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东和欧雷强的创业组合形成了一对中国新药研发领域的最佳搭档，这是经典的科学家+企业家的聚合优势体现，也是百济神州这家五岁生物新星快速上升最关键的因素。
王晓东与欧雷强 纳斯达克敲钟仪式现场合影
2016年2月，百济神州在美国纳斯达克实现上市，成为国内屈指可数赴美上市的创业型生物技术公司。在中概股纷纷退市的大环境下，百济神州能够逆势而上，足见资本市场对其产品、团队以及企业战略的认可。
百济神州的创始人之一王晓东是华裔生物化学科学家，2004年，41岁的他凭借细胞凋亡领域的杰出成就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大陆20多万留美人员中获此荣誉第一人。这位生命科学界“牛人”在回国之后一直怀着一个愿望，便是做中国自己的创新药。
“百创新药，济世惠民”是百济神州名字的由来，也是王晓东的梦想。他希望百济神州可以创制出属于中国本土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药，让中国的肿瘤新药研发与国际接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进而改善国人的健康状况。
另一合伙创始人欧雷强曾是国内CRO公司保诺科技（BioDuro）的创始人，还曾担任生物科技公司Galenea的首席执行官、抗肿瘤药物研发公司Genta联席首席执行官，移动通信公司Telephia的创始人和总裁，在企业运营方面经验丰富。
2010年同在北京中关村园区工作的两人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朋友聚会上相遇，一拍即合。彼时，欧雷强刚刚离开被PPD成功收购的保诺科技。于是他们决定要一起做中国的“基因泰克”。很快获得了天使投资及德国默克雪兰诺的投资，加之创始人的投资，百济神州就此诞生。
一个是潜心于学术领域的科学家，一个是商场上身经百战的企业家，强强联手下，百济神州在短短5年内，成为了国内新型分子靶向药与肿瘤免疫药研发领域的明星企业。而这两人的组合，也搭建了国内新药研发领域的最佳搭档，业界对其评价是：“王晓东为百济神州的研发实力做担当，而欧雷强最强之处在于能为公司的研发成果实现最佳商业价值。”
资本筹码
百济神州开始在业内声名大噪，和跨国药企默克公司的两项合作案不无关系。2013年5月，百济神州宣布旗下小分子在研药物BGB-283将除中国外的全球市场的开发和销售权许可给默克。BGB-283是用于治疗癌症的第二代BRAF抑制剂，这项交易的协议价格高达2.33亿美元，一时震动了整个中国医药行业。
同年11月，百济神州将其另一款治疗癌症的PARP抑制剂BGB-290的海外开发和商业化权益转让给默克，为此百济神州可获得另一笔最高达2.32亿美元的收益。
百济神州在研产品能获得默克公司的青睐，足见其科研能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一般来讲，跨国企业选择购买产品时，对商业型公司一般考量卖方的商业渠道是否有更强的价值，而对于研发型公司，则更关注产品的创新性和质量。
目前其拥有4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抗肿瘤产品，除了与默克合作开发的2个小分子化学药物，还有BTK抑制剂BGB-3111，以及针对PD-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BGB-A317，这些均是国际上最热的靶点。其中PD-1单抗项目BGB-A317和BTK抑制剂BGB-3111是目前进展较快的重点产品。
PD-1、PD-L1是目前的最热靶点。据了解，T细胞表面的PD-1与癌细胞表面的PD-L1结合后可提供抑制性信号，从而诱导T细胞凋亡，抑制T细胞活化和增殖。而PD-1单抗通过与PD-1受体结合，解除了该免疫检查点的免疫抑制作用，使T细胞恢复杀伤肿瘤的能力。PD-1单抗在治疗黑色素瘤、肺癌、膀胱癌、头颈癌、肾癌等疾病上已获得FDA批准。
据黄鑫介绍，百济神州的PD-1单抗BGB-A317与已上市的两种PD-1抗体药Keytruda和Opdivo在设计上有显著差异性。“通过生物工程技术特异性去除了和Fc g受体I的结合能力，这一设计差异可能会在部分瘤种中显示出优势。”但这种差异能否切实转化成临床用药上的优势，待进一步证实。
最新的进展是，2016年9月，百济神州用于治疗晚期实体肿瘤BGB-A317获得了CFDA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中国大陆成为全球第五个BGB-A317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地区。另一项目BGB-3111也是国际市场估值较高的产品，该产品在美国已获三个罕见病药物认定。
“百济神州所有的临床产品和绝大多数临床前产品都是自己设计研发，拥有全球专利。”于2015年加入百济神州的业务拓展总监黄鑫告诉E药经理人，“之所以选择来这里就职，主要看重百济神州的研发实力，它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研发创新企业，不仅产品水平高，而且有走出去的雄心，中国这类新药研发企业能走向世界的为数不多。”
作为研发型药企，资金来源是企业最初的重大挑战。百济神州与默克的合作为其带来了财务保障，年报数据显示：2014年公司年主营收入1303.5万美元，同比上年增长16.9%。同时，与大药厂的合作带来一些隐形的“身价”。
凭借其极具潜力的创新产品和市场上建立的口碑，2014年，百济神州获得高瓴资本和中信产业基金等资本的7500万美元融资，2015年再度成功融资9700万美元。
2016年2月，百济神州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总市值就达到了7.2亿美元。上市后股价从发行价24美元涨至现在约31美元，仍处于上升通道。美国资本市场一向看好创新型药企，相较于国内资本市场对于销售额和利润的门槛，作为一家无产品上市销售的研发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无疑是百济神州的最佳选择。“纳市上市为企业带来了不少收获，不仅缓解了资金压力，也增强了合作方对企业的信任，还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黄鑫表示。
