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公益，我们往往会想到艰难、辛苦、风尘仆仆，但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好公益平台召集人徐永光的身上，看到的是快乐、理智和精明。
他和共和国同龄，从过政，做过基金会投资，而在公益这条路上走了整整28年。
“希望工程”之父是徐永光的第一张公益名片，从公募基金会到非公募基金会，还有草根NGO，他全摸了一遍。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看事情更通透，每一句话都直刺本质，但也有些刺耳。
“做公益的，99%是‘私’字当头”
公益确实是社会利益至上，但不要以为做公益就比别人崇高。做公益的，99%以上不是无私奉献——无私是“圣人”才有的境界——而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舒服且内心满足。
我可能比大多数做公益的还站得高一点，但完全是“私”字当头，并非“牺牲自己、奉献社会”。
做公益28年，支持我的力量是什么？寻求自由。追求自由就是追求幸福，是最大的“私”。你想想，从政、经商、公益这三个行当。政府自由吗？没有人敢说吧；商业好玩吗？九死一生最煎熬；但是做公益，有这么大的空间，只要我喜欢，都可以做。
公益是最好玩的，说做公益苦、煎熬的人，都不够格来做公益。要么没有本事，没本事干什么都苦；要么以为自己很高尚，很了不起，干好干不好都想混个掌声；要么心思不端，想来占便宜。这种人给公益带来的是风险，把行业搞坏了，搞得一个本来应该比较有尊严的行业并不那么受人尊重。
徐永光参加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希望小学落成典礼
01.“淘汰1/3的NGO，行业才有希望”
公益确实有很多问题，一是体制问题，环境不好，土壤有毛病，长出的东西不健康，甚至有病。二是公益组织自身治理、管理混乱，不争气。
公益要想良性发展，有8条规则：法律规范、政府监管、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目前，哪条最难做到？优胜劣汰。其他的只是做好做不好的问题。
做企业的，有两条路——生路和死路。钱赔光了关门，就这样退出。但公益组织多了一条路——不死不活路。许多公益组织是活不好、死不了、长不大，还消耗资源，拖行业发展的后腿。
我常说，公益不好做，但还混。有这样一批人，政府进不去，企业混不开，去公益机构，受到拍手欢迎，这就变成收容所了。你要淘汰他吧，他说我拿这么低工资，还做好事，你还不让我活？其实公益是需要专业化的，一些有本事的企业家做公益，都说花钱比挣钱还难。
你看去年有两个调查数据。
第一，公益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要知道，平均工资是包括农民工收入在内的。
第二，50%的公益组织没给员工买社保。作为一个组织，这是不是在违法？公益组织的存在价值是解决社会问题，帮助弱势群体，但这些公益组织，自己是在制造社会问题，成了弱势群体，这个行业没有淘汰机制还有戏吗？
所以要洗牌，要靠市场化淘汰三分之一的NGO，这个行业才有希望。
02.“端着金碗要饭，还要不到饭”
公益市场化肯定会有争议，但市场规则是最公正公平的，你是不是满足了社会需求？是不是推动了社会创新？资金使用是不是有效？很多机构不是真正从社会需求出发做事情，而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甚至在那里蒙人。
我们到灾区看，一个小孩拿到10个书包很高兴。这10个书包，可能来自10个公益机构，都做了“好事”，都给捐赠人做了捐款使用到位的交代，但10个机构有9个做了重复浪费的事，你说是满足了谁的需求？还有，拿着漂亮的公益项目“一女三嫁”向政府或基金会申请项目，拿三笔钱做一个项目，这些机构个个混得不错。更多公益解读：www.yangfenzi.com/tag/gongyi
当然，公益行业也有不少通过创新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金子”项目。这些公益创新如果不求规模化，就是花拳绣腿，自我陶醉，甚至是浪费资源。
为什么这么说？
社区里做得漂亮的小项目，真不缺资源，政府、企业、基金会都会给钱。资源饱和，他们便开始养尊处优了。他们不像企业，如果不扩张、不占领市场，搞不好就被别人消灭了。而NGO既没有利益冲动，又缺乏竞争压力，那干嘛要拼命去做呢？
好的公益项目一定是普适的、创新的，可以市场化的，但想靠一个NGO组织去扩张、复制，有两个瓶颈：
第一，NGO一般会有一个核心人物，人不能分割，机构也难以复制。
第二，由于公益缺乏市场服务机制，许多公益组织是“端着金碗要饭，还要不到饭”。
好的产品对于企业是商机，企业会有攻城略地、奋勇向“钱”的冲动。但公益项目的复制，对于NGO可能是麻烦，甚至是陷阱，搞不好会把他们拖垮。
所以，很多原本可以做大的东西，只好“砸”在手里。
03.“让‘金子’规模化是对公益最好的传承”
