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硅谷大佬们哭晕在厕所 只有彼得·蒂尔偷乐

川普的政纲无疑并不是解决危机的药方，但是他以比希拉里深刻得多的方式，让人们不得不直面问题。

文丨施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大选的结果刚刚出炉，可谓令人大跌眼镜，很多人都不看好的川普，居然获得了大胜。刚刚已经可以在一些媒体上看到，有专家分析，此前人们对于希拉里如此看好，对川普如此看衰，很大原因在于人们的眼光都被主流媒体吸引走了；关注下非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话，会发现川普在那里的支持率是相当高的，这个领域的声音很多都是期待着川普能带领美国走出目前的困境。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主流媒体上不大听得见声音的沉默的大多数，居然成功完成了自己的逆袭。

这个逆袭的结果，是最近几年世界各地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大潮的又一个新鲜例证。有意思的是，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这一轮逆全球化与以往不同。以往的反全球化主力拉丁美洲，在去年以来左翼力量式微，反倒是右翼政权纷纷上台，对全球化的态度明显更加积极；而原本的全球化的主力推动者发达国家，反倒在最近这几年陆续开始呈现出反全球化的态势。这样一个态势，正说明了全球化当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要素，分配问题对于政治的影响，对于此种影响的历史分析，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

全球化并不是近年才开始的，而是始自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进程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三角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发生了工业革命，从而一举站到了全球的最高端位置。工业革命使得人类获得了从未梦想过的经济发展速度，人类财富极大增加，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

在此过程中，滚滚而来的财富的分配问题遂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但是拥有财富的贵族，其财富上附着有很多的社会义务，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产生撕裂。但是工业社会当中，现代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建立起来，财产上附着的社会义务都被剥除，穷人因此丧失了在过去的时代所能获得的财富使用之分享机会，社会于是开始产生了阶级对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要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社会主义的理念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浮现出来。

但是，西方社会的分配问题，在19世纪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解决的，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它使得经济发展的效率变得更高，并且西方世界对外征服的能力也因此变得更强，让西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供内部分配。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技术革命拉动出新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

比如，蒸汽机的发明，拉动了采矿业和冶金业有更大的发展，拉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等等。或者，内燃机的发明，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拉动了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拉动了公路建设的发展，等等。如此一来，则创新部门在此过程中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依照熊彼得的概念——而其他被拉动出来的部门至少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西方社会的新财富分配问题因此而获得解决。至于非西方世界因此所产生的分配问题，引发这些地方的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则会在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与征服当中，被压制住。这一压制过程，反过来也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意识与革命精神，方才有了一战之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

二战之后，西方社会又发生了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继续用创新的办法来拉动新的产业，全球化的进展可以给它们提供更大的市场，所以它们会是全球化的鼎力支持者。而非西方国家，在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外围”体系当中，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很多的收益，所以对于全球化并不热心；其本国在全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是矿业、种植园等等第一产业——往往处在一种飞地经济状态，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比与本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就会在非西方国家的民间社会引发较强的反全球化冲动，这是左翼政权在这些地方一直很风光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进入到20世纪后期，21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西方世界进入到了又一轮的创新周期，这一次的创新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工业技术创新的阶段，而进入到一种不太容易清晰进行产业划界的创新——诸如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等这种类型的模糊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界限的产业创新。这样一种创新会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必须能够迅速地用各种全新的创意来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既有创意，观念层面的创新远远大于生产层面的创新，于是它就必须将生产流程外包出去，否则创新的效率会大受影响。