探索联合治疗
公司成立之初，王晓东就和欧雷强达成共识：要做就做全球最好的抗癌新药。怎样才能做到全球最好？王晓东的回答是：高打高举，不走寻常路。
据悉，欧雷强对2016年上半年公司在临床项目和业务运营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很满意。“我们已经公布了所有四个临床阶段项目的数据，我们认为每一个项目都完成了临床概念验证。”
尤其在联合治疗方面，百济神州已经在开展的临床研究有内部在研产品的组合PD-1+PARP和PD-1+ BTK，以及与外部产品的组合研究BTK+CD-20。
出于联合治疗的研发探索，百济神州回购了BGB-290项目的海外权益。“如今肿瘤科学正获得日新月异的进步，以PD-1为基础的联合治疗是全球领域的发展趋势。百济神州的热门靶点药物与PD-1联合治疗药品握在同一个公司手里非常难得，对百济神州来说，海外权益是提高自己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黄鑫说。2016年8月，BGB-290项目已经获得CFDA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尽管如此，百济神州表示，他们依然在积极寻找外部的合作机会。“作为一个处于成长期的生物科技公司,既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热点药物，也几乎不可能在所有地区都拥有市场化的能力。”
在研发前景可期的情况下，百济神州已经开始为未来的产业化做准备。2014年9月，百济神州与德国勃林格殷格翰签署合作协议，后者为百济神州的免疫肿瘤新药的临床试验提供生物制药的生产。欧雷强早前表示：“勃林格殷格翰高质量的生物制药生产基地和临床生产能力，有利于推动我们的候选产品进入临床，是帮助我们实现目标，并满足中国和全球对质量和法规遵从性方面要求的关键。”此外，百济神州与喜康生物也建立并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2015年5月，百济神州宣布自建包括小分子药物的产业化和大分子药物的中试苏州研发基地。目前，总部位于北京的百济神州已经拥有苏州生产基地和美国波士顿、新泽西、澳大利亚做临床的办公室，在中国台湾也设立分支机构。
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有数据统计，从各国生物医药产业占GDP比例的水平来看，英国为11%，德国为12%，美国为17%，而中国仅为4%，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空间很大。据艾美仕（IMS）预测，2020年，我国生物医药市场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生物医药市场。到2015年，中国生物医药市场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
生物医药已被我国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务院印发的《生物产业发展规划》提出，2013-2015年，生物产业产值年均增速保持在20%以上。
虽然中国生物制药产业正经历着非常快速的发展，但中国制药行业整体仍处于仿制阶段。在使用最新的更有效的抗癌药物上，中国癌症患者仍主要依赖于国外进口的昂贵的治疗药物。近两年来，在政府政策大力支持下，一些生物医药企业开始布局研发适用于国人和外国患者、能受国际认可、可以在国内外上市的抗肿瘤新药。
百济神州就是其中的代表。
2013年5月与10月，百济神州与跨国制药巨头德国默克雪兰诺分别就BRAF抑制剂项目BGB-283和PARP抑制剂项目BGB-290签署达成了两项海外合作开发与销售协议。根据合作条款，百济神州将负责中国地区的开发和销售, 默克公司负责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开发和销售。目前，这两项药物已经进入临床阶段。
有人预测，如果临床开发成功，并且达到预期的进度，百济神州将获得高达4.65亿美元的收益。
2014年11月14日，公司又完成了超过人民币4.5亿元的融资，创下中国生物医药领域从事肿瘤新药研发企业的融资新高。
百济神州药研生物部首席总监罗侣松博士对记者强调，这次融入的资金将用来支持公司正在进行的临床开发项目，从而更快地获取临床数据，早日把更好的药物提供给急需的病人。
2014年，百济神州有两个新的候选药物进入临床阶段，2015年还将有1个创新药物加入进来。同时，公司还会进一步投入早期的产品线开发。
“百济神州提供了在迅速增长的生命科学领域独一无二的投资机会。”高瓴资本投资人对公司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百济神州是一个极具创新力的生物科技公司，非常符合我们的投资理念。”
中信产业基金副总裁唐柯强调，“百济神州与默克雪兰诺的合作协议及其不断增长的有众多具有同类最佳潜力的抗癌药物的产品线都是我们愿意投资百济神州的原因。”百济神州已经在肿瘤免疫研发方面表现出不凡的实力。
可以说，创新药研发在全世界都是炙手可热的领域，尤其是在癌症治疗方面。
2014年，全球生物医药公司取得了年销售1万亿美元的成绩单，仅美国FDA就批准了41个新药，其中抗肿瘤领域的新药达到了9个，有4个获得美国FDA的“突破性药物”认定。有媒体指出，2014年新批准的9个抗肿瘤药物到2019年可超过250亿美元市场规模。随着全球新药开发进程的不断加速，临床用药的日趋完善，抗肿瘤药物已成为医药市场的主流品种。
投身抗癌第三次革命
“百济神州是国内真正进行自主研发创新药的为数不多的公司之一。从规模上看，以如此大的投入去做创新药研发、尤其是治疗癌症的创新药研发的公司屈指可数。”