于是，15家志同道合的机构决定搭建中国好公益平台，打通公益“金子”产品规模化的产业链。让公益创新品牌的价值得以扩展，造福社会，提升公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进而推动政策改变。
中国好公益路演辽宁站“爷爷奶奶一堂课”专项基金项目
理想丰满，还要一步步实现。
第一，将公益市场需求和有效供给打通。
公益市场需求很大，每个三四线城市都有一批有政府背景的孵化器和公益枢纽机构，，但原创项目的研发能力很差。平台将遴选一批公益好产品去全国路演，通过枢纽机构组织与NGO落地对接。这样，好项目在规模化过程中可以大大地降低成本、风险，提高效率。
第二，联合共建，动态发展。
首先，机构能进能退。平台包括六类伙伴：联合共建机构、战略合作伙伴、品牌创建机构、枢纽合作基地、项目示范机构和指定服务供应商。
其中，联合共建机构将提供资金、智力、渠道、知识产权等资源帮助平台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将根据各自优势，为平台提供品牌支持，或者为平台上的公益伙伴提供免费专业服务；指定服务供应商为平台和平台上的优质公益产品提供第三方专业服务，同时还将为平台上的机构提供一定优惠；品牌创建机构为入选平台的优质公益产品的品牌拥有机构，其优质公益产品将获得加速服务，负责人需每年至少参加三次路演。枢纽合作基地、项目示范机构将从能力建设、落地合作等多方面为中国好公益平台提供支持，并同时取得相应的权益。
平台不断地增加新鲜血液，而且强调共建，而不是发起。共建意味着一直开放，可以从15家扩大到更多。
其次，产品优胜劣汰。好的公益品牌是有价值的，所以每个入选平台的公益项目都要定价，任何城市通过枢纽引进项目都要付费。一开始我们可能缓收，但是合同里一定要写明费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对市场、人性的分析太到位了。他认为，价格信号看似抽象，但它比需求更加实际有效。一个东西值多少钱，一旦有了价格认定，才能体现出价值，实现交易，这件事才算做成。
并且，每个项目还会经过1-2年的观察期，优中选优，达到规定目标，打上好平台注册的公益商标“益次方”，成为公益名牌项目，如果出了问题就立即摘牌。
未来三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将投入3000万资金运作平台，其他机构也有不同程度的支持，并且，企业、基金会、政府这三大金主经常有钱花不出去，花得不好，只要把这个产业链搞活了，资金不用发愁。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内部机制做好，要以好项目为中心设计运行机制。
尾声
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但他笑称自己要收山了，“今年刚刚成立的中国好公益平台可能是收山之作了”。当被问到希望别人如何评价他时，他说，“我就是一头公益市场化的拓荒牛”，语气轻松，但眼神无比坚定。这个属牛的温州人，早就将务实的商业基因融入血液，即使争议再大，前路再难，他，初心不改。
目前，“中国好公益平台”已经初步筛选并公布了22个优质公益产品，涵盖教育、环保、禁毒、助老、社区工作等领域。
最后，再正式介绍一下中国好公益平台的15家联合共建机构。（中国好公益平台包括：阿拉善SEE基金会、爱德基金会、陈香梅公益基金会、恩派、中国扶贫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同佳岸慈善基金会、微公益、新华公益、壹基金、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
【口述：徐永光 整理：吴璇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 延伸阅读 ————————————————
氧分子网（www.yangfenzi.com）11月23日讯，在上海东方万国会议中心举办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6年会上，由多哥公益机构联合共建的首个“中国好公益平台”正式宣布启动。这是中国第一个将优质公益产品与社会需求进行有效对接的平台，将通过整合各界资源，加速公益项目产品化和公益产品规模化，高效、精准、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好公益平台召集人徐永光在发布会上表示，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用创新的方法，其中包括公益创新的解决方案。公益创新只有规模化，才能形成有效供给，彰显创新的价值。当前一些公益组织已经创建了不少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优秀品牌项目，但缺乏规模扩展的冲动，更缺少推广复制的资源支持和能力；而大量二三线、三四线城市所在地区的公益组织和志愿服务团体缺乏专业知识和项目研发能力，面对巨大社会需求，心有余而力不足。好项目短缺，也给政府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有效使用资金带来了障碍，低效使用资金的案例比比皆是。各地的公益组织枢纽机构和孵化器都有强烈愿望引进优质的公益项目到本地区，促进本地的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