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获得了迅速的崛起。通过承接来自西方的生产外包任务，中国经济以一种非线性的速度，在21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西方的新一轮创新经济于是带来了一种很怪异的结果，它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国。这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却并未让西方本土的工薪阶层同样受益。
创新经济本身的超额利润仍然存在，它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从总量上看仍然很漂亮，但是仔细看其内部的分配结构的话，却会发现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西方社会的草根阶层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并未获得相应份额的收入增加，他们直观地会感受到，是中国人夺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于是，西方社会的内在撕裂开始出现了。精英阶层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继续大量地获益，通过在全球寻找工业生产的成本洼地，而让本土的创新经济源源不断获得动力；而草根阶层并无法参与到这种财富的分配当中去，甚至不断地有受损感。这样一种社会撕裂，是近年我们可以看到的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的重要原因。也是川普在大选中不断地打中国牌能够卓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希拉里代表的是美国的具有世界眼光的精英阶层，川普这个大富豪，其政纲代表的却是美国的草根阶层。这个草根阶层在主流话语当中难以有效地发出声音，但是其诉求却被川普敏感地把握到了。从经济学的理想状态来说，全球化的继续发展，终将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均衡效果，使得美国的草根阶层也能同等受益。但是这种新的均衡究竟要用多久呢？凯恩斯曾经说过，“从长久来看，我们都将死去”，将均衡结果推到过于久远，就会在实际上让其丧失对于大部分人的说服力。号称能够解决眼下问题的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纲，于是就能够获得受损的人们的追捧。草根阶层因此将选票投给了主流媒体并不看好的川普。

这个选举结果会构成全球化进程的一次重大挫折吗？笔者对此并不悲观。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决定了，川普的大嘴巴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纲，最终的实施并不是他自己能说了算的，而是要受到更复杂的制衡机制的约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全球化从来也不是线性前进的，它会经常地引发一些很不可欲的经济-社会不均衡，从而遭遇到危机，对于危机的直面，是解决危机的前提，这是全球化的自我矫正的必要过程。

川普的政纲无疑并不是解决危机的药方，但是他以比希拉里深刻得多的方式，让人们不得不直面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此次让人大跌眼镜的大选结果，很可能正是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而必须的一次深蹲蓄力。

Peter Thiel 特别喜欢“瓦解”和“风险”这两个词，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并不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对于他们因为无聊的工作、债务危机和孩子们不高兴而产生的心碎和挫败感无动于衷。Thiel和他在硅谷的圈子一起畅想未来蓝图，这是其他人不可能体验到的。
他是硅谷唯一一个高调宣布支持特朗普的人，再一次证明，他能把握 “做个少数派” 的时机，他就是Peter Thiel。

不仅仅在硅谷，整个美国范围内如此坚定并高调支持特朗普的亦在少数。此前 Peter Thiel 不但高调声明自己支持特朗普，还出钱出力。在6月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他为特朗普站台并发表演讲；在10月下旬又拿出 125 万美元作为给特朗普的政治献金；10月31日，他又公开做了演讲并回答问题，解释为何支持特朗普。

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在科技政策上会仰赖 Peter Thiel，就像奥巴马会不断向苹果和Google的高管征求意见一样。

创业公司Airtime的前产品负责人Ming Ng则认为彼得·希尔（Peter Thiel ）完全是在炒作自己。“他的现在已经家喻户晓，知名度完全超出了科技界，他成功巩固了自己‘持不同意见者’的光环，而且现在还有40%的选民为他撑腰。”

川普的胜出是与硅谷文化相对立的，硅谷经常对自己在是非、精英、开放性及合理性方面感到骄傲。除此之外，硅谷大多数人都嫌弃川普公然的偏执、反女权、仇外心理以及反同性恋。

今年6月，145名科技公司CEO、投资人以及硅谷最大的创业公司的企业家们发公开信联名抵制特朗普，信中把特朗普是称为“创新的灾难”。

不过，当时的联名信上并没有谷歌和Facebook高层的名字，外界认为，这与两家公司一贯以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态度有关。

Peter Thiel 从来都直言不讳自己的 “少数派” 路径。他在斯坦福的同学在11月初曝光他在读书时赞同“种族隔离政策”；他竭力劝说年轻人辍学创业，并创办了“The Thiel Fellowship“来支持这些辍学者；他也支持了一项抗衰老研究，这项研究在实验注入年轻人的血液以缓解衰老的做法。