作为百济神州最早的员工之一，罗侣松看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目前，癌症已成为严重威胁国人健康的头号杀手。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2012年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增癌症病例约350万，约有250万人因此死亡，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于2014年2月3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癌症报告》指出，平均每8个死亡病例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在这些新发病例中，有一半出现在亚洲，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中国。
而相对于癌症的高发率，中国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和治愈率仅为13%，研究开发有效的抗癌药物迫在眉睫。更多癌症解读：www.yangfenzi.com/tag/aizheng
虽然现实是严峻的，但人们也看到了一线曙光。
如今在肿瘤治疗领域，兴起了一种新的疗法——癌症免疫疗法。它不仅革命性地改变了癌症治疗的效果，也在逐渐改变着癌症治疗的理念。免疫疗法与以往的化疗和靶向治疗有本质的区别。
以往，无论手术、化疗还是放疗，目标都是直接去除或杀死癌细胞。但结果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极大地伤害了病人的身体，大大降低了病人的免疫力。另外，每个病人的癌细胞不同，绝大多数抗癌药尤其是新一代的靶向药物只对一小部分病人有效。第三，癌细胞进化很快，很容易出现抗药性，导致癌症复发率提升。
而免疫疗法的目标是激活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治疗癌症。它不直接损伤、反而会增强人体的免疫系统；可以治疗多种癌症，对很多病人都会有效；还可以抑制癌细胞进化，复发率低。
虽然对癌症的研究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但在国内，癌症病人大多数仍采取传统疗法即化疗的形式来对抗癌症。即使在药企研发领域，多数新药仍然是靶向治疗药物，未来10年会有几十种新的靶向药物上市。
与其他药企相比，百济神州已经投身到治疗癌症的第三次革命中。
罗侣松对记者谈到，“近三年来，癌症免疫学成为公司重点关注的领域，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我们已经处于免疫肿瘤学研究的最前沿。”这一研究不仅需要生物技术的创新，还需要具备药物开发的综合实力和规模，而百济神州两者兼备。
“我们正在构建自己的靶向治疗药物与免疫调节剂最佳药物组合产品，并借助拥有独特专利技术的临床前模型以了解药物组合的作用机理。”他对记者强调，有别于前两种疗法，根据临床数据显示，免疫抗肿瘤药物的表现远远超过预期。
虽然百济神州的3款抗癌产品还未正式上市，但据有关数据表明，已经上市的癌症免疫治疗药物可以让病人寿命延长2-3年，相较于传统化疗只延长2-3个月，已经是一大进步。更为重要的是，他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疼痛，不会大幅度破坏人体免疫系统。
“在癌症免疫疗法中，还有很多崭新的机会，联合用药倍受青睐。我们不仅需要找到单独用药的同类最佳，还希望找出联合用药的同类最佳。联合用药的好处是提升治疗效率，更有效地对付疾病的抗药性。”罗侣松强调。
“我们每一款产品都针对不同的病人，除了靶向类药物外，还有免疫类的药物。靶向类药物有严格的细分，细化到它会针对某一种基因突变的胃癌或某一种基因突变的肺癌进行治疗。公司在研的创新药物几乎涵盖了80%-90%的癌症，包括胃癌、肺癌、脑瘤、乳腺癌、卵巢癌、淋巴癌和白血病等。”
目前治疗黑色素瘤的BGB-283是公司推进最为迅速的项目，其他项目也在快速地开展研究。
一颗创新的种子
百济神州的成功取决于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才优势。生物医药行业专业性强，一家企业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人才团队的优劣。以创制新药为战略导向的百济神州正是凭借这一优势，让同行难以望其项背。
目前，百济神州投资近亿元建立了涵盖化学、生物学、生物分析和动物实验中心的实验室，公司汇聚了国际一流水平的管理团队，核心团队既包括在国际领先大型跨国制药公司担任过要职、参与过全球癌症治疗药物研发的高级管理人员，也包括多年从事新药研发的多领域专业科学家，还有代表国际肿瘤研究顶尖水准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团队之中包括1名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6名北京“海聚工程”入选者、1名北京市“百名领军人才培养工程” 骨干人才、1名“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以及两名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青年人才、两名“北京市留学人员择优资助人才”等。
新药研发工作需要多学科专业人才多方交叉合作与互补，而这些人才分别从事化学、生物和医学等工作，在新药研发的每个环节紧密配合，推动了公司创制新药从立项到临床试验，最终让越来越多的需要它的人受益。
对公司而言，员工入选北京“海聚工程”既体现了国家对高端人才的重视的体现，又为公司凝聚和培养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百济神州管理团队都拥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他们曾在国外知名制药公司工作过，拥有平均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他们的科研才能和技术就是公司的核心价值。
其次是环境优势。“未来，中国会成为创新研发中心，而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新药研发资源。”