徐永光指出，中国好公益平台的功能就是发挥各方优势，整合优质资源，共建合作平台，打通供需渠道，把优质公益项目的研发方、品牌创建方和渴求好公益项目的地方枢纽机构、一线公益组织有效联接起来，帮助优质公益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复制、加盟、开源等不同方式进行规模化扩展，从而增加优质公益产品的有效供给，满足社会需求。
发布会上，六方代表分别发表了演讲。据联合共建机构代表、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宋波介绍，目前中国好公益平台联合共建机构共有15家，而这一名单还将持续增加。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胡小军认为，打造中国好公益平台，既能给缺乏项目的社会组织提供好的产品；也能让那些公益好产品被复制推广，进而打通政府、市场和社会，更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新浪微公益总监杨光则表示，将借助自身平台优势，助力公益机构扩大新媒体传播效应。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总干事方树功在代表品牌创立机构演讲时表示：“我们需要中国好公益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把老人心灵呵护项目做成开源项目，任何组织都可以很方便地学习使用，联合社会公益、为老服务的资源一起为生命服务。”
中国好公益平台强调产品化思维和需求导向，拥有三个功能模块：遴选及品牌认证模块，包括遴选优质公益产品、发牌认证，记录规模化的成功和信誉评价，对规模化表现优异者给予奖励等；展示推广模块，包括线上展示平台、全国各地路演、年度发布会、搭建渠道联系各地伙伴，促成合作业务合作和资源对接等；加速模块，包括开展公益项目产品化和公益产品规模化相关的培训，一对一专业服务，定制化的资金支持等。
作为中国好公益平台的倡议发起者和联合共建机构，南都公益基金会负责牵头组织这三大功能模块。同时，南都公益基金会牵头实施中国好公益平台的品牌传播，并投入资金和人力支持中国好公益平台的运作和发展。
未来，中国好公益平台将为更多公益机构提供服务，不仅为公益项目产品化和公益产品规模化提供助力，还将成为社会公众了解与寻找优质公益产品的权威平台，搭建起公益机构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助推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推动解决社会问题。
·氧分子网（http://www.yangfenzi.com）延伸阅读：
NGO转型做社会企业，成功率低
《中国慈善家》：2014年11月，你率社会投资之旅访英；早在2010年，你也曾前往英国考察社会企业，这两次有哪些不同？分别有哪些收获？
徐永光：上一次是社会企业“探秘”之旅，带着很多问题前去，例如希望搞清楚社会企业的概念。尽管当时英国的社会企业偏于社区利益公司，倾向于不分配利润模式，但参访后我们的结论是，不要问社会企业是什么。就是不必纠缠于它的运行模式、投资、分配结构。只要是本着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按企业化运作的机构，就是社会企业。
这次去英国考察，主要是考察社会投资，发现英国的社会投资越来越发达，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工具、模式，有资助类的，有股权投资类的，有债权类的，还有天使投资加孵化的。政府推动与企业、NGO合作的社会影响力债券、大社会资本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慈善家》：每次海外参访，你总会带回来一些重大的创新项目，例如2009年率非公募基金会团参访美国后发起成立基金会中心网，上次参访英国后你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去年倡议发起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联盟。这一次，有哪些可以引进来的新模式？
徐永光：基金会中心网发起设立，我几乎是直接操盘，全力以赴去做的。现在当然还会努力推动一些创新模式的落地，虽然不会直接操盘，但必须实实在在做一些事。