Peter Thiel是PayPal联合创始人，也是美国硅谷传奇投资人，但也许鲜有人知道，他还是一名同性恋；一位畏惧死亡而对抗衰老技术有些痴迷的人；他厌恶政治却又参与过政治；他是喜欢哲学的德国人，还是一位信奉自由主义的亿万富翁。

2004年，由Reid Hoffman和硅谷顽童Sean parker引荐，Peter Thiel 投资了扎克的Facebook 50万美金，是Facebook获得的收笔外部投资，赢得了7%的Facebook股份并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如今股份估值为15亿美元。

直到2003年泰尔才向自己的朋友公开自己是同性恋，那时候他35岁左右，他问朋友，“你知道有多少金融业的人会出柜吗？”这么问，大概也是不想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会对工作造成影响。

故事是人类思考问题的中心，而非事实、数字或者表格，故事越简单越好。对这个过去几十年在我们的世界处于统领位置的故事，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故事”。这个故事简单而有吸引力，但是现在，这个故事正在逐渐解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新的故事出现来填补它的位置，然而，唐纳德·特朗普出现了。

“自由主义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让政治和经济制度实现自由化和全球化，我们便能够建造人间的天堂，或者至少能够给全世界人带来和平与繁荣。根据这个故事（乔治·W·布什和奥巴马对这个故事的接受程度存在些微的不同），人类必然会迈向一个拥有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的全球社会。

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始，人们开始不再相信这个故事的主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人们相信遵守游戏规则可以让他们的地位上升以及变得富裕；2008年以后，他们突然开始害怕自己被欺骗了，害怕这个系统并非对他们有利。阿拉伯之春变成了“伊斯兰之冬”；莫斯科、安卡拉、耶路撒冷的威权政府一点点放弃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转而拥护民族沙文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甚至生活在自由主义占据主流位置的西欧国家的人们都开始有了悔意。如今，这股幻灭的浪潮正在涌向美国，而正是美国将这个“自由主义的故事”推行到了美国之外的许多地方，有时还是拿着枪推行。几十年来，那么多的承诺和保证令美国公民感到失望，幻想破灭后的他们可能会把特朗普选为总统，美国的精英们对此感到又惊又怕。

阿拉伯之春变成了“伊斯兰之冬”

为什么人们对“自由主义的故事”失去了信心？一种解释是，这个故事确实就是一个骗局，自由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法只造成了暴力和贫困，并没有带来和平与繁荣。然而，这个解释是很容易被反驳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目前实际上生活在最和平、繁荣的时代，这点显而易见。到了21世纪初，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下现象：过度饮食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饥饿造成的死亡人数；老死的人数超过了流行病致死的人数；死于自杀的人数比战争、犯罪活动、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加在一起还要多。

有关人们对“自由主义的故事”失去信心的另一种解释是，比较起过去的成就，人们更关心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如果你告诉他们，他们的祖先饱受饥荒、瘟疫和战争之苦，而他们却不用再受这些苦难，他们并不会珍惜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相反，他们会列举自己的债务、失望以及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对于一个位于“锈带”（注：Rust Belt，指那些曾经历辉煌后陷入低迷的产业区，在美国主要指中西部一带的老工业区）的工厂的某个失业工人来说，他没有死于饥饿、霍乱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安慰。

失业工人对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心没有错。“自由主义的故事”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逻辑鼓励人们对未来抱有宏大的期望。在20世纪后期，无论是在休斯顿、上海、伊斯坦布尔，还是在圣保罗，每一代人都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更优越的医疗服务，得到了比自己父母更多的实际收入。然而，在未来几十年里，由于生态灾难的影响再加上技术发展带来的颠覆性作用，年轻一代人能够保持之前的生活水平就已经很幸运了。随着人们不再相信这个制度实现其期望的能力，即便他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之中，他们依然对未来感到幻灭。