正是这样的坚持，让王晓东在创业之初，选择了北京，进驻了中关村生命科学园。除公司自身优异的基因外，环境的利好也推动了百济神州“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在北京，我们能够招募到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招募到的一线患者和特定患者，这一独特的优势能够让我们实现快捷、成本合理的临床概念验证实验，以便在药物开发早期确认候选药物是否真的有潜力成为全球最佳药物；而在人才招募上，北京拥有中国数一数二的专业人才培养学校和顶尖的科研院所；而且，中关村科技园区在产业发展和政策扶持上也拥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显著优势。”王晓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强调。
众多创新创业的种子在中关村发芽成长。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未来中国重点培育的战略新兴产业，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蒸蒸日上。
如今，百济神州是中关村生物医药产业联盟的一员。在中关村的支持下，公司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卫计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的立项支持，在临床申报上可以获得优先推荐，进入特殊审评通道，加速了药物研发进程。
在这里，百济神州及其团队收获了众多荣誉。2011年，百济神州CEO 欧雷强获得“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称号；同一年，百济神州被评为“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2012年，百济神州获得政府股权融资，由中关村发展集团代持股份；2013年，百济神州获选“中关村瞪羚企业”。
“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开始布局新药研发，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新药研发产业，借助国家政策支持，相信百济神州的未来将会精彩纷呈。”
王晓东博士，1963年出生于中国武汉。现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所长。
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1年获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生物化学博士。自1995年以来，王晓东博士主要致力于人体细胞凋亡的研究，凋亡是细胞的一种特殊生理功能，对人体正常发育和清除损伤细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凋亡的缺陷是肿瘤发生的关键步骤。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王晓东博士领导的实验室发现了细胞凋亡的生化通路与其作用机理。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王晓东博士还研发出针对肿瘤细胞凋亡的新型实验性肿瘤治疗药物。
王晓东博士2004年被评为美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获得多项国际生物研究奖，其中包括2006年的“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欧雷强，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长期专注于创新药业研发、企业经营管理领域，带领研发团队专注于靶向和肿瘤免疫治疗，建立了独特的肿瘤生物学平台，将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等中国高发的癌症作为重点开发瘤种，以“领域最优”和“组合最优”为目标开发抗肿瘤药物。在新药发现、转化医学、药物临床前开发等关键环节中运用国际创新技术和先进经验，促进了我国新药研发产业的协同发展。
【氧分子网综合自《E药经理人》、《中关村杂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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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做真正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它确实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也不应该是一个政绩工程，作为一个先驱，你总是要经历所有的冷暖。”]
[经历十多年的特殊化发展之后，北生所交出的成绩单是：所内科研人员已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质量为行业翘楚；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机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来自17个国家的28位科研人员“国际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入选的7名中国人中，北生所独占4席。]
以研究细胞凋亡著名的中国、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王晓东，似乎一直习惯将自己隐在媒体聚光灯之外。回国十三年来，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的他，让公众最为“熟知”的形象应该是有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之称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下称“北生所”）创始人兼所长。