这几年英国的社会投资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推动。英国首相卡梅伦亲自出面支持创办了“大社会资本”，协调银行把15年以上没有动过的账户款项，用于社会投资，总共多达4亿英镑。卡梅伦说，就像伦敦金融城向企业提供资金一样，大社会资本重点就是为帮助社会扩展提供资金，将有助于解决英国的社会问题。“大社会资本”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与来自社会的资本一起进行配比投资，以其强大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大的社会投资，目前运作良好。这是一个由政府、商业银行和社会共同实现的重大社会创新。其实，中国的商业银行也有大量类似的呆滞存款，假如也采取政府、银行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模式，可以做出大文章来。
在英国期间，我们参加了亚洲与英国社会企业论坛、英国社会投资年度大会和中英社会企业界合作论坛。英国同行对于中国社会企业领域的发展非常关注，期待与我们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英国社会企业孵化器做得很好。由政府和基金会投资，由一批有经验的投资家操盘。孵化器在全欧洲征集社会企业项目，在征集到的100个项目中，最终选定10个，每个给予15000英镑投资，占其6%的股权，并对其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密集辅导。这个项目目前投入资金仅为几十万英镑，项目首轮融资则已经超过1000万英镑，说明比较成功。访问团希望借力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创建中国的“社企硅谷”孵化园。社会企业的培育需要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发现好的社会企业的创意，有专业的社会投资家进行投资，并同时提供技术、管理的辅导，最后让他们走向独立发展。
《中国慈善家》：你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并推动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你认为这个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徐永光：最近五、六年来社会企业在中国热度提升，得益于英国大使馆文化处与国内多家机构开展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社会企业热基本上热在NGO圈，不少NGO学员经过培训后转型做社会企业，成功率很低，主要是从NGO到企业，“频道”转化难。第二个问题，实操层热，投资层冷。没有投资界关注，中国社会企业不可能发展。后来在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基础上建立了投资平台，但规模还很小。今年将要召开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形成公益界投资界跨界联盟，目标就是全面构建社会企业与投资市场。
教育、养老、医疗领域的民非有转型社会企业的机会
《中国慈善家》：接下来有做起来的空间吗？
徐永光：社会企业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需要用社会创新的办法特别是通过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力量来解决。去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要搞公益创投、公益信托和用金融手段发展慈善事业。这是政府支持社会投资的重要信号。
实际上，中国已经有许多私人投资于教育、医疗、养老、残疾人、儿童、环境保护、有机农业以及扶贫小额贷款的营利或非营利组织，数量在20万家以上。但他们还处于缺乏制度保障的潜在社会企业阶段。我在英国下议院“英国-亚洲社会投资政策对话”上说，“相信经过未来5年的制度建设和推动，中国有望成为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第一大国”。
《中国慈善家》：“未来5年中国有望成为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第一大国”，这是一个大胆的预测，有哪些支撑的条件？
徐永光：预测的背景是民非制度破局、社会投资开闸。自去年以来，中央相继出台系列配套政策，鼓励对教育、养老、医疗领域的社会投资，这将激励优秀的民办养老机构、民办医院和教育类社会企业的大发展。社会投资的进入，也改变了上述领域原来以公益性、非营利性惨淡经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生存状态，使之走出困境，获取全新的发展空间。
