烫？”她从床上冲下来一把抓住杯子，这个时候水已凉了，她把水全泼到了他身上，夺门而出。

他很快收拾行李又回了老家。中间，她飞过去三次，但始终无法作出去那工作的决定。这是宝儿几段爱情经历中最痛苦的一段：分手后，她几乎躺了一年。

　　启示录

每个创业公司的最大瓶颈，是CEO的时间，采访中这些情感摩擦个案虽不尽相同，却有一个普遍共性，就是：他们很忙，容易发火和自我为中心。

“我是真的很希望你能辞职来帮我。现在就我的情况，就是特别缺一个我能充分信任的帮手。”2011年1月夜，杭州，B2C女装网站创业者范思与同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女友蓝恩进行了一场对话。

她拒绝了他，她热爱她的工作。这是范思创业的第一年半，特别属于创业者情感的那类摩擦正慢慢开始在他们关系中生芽。

“创业时，与伴侣沟通可能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已有三年恋情，对彼此个性和说话方式有足够了解，也许我也不能很好理解她的想法和心情。”

对于女友的最终决定，范思虽然失望，但也表示认同，正如希望她辞职的事，他承认有时他会忍不住忽略或忘记女人在社会中的自我意识，对超出女友能力却在她人脉中的资源“虎视眈眈”。

他们感谢宿命的恩典。而在上海静安的一个咖啡吧，外国创业者彼特和我表达了他的看法：“我觉得中国是个很奇怪的民族。”

在彼特描述中，这种奇怪表现在中国人似乎永远认为自己的人生图景应该是两张图，要么是一条直线，要么是一条完全上扬的增长线，比较难正视和接受人生的高低起伏。

“这也体现在创业心态中，影响着他们高高低低的情绪。”彼特同时认为中国人的情感关系复杂。

这是两种不同商业环境和文化的碰撞，却牵出了一系列问题：在这个自由时代，可以爱可以不爱，但如果爱，应该怎么爱？以及如果说“贫穷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在创业摆脱贫穷创造价值的同时，财富是人生的唯一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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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琳桦

《21世纪经济报道》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