第三种可能性是，相比较于停滞不前的物质条件，人们更担心的是自己的政治权力在逐渐萎缩。世界各地的普通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手上的权力转移到了其他地方。随着各国对国际间流动的资本、商品和信息越来越依赖，英国、希腊、巴西的政府，甚至连美国政府都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它们将不再有之前那样大的可以塑造自己国家未来的力量。此外，对于21世纪的一些重要问题而言，其中大部分可能会是全球性的，我们所继承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无法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颠覆性技术会对各国政府和普通市民的权力形成特别严重的威胁。19和20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上的进步也导致了许多可怕的事情发生：从狄更斯笔下的煤窑到刚果的橡胶种植园，再到中国发生的灾难性的大跃进。政治家和公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将进步的列车推到更良性的轨道上。自从蒸汽时代以来，政治的节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可是技术已经迎来了自己的第四次革命。技术革命的速度如今已经大大超越了政治进程。

互联网可以告诉我们这是如何发生的。网络如今对我们的生活、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但是，早期关于它的设计和基本特征所做出的关键选择并不是经由民主政治的进程来达成的——你是否曾经就网络空间应该是什么样的投票过？多年前网络设计者所做出的决定如今天的互联网成为了一个自由的、没有法律存在的地方，它侵蚀国家主权，无视国界的存在，彻底改变了就业市场，它破坏了人们的隐私，对全球安全构成了巨大风险。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就重新调整互联网结构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政府的龟速赶不上技术的飞速发展。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于互联网这样的革命，技术会不动声色地对政治施加影响。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不仅仅可以革新各国的社会和经济，而且可以“革新”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然而，这些主题在目前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很少被提及。（在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第一次辩论中，涉及到颠覆性技术这个话题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希拉里的“邮件门”丑闻在谈；尽管他们就失业问题谈了很多，两位候选人都没有就自动化的潜在影响发表意见。）

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不仅仅可以革新各国的社会和经济，而且可以“革新”我们的身体和心灵。

普通选民可能不理解人工智能，但他们能感觉到民主机制已经不再能够赋予他们权力。事实上，关乎普通选民和他们的孩子未来的最重要选择可能不是由欧盟的某些官僚或者华盛顿的某些游说团体做出的，而是由工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做出的，而这些工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他们自然也不代表任何人。选民们看不到他们，也无法对他们喊话，所以他们只能猛烈抨击他们所能抨击的。英国的选民们想象自己的权力可能转移到了欧盟手上，所以他们投票支持英国脱欧。美国的选民们想象“权势集团”垄断了所有权力，所以他们决心给这个系统予以狠狠一击，以此来证明他们仍然有发言权。特朗普因而成了他们眼中下一届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正是因为选特朗普做美国总统令主流精英感到匪夷所思，这件事情才能成为普通选民证明自己仍然保留了一些权力的理想方式。

“自由主义的故事”已经不是第一次面临信任危机了。自从这个故事于19世纪下半叶获得全球影响力以后，每过一段时期，它就会经历一次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戕害了许多生命，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第一个时代因之而终结，帝国的权力政治中断了全世界前进的脚步。这是“弗朗茨·费迪南大公时刻”。然而，自由主义从这场动乱中存活了下来，之后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国际联盟成立，“喧腾的20年代”到来了，自由主义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弗朗茨·费迪南大公时刻

随后到来的是“希特勒时刻”，到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一时间，法西斯主义似乎势不可挡。法西斯主义指责自由主义颠覆了自然选择，造成了人类的退化。法西斯主义者警告说，如果给予所有人平等的价值和平等的繁衍生息的机会，自然选择将无法发挥作用；那样一来，平庸的人将会越来越多，最后多到让最适合生存下来的人没有了生存空间，人类于是便无法进化成为“超人”，最终将走向灭亡。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自由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适合生存。