制度破局的关键点是社会投资法人财产权得到保护。过去两、三年，我对民非制度“假私济公、遏制投资”有很多批评，乃至使用了“民非制度四宗罪”的激烈言辞，因为这个制度在养老、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固守早已不存在的非营利“贞操”，慕虚名而处实祸，遏制了数万亿社会投资进入上述领域。因为私人投资民非无投资人财产权、不得分红，机构无法人财产权、无融资权，这对社会投资关闭了大门。去年以来，中央关于鼓励教育、养老和医疗社会投资的新政接连出台，民非制度困局基本得到了化解。
《中国慈善家》：国务院关于养老、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文件似乎没有直接针对民非制度的改革，你是如何得出“民非制度困局基本得到了化解”的结论的？
徐永光：今年1月7日，国务院通过对《教育法》等法律进行一揽子修改的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过去民间办教育，不仅是大中小学，甚至办任何培训学校、培训班，都需要教育部门批准后，到民政部门进行民非注册。这些机构表面上是非营利的，实际都在赚钱。民非教育的新政放开了非营利的捆绑，任何民办学校都可以自己选择非营利还是营利。民办养老院、医院也是如此，根据新政，你可以自愿选择民非登记或企业登记。选择营利的，就进行企业登记，无需假私济公；选择非营利的，就要确保公益性，不得假公济私。新政的精髓就是鼓励社会投资，保护私人财产权。过去一些领域不允许私人投资、一些领域歧视私人投资，现在从禁止到鼓励，从歧视到优惠。包括土地供应的优惠，税费的减免，用电用水按照公共事业的价格等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对于养老和健康产业的民办机构，政府还很微妙地给出了投资人一手托两家的设计，你可以同时办民非和企业，民非轻资产，企业重资产（购地建房），双方可以产生租赁、购买服务等关联交易，但需要进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上述三个领域，现在有20多万家民非，在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新政推动下，必将刺激数万亿社会投资、带动数十万家社会企业的发展。英国是全世界社会企业最多的，也就7万多家，中国5年内超过英国是毫无悬念的。
《中国慈善家》：在这几个领域，有没有比较好的案例证明民非改制后的巨大成长空间？
徐永光：据权威部门研究称，养老服务的市场供给只能满足市场需求的10％，这与养老类民非难以吸引社会投资有直接关系。浙江绿康老年康复医院的案例，可以窥见社会投资对于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价值。
绿康医院由来自浙江玉环海岛的临床医生卓永岳创办于2006年，医院定位于失能失智老人的医养护理。经过8年努力，绿康成为国内老年医养院中的佼佼者，服务供不应求。但囿于民非体制，要想扩大规模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首要的问题是谁来做有去无回的投资？一位投资界的朋友考察了国内30多家养老机构，发现绿康医院模式的市场需求与发展优势，决定用社会投资复制绿康模式，入股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风险投资进入一年多来，绿康新开张4家医院，并且实现了服务质量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绿康医院的发展规划是，到2016年在浙江省建成25家，未来可望上市。
《中国慈善家》：养老医院，政府、NGO和市场都有在做，为什么一直难有起色？绿康有什么窍门？
徐永光：绿康医院拿到了国家医保、养老、残疾人福利补贴及各项政策的扶持，地方政府排着队请他们去，免费或以象征性成本提供场所，还有老年公寓开发商免费提供一座楼，只求挂上绿康医院牌子。入院老人个人承担费用每月只需3000至5000元(包括伙食、护理、康复和医保个人负担部分)，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而绿康医生护士和护工的薪酬待遇则居同行业中上水平—员工素质与服务质量是成正比的。
绿康是一家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尽管他们自己并不以此自诩）。看了绿康，我写下了几句总结语：绿康模式针对“医院往外推、家庭难照料、社会有刚需、国家应担责”的老年特殊群体的服务难题；也基于发展老龄服务事业“政府有分工、部门各管账、九龙难治水、自己干不好”的政府公共服务管理困境；根据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建立惠而不费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的目标，赶上了政府“办事不操盘、财政重指引、服务社会化、惠民不费银”的改革好时机；走出一条国家政策指引和财政支持，专业机构运作，社会投资推动的“投资闸门开、民办公助兴、力排百姓忧、亦解政府难”的社会福利发展创新模式。
