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里的中国：孔子先人的故事

(文/邢哲夫)

　　如果有人问“孔子是哪里人？”我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孔子是山东曲阜人。当然，如果按现在的标准，以祖父辈以来定居的地方作为籍贯，这样的回答并不算错。但假如把眼光放得更远看，孔子是曲阜人的回答其实并不全面。

据《礼记•檀弓》篇记载，孔子临终前曾说“丘也，殷人也”，并交待弟子要按照商朝人的丧葬方式埋葬自己。殷人就是商朝人。商朝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朝代。傅斯年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重要论文《夷夏东西说》中认为，商朝与夏朝、周朝等中原华夏民族政权不同，商朝先人是发源于东北和山东，生活在山东、苏北等地区的游牧民族。与属于“西系”的中原华夏民族不同，商朝先人与东夷族属于“东系”的“野蛮”民族(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殷商人本身便是东夷族)。傅斯年先生的观点，后来也被一些考古发现证实了一部分。总之，商朝是一个东部“野蛮”民族建立的政权，商朝人文明程度相对于中原华夏族来说是较低的。和中原华夏民族的农耕文明不同，商朝建国后仍然一度处于游牧时代，比如多次迁都就是一个证明。而商朝人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也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残余。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还表现在商朝占卜书籍《归藏》中先“坤”后“乾”的顺序，和《周易》先“乾”后“坤”的男权话语相反。而商朝人注重祭祀鬼神的生活方式，更是被司马迁评价为“小人以鬼”。而孔子就是商(或东夷)这一支“野蛮”民族的后代。孔子先祖的历程至少给孔子两点启示，第一、野蛮的民族只要愿意向先进民族学习，也可以成为先进民族。商朝在入主中原以后，也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比如定都于殷之后完成了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化，而精湛的铜器制造和成熟的文字体系更是蔚为壮观。这便是《春秋公羊传》所说的“夷狄可进而为华夏”、“入中国则中国之”：没有永远的落后，也没有永远的先进，关键在于自身是否发奋图强；第二、“野蛮”常常具有文明所不具备的品质。孔子虽然生活在灿烂文明的周代，却并没有为自己祖先的“野蛮”而感到自卑，恰恰相反，孔子从祖先的“野蛮”中寻找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那就是质朴。孔子认为，正是由于周朝过分精致繁琐的礼乐文明，使得周朝的精神风貌出现了文弱和疲软的毛病，而解救的方法，就是商朝人的质朴。所谓质朴，就是崇尚自然的力量，敬畏天地，并弘扬人的力量，砥砺身心。可以说，质朴就是适度的“野蛮”。野蛮当然是需要克服的，但适度的“野蛮”却可以让人和社会保持旺盛的活力和斗志。当文明走向衰朽和没落之际，文明恰恰需要野蛮来匡救和补充。所以，孔子一直都在“以殷之质(朴)以救周之文(弱)”，目的正是实现自己心中理想的人格和国家性格，那就是“文质彬彬”。“文质彬彬”一词，现代人误以为是形容一个人文雅，其实是错的，“文质彬彬”一词中“文”指文明，“质”指质朴，“文质彬彬”恰恰指一个人既要有文明的心灵，又要有“野蛮”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甚至孔子认为质朴和文明相抵触的时候，质朴比文明更重要(参董仲舒《春秋繁露》)。正是因为孔子祖先的性格(其实也是自己的性格)，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孔子思想的性格。

孔子不仅仅是商朝人的后裔，更是商朝贵族的后裔。给孔子列族谱当然不是本文的目的，但也不妨在此讲几个孔子先人的故事。孔子是商朝遗民微子的后人。微子是纣王的臣子，一次见到纣王用象牙筷子吃饭，便察觉到商朝要灭亡了，因为君王用象牙吃饭是一种奢侈，而历史一再证明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逃不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命运。后来微子的担心果然应验。商纣被周朝灭亡后，微子等人也成了亡国奴，但周王朝为了体现“存亡续绝”的宽大，不仅没有杀死这些殷商遗民，而且还将微子封为宋国的国君。宋国位于如今河南商丘一带，正是殷商王朝的故地。我想微子的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山川依旧，物是人非，自己虽然做了一国之首长，可毕竟已成了亡国奴。这个方圆不过百里的区区宋国，和当年商朝建立的中原王朝相比，实在是一个天一个地。而孔子对于商朝亡国也同样是终究意难平，一次孔子读到“殷士肤敏，祼将于京”的诗句时，不禁废卷叹息道“善不可不传于子孙”(可参考《典故里的中国》之《善不可不传于子孙》一篇)。微子的后代中有著名的宋襄公子兹甫。他也是孔子的祖先。宋襄公在与楚国的泓之战中躬行仁义，在楚国还没布好阵的情况下，决不趁机进攻，等楚国布好阵后才应战，结果被楚国杀得大败，自己也受伤身亡。《左传》中借宋臣子鱼之口嘲笑了宋襄公的迂腐，毛泽东早年读书时用文言写的《宋襄公论》也批判过宋襄公，并在《论持久战》中直斥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注释孔子《春秋》最接近本义的《春秋公羊传》，里却对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乘人之危的行为大加褒奖，以至于傅斯年先生也认为宋襄公乃是“《公羊》之偶像”。其实，无论是作为孔子自己的祖先，还是作为尊重规则、恪守道义的典范，孔子对宋襄公都不可能不肯定。宋襄公身上诚然有迂腐甚至愚蠢的一面，但同样也有高贵的一面。宋襄公尊重规则，维护秩序的行为，恰恰为春秋乱世所必须，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子，不会不努力发掘宋襄公身上可供救时的价值。