希特勒时刻

接下来，从50年代到70年代，自由主义这个不死鸟又面临着来自左派的挑战，“切·格瓦拉时刻”来到了。法西斯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的故事”软弱、堕落，而社会主义者则指责自由主义充当着全球资本主义这个无情的、充斥着剥削并且进行着种族压迫的制度的遮羞布。因为“自由”意味着“财产”，社会主义者们这样说道。在社会主义者看来，为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权利辩护便是在维护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财产和特权。你是拥有居住自由，可你支付不起房租；是有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学科的自由，可是你交不起学费；你有去你想去的地方旅行的自由，可是你买不起车；在这些时候，自由对你又有什么价值？更糟的是，自由主义鼓励人们将自己视为一个个个体，因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如此一来，人们便无法联合起来反对压迫他们的制度，不平等现象因此得以延续下去。

切·格瓦拉时刻

由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体两面，左翼对自由主义的许多批评没有消失。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运动对莫斯科和北京抱有热切的期望，而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欧洲帝国联系到了一起。到了1970年，在当时联合国的130个成员国中，只有30个国家是自由民主国家，而这30个国家大多数是老牌殖民国家。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就像是一群上了年纪的白人帝国主义者组成的俱乐部，其他国家加入不进来；这些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他们甚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本国的年轻一代。

很大程度上是核武器拯救了自由民主制。北约采用了“共同毁灭原则”（mutal assured destruction），根据该原则，即使是苏联发动常规进攻，它也会受到全面的核打击。在这个可怕的盾牌后面，自由民主制和自由市场在它们最后的堡垒中守住了阵地，西方人享受着性、毒品和摇滚乐，还有洗衣机、冰箱和电视机。如果没有核武器，就不会有披头士，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也不会有堆满各种商品的超市。但是在70年代中期，虽然有核武器的存在，未来似乎还是属于社会主义的。1975年4月，全世界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在位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屋顶上，直升飞机撤走了那里的最后一批美国人。当时，许多人都相信，美利坚帝国正处于衰退之中。

事实上，崩溃的不是美国，而是共产主义。到了80、90年代，“自由主义的故事”再次从历史的垃圾箱中爬出来，把自己收拾干净，然后征服了世界。结果表明，超市比古拉格的力量强大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事实证明，“自由主义的故事”在灵活性和发展变化上远远超过了它的任何一个对手。它战胜了传统的帝国，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因是因为它采用了自己对手的一些最好的想法和做法（比如政府出钱发展服务于民众的教育、医疗和福利事业）。到了90年代初，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宣告“历史终结了”，他们自信地宣称，以往所有那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包含了自由市场、人权和民主制度的自由主义发展路径是唯一的道路。

但是历史并没有终结，在“弗兰茨·费迪南大公时刻”，“希特勒时刻”，“切·格瓦拉”时候之后，“特朗普时刻”到来了。只不过，这一次“自由主义的故事”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如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样的逻辑一致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特朗普时刻”最多是个虚无主义的滑稽表演。特朗普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主张，就像主张英国脱离欧盟者对于这个“不联合王国”的未来没有做过真正的计划。

特朗普时刻

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故事”所面临的信任危机没有之前那些危机那样严重。最终，人们不会放弃“自由主义的故事”，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可能会愤怒地敲打这个制度，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回来，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有些人还是会找别的选择，他们会把目光投向更久远的过去，在其他一些故事里寻求庇护，比如传统的“民族主义的故事”以及“宗教的故事”；在20世纪里，这些故事曾经被人们丢到了一边，但人们从来没有完全放弃它们。这样的事已经在中东地区发生了，那里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抬头。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喧嚣、怎么愤怒，如伊斯兰国这样的运动并不能给人们提供自由主义发展路径之外的选择，因为对于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他们给不了任何解决方案。

一旦人工智能在大多数认知作业上的表现优于人类，那个时候的就业市场会成为什么样子？一个由数量非常巨大、在经济上“没有用”的人所组成的新阶层会在政治上产生怎样的影响？等到纳米技术和再生医学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让八十岁的年纪相当于之前的五十岁，人们的关系、家庭还有养老基金到时候会受到什么影响？当生物技术发展到我们能够“设计”婴儿的水平——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会因此变得更大，人类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上面这些问题，你不太可能在《圣经》或《古兰经》里找到答案。在这个被技术和经济风暴席卷的世界，激进的伊斯兰教，正统的犹太教或者基要派基督教可能会向信众许诺，他们会获得能够给他们带来确定性的船锚；然而，在这场即将到来的21世纪大海啸中，要保证不迷失方向，你还需要一张好地图，还要有结实的船舵。