从绿康模式可以看到，中国有诸多社会问题、社会服务需要解决和供给，面对一些社会难题，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想做做不好；NGO无钱、无权、缺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出于逐利动机，不想做，抑或滥做。唯有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能有效运用商业化手段、保持可持续市场的社会企业才能担此重任。这种商业模式在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资源效率和追求服务质量上的能力是NGO望尘莫及的。
非营利部门失灵，需要社会企业
《中国慈善家》：之前你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似乎并未受到关注，就是非营利部门的失灵。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我们耳熟能详。但是非营利部门也会失灵，实为新鲜的思想。你上面的分析，很清晰地看到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非营利部门失灵。
徐永光：对，非营利部门也会失灵。非营利部门不缺理念、爱心，但是缺少的是能力和市场化的观念。所以他们经常用道德优越感，来原谅自己的低效率，这在中国还是很明显。
除了养老，在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上，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都不灵。所以要有社会企业来解决。
现在有一个天大的市场，就是家政服务市场，需求在3000万人，加上养老护理市场，总需求在5000万人以上。而这个市场的供给几乎是垃圾市场的水平，一个退休部长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就足以说明问题。十多年以前，我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家政服务市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写过关于发展家政服务业的提案。
《中国慈善家》：在家政市场，社会企业应该如何做？
徐永光：我的政协提案主要讲家政服务市场的发展，政府不能缺位；家政服务人员的培训，应该由政府买单。现在，开家政服务公司，几乎没有门槛，一个农村文盲老太太在城里租个门脸，就可以给我们派家政服务员。就算正规的家政服务公司，也是不愿意提供人员培训的，因为培训完了以后，可能就离开了，为别的公司做嫁衣裳。把中国的家政服务业做好，除了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还需要企业家有理想、有理念、有投资实力、有长远规划、有精到的内部管理和员工发展规划，从招聘员工开始，就决定你是否能够成功。做好这个市场就是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刚性需求；一般企业做不好，NGO模式，或NGO思维的家政服务机构则做不大,只有社会企业才能做好、做大这个市场。
《中国慈善家》：你对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界定，非常前沿，时有不同的声音，你会怎么回应？
徐永光：社会企业在中国，不要以投资者是否分配利润作为标准，而是看其是否以成功的商业模式有效解决了社会问题来评判。并且我坚信，只有引进了私人投资并且分配利润的社会企业，才适合在中国的发展。
社会企业的鼻祖尤努斯先生主张社会企业不能分红。去年尤努斯先生来中国，我很礼貌地与他探讨这件事，我说：“尤努斯先生你是神，我们是人。在中国，投资社会企业如果不能分配利润，只能靠捐款来办，不会有社会投资。”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反复去争论。社会企业在中国，首先是要做起来，空谈误事。
《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之于公益事业发展的价值在哪里？
徐永光：简而言之，社会企业就是用商业化手段做公益，它不仅不消耗资源，还在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提供民生需求的同时创造财富。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关键词是调结构，稳增长。发展社会企业，激发社会投资，就是为调结构和稳增长做贡献。因此可以说，社会企业是公益进入主流、通向新常态的桥梁。
撰文：宋厚亮
来源：《中国慈善家》4月刊封面文章，原文标题《徐永光：社会企业是公益通向新常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