宋襄公的儿子弗父何，本是宋襄公君位的继承人，但弗父何却把王位让给了弟弟。所以，孔子先祖便由宋国君主变成了宋国公族。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胜，世子胜生正考父。据汉代《诗经》三家博士的说法，这个正考父乃是《诗经•商颂》的作者。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并不姓孔，孔父嘉并不姓孔，孔父是孔父嘉的字。而孔子后来则是以先祖字中“孔父”的孔为姓。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他也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大忠臣。孔父嘉的事迹，《左传》和《春秋公羊传》的记录并不一样：《左传》记载孔父嘉的妻子貌美，当时另一个权臣华父督看上了她，想要据为己有，于是杀死孔父嘉，后来又弑宋殇公。而《公羊传》没有关于孔父嘉妻子的任何记录，只是说华督父早有弑君的野心，但孔父嘉又是个大忠臣，只要孔父嘉存在一天，华督父的弑君计划就不可能实现。于是华督父先杀孔父嘉，再弑宋殇公。《公羊传》对孔父嘉用了一个充满赞美的词语“义形于色”。正是因为孔父嘉的“义形于色”，才使得奸臣不敢胡作非为并且必欲除之而后快。前面说过，《公羊传》是最接近孔子《春秋》本义的传记，所以《左传》里的桃色事件，我们不妨可以忽略，只按《公羊传》的说法，把孔父嘉当做一个杀身成仁的忠臣就可以了。

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出生没多久，曾祖父孔父嘉就被华督父杀死，为逃避华督父的斩草除根，防叔家里的仆人便带着幼小的防叔逃亡鲁国。这便是孔子先祖中定居鲁国的开端。

踏上鲁国土地的殷商后裔们，或许并不知道，正是这片土地，曾经是他们未开化的先祖生活过的地方，而世事沧桑，星移物换，原来的东夷荒蛮之地，变成了“周礼尽在鲁”的礼乐之乡，实在是让人感慨。防父是孔子的曾祖父，防父生伯夏，伯夏生叔良纥。这一支宋国贵族后裔到了鲁国后，显然没有在其祖国的地位和荣耀。虽然在精神品质上仍然传承高贵，但在社会地位上已经被边缘化了。叔良纥在鲁国只是一个普通武士，但是在晋鲁联军攻打偪阳的战役中，叔良纥大展神威。偪阳守军为了将攻入城的晋鲁联军一网打尽，便将城堡闸门降下来，试图来个“关门打狗”，但叔良纥挺身而出，双手举起了数以吨计的城门，让攻进城里的晋鲁联军跑出来后才松手放门。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极其罕见的壮观一幕。《水浒传》里的刘唐试图做同样的事，可惜力气不够，被压下来的城门砸成肉泥。后来一些文献传说孔子“力能举鼎”，想必是对叔良纥的故事的一个移植。

叔良纥举城门的故事十二年后，叔良纥与一个叫颜徵在的女子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圣人——孔子。不过可惜的是孔子三岁时，父亲叔良纥就去世了。孔子的母亲曾经在曲阜的尼丘这座山前祈祷，希望神灵能赐给自己一个孩子，后来果然生下了一个健壮的大胖小子。为了表达对尼丘这座灵山的感激，孔子的母亲便给这个孩子取名丘，字仲尼。仲就是排行第二的意思，孔子有一个跛足的哥哥，丧失了劳动能力，所以撑起家庭的重任，便都压在孔子身上了。这是后话。

孔子是殷人的后代。对于祖先缔造的殷商王朝，他是充满敬爱的，对于自己的祖国宋国，他也难免恋恋之情，而对于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孔子也不得不在理智上和情感上心向往之。但生活在鲁国的他，也不可能脱离脚下的大地而沉溺于思古幽情。所以，立足当下而沟通历史，让历史启示当下，让当下激活历史，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孔子的历史哲学。作为历史担荷者的孔子，他自己也在书写着历史，创造着历史。“故宋，新周，王鲁”，在孔子伟岸的“通三统”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孔子难以抑制的返本之情，我们也看到了孔子勇于担当的开新之志。心中的祖国、脚下的大地、眼前的未来，三者之间的张力，反而使得孔子得以构建了一个超越民族也超越时代的文化中国，让文化去弥合断裂的历史，让文化去重构统一的中国。以著名学者陈明先生的一句话结束本篇：“孔子生在曲阜，但属于中国，属于东亚，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