如“让美国再次强大”或者“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这一类口号的情况也一样：你可以建起一座墙来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但是你没法建起一座墙把全球变暖挡在国门之外；你可以让英国脱离欧盟，但是你无法让伦敦脱离全球金融体系。如果人们不顾一切地抓住已经过时的民族和宗教身份不放，那么在气候变化、经济危机和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影响面前，全球体系只会土崩瓦解；而19世纪的民族主义神话和中世纪的虔诚既不能理解这些问题，也没有能力解决它们。

你可以建起一座墙来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但是你没法建起一座墙把全球变暖挡在国门之外

因此，当英国脱欧、特朗普崛起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主流精英们只能一脸惊恐地看着，然后希望大众会幡然悔悟，及时回到自由主义阵营里来，从而避免灾难的降临。但是，“自由主义的故事”要想从当前这场信任危机中存活下来可能会很困难，因为长期以来支撑着这个故事的根基可能已经在崩塌之中，这个根基便是：自由主义伦理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传统上的联合。在20世纪里，“自由主义的故事”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告诉人们，也告诉政府，他们不用在“做正确的事”和“做精明的事情”之间做选择；保护人类的自由既是一种道义责任，也对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英国、法国和美国之所以会蓬勃发展，据称是因为它们放宽了对经济和社会的限制，如果土耳其、巴西或者中国也想变得和英、法、美一样繁盛，它们也必须效仿这三个国家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让暴君们和军政府决定实施自由化政策的不是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经济上的。

然而，到了21世纪，对于我们所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全球变暖和技术发展带来的颠覆作用，“自由主义的故事”并不能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随着人们的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逐步被算法和机器人所取代，也许保护人类自由在道义上仍然具有正当性，可是光有道义上的理由就足够了吗？当重视每个人的自由和愿望不再能带来经济收益时，各国的精英们和政府还会对之继续重视吗？人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忧惧并没有错。即使特朗普输掉了即将到来的大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仍会有一种直觉：这个制度不再对他们有利，而且他们可能是正确的。

无论是谁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我们都面临着一个任务：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故事。正如工业革命的动荡催生了20世纪诸多新的意识形态，未来发生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可能需要我们有新的远见卓识。在《未来简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中，我对一个目前在硅谷初具规模的新思想体系做了一番探究。如果“自由主义的故事”许诺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化和自由化来获得救赎，这个新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则许诺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算法获得救赎。只要有足够的生物特征数据和足够的计算能力，一个外在于人类存在的算法对人类的理解会比我们对自己的理解还要好，到那个时候，算法将拥有权威，人类则将失去权威；民主选举和自由市场，另外还有专制独裁者和死板的阿亚图拉们（注：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学者等级中的一个）都会像锁子甲和燧石刀一样过时。

我们已经听到一些专家在呼吁让算法接管某些领域，比如教育孩子（为每个学生配备一个人工智能导师），防治肥胖（你的手机会对你的饮食作出规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物联网将会处理这个问题）。让算法接管人类事务会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潜在影响，从良性的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响，再到彻底恶托邦的影响都有。我怀疑硅谷的领军人物是否仔细考虑过他们的想法所会带来的社会、政治上的全部后果，但至少他们在用新的思维方式思考。人类对全球迅速发生的变化失去了理解能力，旧的故事坍塌殆尽，留下了空缺亟待填补，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而且我们需要尽快获得它。然而，在目前阶段，我们仍然处在失望和愤怒的虚无主义时刻，人们对以往的故事失去了信心，但也还没有接受一个新的故事。我们管目前这个阶段叫作“特朗普时刻”。

撰文：尤瓦尔·赫拉利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他出版的作品有《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

本文选自《纽约客》网站，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