这家后来被誉为中国最高效研究所的特殊之处，在于打破了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研究人员科研自由和空间。低调王晓东的这点知名度，一定程度上还得归功于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在2011年的一篇博文《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引起的轩然大波。
另一次备受瞩目，是在2015年1月未来论坛创立大会上，出现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王晓东和饶毅三位优秀华人生物学家首次同台作主题讲演的盛况。
今年2月，王晓东和前保诺公司（Bioduro）创始人欧雷强（JohnOyler）共同创建的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百济神州”）逆势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2016年第一家赴美IPO的中国公司。
而这一次王晓东露面的直接原因，是他和饶毅正在为一个由民间多元化资本创立的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担任生物学家评委。
“我感觉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如果做得好其实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推动。”王晓东说，该奖项的评奖标准，是在大中华区内发生的对未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发现。
40岁的勇气
同样留美归来的施一公曾经形容王晓东“已经达到了从新中国走出去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在美国取得的最高地位”。
当时做出回国这个决定，对王晓东来说并不容易。
出国的时候王晓东没想到自己会在美国待那么久，从1985年赴美留学到成为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在美国的20多年里，回国一直在王晓东的计划之中。和那些大多数在海外退休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40岁。
创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华裔科学家的倡议下产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为模板而建立中国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从20多位应聘人选中选拔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
当王晓东决定回国接受北生所聘书的时候，他听到最大的质疑声是：这个决定能不能再推后点，40岁的你正处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国实验室科研条件也无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岁再回来？
当53岁的王晓东想起10多年前做出的决定时，只庆幸40岁的自己的确有勇气。
学会“妥协”
即使是竭力推掉很多公开亮相机会，作为北生所所长的王晓东也常会感叹分身乏术。
对于不爱抛头露面的原因，王晓东此次面对《第一财经日报》时直言，是因为自己确实没有这方面兴趣，“你得总有一个平衡,到底是面向什么样的观众？如果总是面向大众，这一点其实我们真正做科学（的人）多少是有点‘不屑’的。”
王晓东所在的科学家圈子里，有一个玩笑说作为科学家每上一次报纸就会丢掉一个朋友；上一次电视就会丢掉所有朋友。依据是因为即使是科学家，面对媒体时说的话也不可能一直足够严谨，这些不够严谨的话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后，科学家同行们很容易给你打上“媚俗”的标签。
“看你这么说就觉得你‘媚俗’，你‘媚俗’就被人看不起，如果你还经常‘媚俗’，大家肯定就知道这个人已经从（科研）第一线下来了。”王晓东说。
为了保证把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实验上，王晓东曾给自己立下规矩，每年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超过两次，每周工作不少于6天。但如今，想要坚持这个规矩变得越来越难。“我现在也很难保证能在实验室待足够的时间，虽然对我来讲在实验室的时间是最享受的。”
几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一，王晓东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问他在哪儿度假。王晓东的确是在度假，只不过他对度假的定义是有机会留在实验室。
事实上，回国这么多年后，王晓东已经学会释怀，逐步接受了出席一些公开活动是科研所必须的存在，但很多时候他还是会因此多少有点负罪感。
2004年4月，王晓东以41岁的“低龄”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中国内地二十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也是其中最年轻的学者。如今，已经迈过50岁门槛的王晓东最大的感受是时间越来越宝贵，如果能够把时间放在实验室里也许是他对时间最好的利用。
但“偏爱”实验室的王晓东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时也坦言，科学家到了一定年龄要学会放手，比如尝试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培养下一代。
如今，王晓东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努力地让自己脑子不要懒，有时候不见得非得要本人待在实验室里面，但脑子不能停止对实验的思考。.
坚持“体制外”
北生所经常被外界描述成一个相当特立独行的存在。
北生所的英文名称——NationInstituteofBiologicalSciences,Beijing(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与其中文名字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它出身的复杂性。
曾经有媒体这样表述北生所的特殊性：在中国，几乎99.99%的科研机构都隶属于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统，目前独立于这个庞大体制的，只有一南一北两家机构：一是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另一个就是北生所。
华大基因集团董事长汪建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国家给北生所在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开了“口子”羡慕不已。
王晓东并不否认北生所的特殊性，并且强调这种特殊性才是北生所的立足之本。“没有这个特殊性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去种一块试验田，如果完全跟大环境是通着的，大环境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小环境就很难独立生存。”
和很多海归学者一样，刚回国那几年，王晓东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国内的科研体制。“国内的科学群体比较小，真正能够理解你、欣赏你的‘内行’并不多。”
相比海外比较成熟的评价系统，王晓东在初期需要反复地向“上级”科普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有多重要。“你要做真正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它确实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也不应该是一个政绩工程，作为一个先驱，你总是要经历所有的冷暖。”
有很多人给中国的科学研究尽快发展开了很多药方，而王晓东的药方就是要办独立的研究所。“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足够数量的真正的好科学家，科学家不够，底子不行，开再多药方也不管用，即使有的药方能一时把某个学科的水平推上去，但也不可持续。我们需要在人才、资源和体制上发力，打造创新体系。”
从科研到高科技企业，王晓东的药方是科学要高于商业，需要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但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是，现在中国的某些高科技领域极度缺乏合适的人才。因为很多领域以前没有做过，没有做过就不可能有现成合适的人才。
偏爱有野心的人
2012年，北生所年仅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eLife》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而李文辉自2007到北生所到2012年，在过去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一个科研机构竟然容许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是难以想象的。
但这就是北生所打破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科研自由和空间的特殊性与成果。
经历十多年的特殊化发展之后，北生所交出的成绩单是：所内科研人员已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质量为行业翘楚；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机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来自17个国家的28位科研人员“国际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入选的7名中国人中，北生所独占4席。
由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曾如此评价北生所：“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生所在挑选人才上，并不太看重过去有过怎么样的成绩，而是更关注引进人才计划做的项目其整体目标是否足够大胆。
“很多人考核关注提交的计划是不是足够严谨、是不是可行，我不关心可行性，我需要的是有野心的人。敢想敢干，这才是真正探索性的科研。你如果没有那样脑洞大开的能力，这些科研永远是低层次的。”按照王晓东的表述，他目前看过的所有计划，至今都没有能够完全按计划实现。因为一种真正看得很远的计划，很多细节是不可能在早期就能提前“填”进去的。
和很多科学家一样，王晓东喜欢未知带来的快感，直言“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没意思了”。
而这样一个发现性的科学成果，很多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作必须得做到，做不到就没有发现，但是谁也不知道工作做到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发现。
王晓东并不回避这么多年来，天天要面对失败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他给自己开出的药方是内心要足够强大，能够有坚定的方向，不能完全别人喜欢听什么就去说什么做什么。
科学与技术的界限
在美国待了20多年，又回国10多年，在中美两地科研环境差异上，王晓东最直观的感受是成熟度不同。
相比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美国科学研究大环境，抛开经济水平差异和对于前沿科学的投入差别，王晓东不满意的是：中国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或者说科学传统的国家，没有真正的科学传统，所以很难把科学追求真理和经济、技术发展的关系搞得很清楚。
“真正在中国做科研，做真正原创性的科研，其实还是一个很新的事情。”按照王晓东的理解，科学和技术应该是两码事，科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对人类未知的探索，而技术是怎么样把事情利用科学的原理做得更好，但中国至今还没有把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不过，利好因素是中国有很多聪明人，有足够的做科学的储备；此外，如今的中国正站在近现代史上最好的时间点，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投入科学研究。
“从生物学研究的角度来讲，现在的年轻人建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留在中国还是留在美国，我觉得基本上差别不是很大了，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王晓东还是坚持，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做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这个标准如果搞不清楚，也会把大家的路给带歪。
《春秋》有曰:“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对于三位大神，我就是一颗卑微的石头，听着一些坊间的传说，因此不可避免以讹传讹甚至谬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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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圈外人士，只是在生物行业的一个不务正业的PhD。
这真是有种关公战秦琼的赶脚，不是一个方向咋比啊。
话说做生物的，没听过这几个的很少吧。
王晓东做生化，施一公做结构，饶毅做神经。
这几位，能力都很强，不过，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嘴巴大，所以名声最响（王晓东其实是被其他人给吹捧的，本人很低调）（套用我蛤的一句话，屠呦呦、袁隆平、李振声等比他们贡献强了不知多少去了，总想搞个大新闻），问题来了，科学家是不是应该低调做科研呢？是做个怪博士呢还是要为生民立命啥的啊？
大体上，论科研成就，王晓东≥施一公≥饶毅。
王晓东是最早成名的，可以说是施一公和饶毅之前华人生物界的领军人物，师从诺奖得主约瑟夫·戈尔茨坦和迈克尔·布朗，成为最年轻的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华人第一位美国院士，NIBS的首任所长，这些光环和头衔，简直是华人的骄傲。
但他本人十分低调，不过，位置在哪里，关注的人自然多了。很多一方面把他当做华人的榜样，另一方面，也寄托了很多希望，希望他能够打破华人在美国天花板的现象，这个施一公最近有篇文章夸饶毅的，大体上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科学网—饶毅其人其事，王晓东可以说是第一个标杆。
施一公和饶毅二人是王晓东的下一辈，两位后起之秀，共同特点是，有想法，有主见，比起王晓东他们老实本分做人，二位更有责任感，更有反抗精神，所以这两人在做科研的同时，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做一些事情，比如，推动华人地位，比如，改革中国科研制度，还经常开party，二人名声大噪
恰好这个时候，中组部搞了个千人计划（专门拉海外牛人回国），于是饶毅和施一公就成为千人计划的标杆了
两个人分别进入中国最顶尖的大学，饶毅到北大，施一公到清华，都是担任生科院院长。从此二人开展了他们合作和竞争。
回国后，海龟嘛，自命清高，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于是两人到处为民请命，恨不得让天下人觉醒，似乎全中国只有他俩是明白人，还联名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同批中国的科研文化，顺便还隐约把科技部和组织部戴上了。译言网 | 施一公、饶毅联名在《科学》发表社论：中国的科研文化
这倒好，敢情找回了两个白眼狼啊，上头很愤怒，后果很严重。
于是，两人参评院士，直接被刷掉，真是耳光打的啪啪响。
这个时候，二人行事风格表现出来了
施一公一看大事不妙，赶紧认错，低头做人，闷声发大财。毕竟你再牛，也就是个生科院院长，比你文章多的华人多了去，地位高的也多了去了，认清现实才是最重要的。
饶毅倒好，连院士都被刷了，于是怒而发言，声称永远退出院士评选。
于是，慢慢的，两人渐行渐远。施一公成功被招安，后来上报纸，上新闻联播，最后拿院士，登上人生巅峰，不断的发表“诺奖级成果”（咳咳~），后来还当上了清华副校长，那可是正厅级的啊，真的是成功的融入体制了
饶毅呢，既然不被招安，那么就继续狂放不羁，品评科研，指点江山，笑傲江湖，也不错。
可以说，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特别是施一公和饶毅的行径和区别，真的是性格造就命运啊。
改用我最爱的一本小说的一段话
科举考试，主考官画了一个圈，让王晓东、施一公和饶毅共同去破题
王晓东：子未言之先。空空如也
施一公：圣贤立言之先。的天象也。
饶毅：圣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也。
王晓东将圈圈看成空。“未言之先。空空如也”。后面一句自然是“既言之后。实实在在”。将空与实空与色对比来也很恰当。——破以“空空”者最为坦荡——适合成为大学问家
施一公将圈圈破为“天象”。天象有的有不。是顺乎自然。是中庸。——破以“天”者最工心计——适合当官
饶毅将圈圈破为“太极”圣人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也。看似与王晓东的一样。但王侧重的是中庸。饶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注重的是演变。
——破以“太”者最为倔强——适合当言论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