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互联网产业萌芽以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重大的发明性创新，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原型都来自于美国。从“中国的雅虎”、“中国的亚马逊”、“中国的谷歌”到“中国的Snapchat”、“中国的Instagram”，往往是吸引资本乃至去纳斯达克上市的最佳口号。
五月的旧金山，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阳光明媚，紫色的蓝花楹开遍山坡。
乔布斯的故居在硅谷的帕洛阿托市(Palo Alto)瓦沃勒街(Waverley Str。)2101号。这是一栋外表极不起眼的英式红砖建筑，外墙爬满了蔷薇。在乔布斯去世前，这里是普通软件工程师喜欢居栖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硅谷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一栋大house动辄千万美元。
我去的时候是晌午时分，整条街道寂无一人，乔布斯家的院子挺大的，低矮的木栅里野花在光影中摇弋缤纷，有一朵红色的罂粟花孤枝直上，开得无比放肆，宛若斯人犹在。
“这两年，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互联网新贵们在这附近购房置业，争着当乔布斯的邻居，雷军[微博]的新房子就在不远的一个街区。”陪同的Isa告诉我。
“中国邻居”们想要接近的不但是乔布斯的房子，而更是他的创新灵魂。可是，后者好像比前者要稍稍遥远一点。
Helen的女儿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有一天，她回家问妈妈，“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们中国人是C2C？”
C2C是Copy to China的简说，小女儿感到很受羞辱。Helen对她解释了半天，不过，“其实在内心，我也觉得这真是一个问题。”
Helen的中文名叫梁海燕，是一位在硅谷生活了十多年的博士创业者，她曾经创办过一家可穿戴智能公司，从去年开始，她在硅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并开通了名为“千读”的微信订阅号。如今，这个读书会有500多个人，是硅谷地区最大的华人学习组织，而“千读”公号上线一年也拥有了一万多名订户。“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喜欢读书。”她对我说，“我们每周在线讨论两本书，很多都与创新有关。”
每年，梁海燕都会接待好几批来自大陆的企业家朋友，“他们来这里，问的最迫切的、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是，硅谷现在最流行什么？无论是软件、硬件或商业模式，都很受到关注，可是，很少有人问，硅谷的创新为什么与众不同。”
梁海燕的疑惑，也得到了James洪的呼应。James曾是苹果公司的高管，他帮助库克完成了苹果与富士康的手机业务衔接工程，是一个很有点传奇色彩的人。就当我们在硅谷聚餐的那一天，周鸿祎[微博]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脱口秀，隆重推出360的酷派手机，而雷军则同时宣布小米手机[微博]降价。
“他们都在做手机，每个人都在做手机。”James一边嚼着台湾厨师做的酱汁仔排，一边说，“他们都把苹果当对标物，都说做出了比苹果更牛、而价格却便宜一半甚至更多的手机，可是，他们真的知道苹果是怎么理解手机的嘛。”
在不久前，梁海燕的读书会分享了硅谷鬼才彼得-蒂尔的《从0到1》，这本书近日也雄踞大陆商业图书榜的前列，一位分享者在群里提问，“美国人在想的是，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而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这是价值观上的差异吗？”
在硅谷，能够清晰地看到中美创业者对创新的理解的确有很大的差异，它不仅是价值观上的，更是制度上的。
美国人对技术驱动有宗教般的痴迷，同时对创新的维护也十分的严苛，任何新的发明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没有一家公司敢于轻易地去模仿竞争对手，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个环节或哪个阶段会遭到专利的狙击。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风险投资不支持任何的仿冒行为，在他们看来，这不但是耻辱的，更是危险的。正是在这样的法律和道德环境中，小公司的创新得到了极大的保护和鼓励，颠覆性事件时时发生。但是，因新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特别是应用性领域的大规模拓展，也使得创新与仿冒的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再到扎克伯格，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全数遭到过抄袭的指控，有些甚至陷入旷日长久的侵权官司之中。
相对于中国，自互联网产业萌芽以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重大的发明性创新，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原型都来自于美国，而中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考虑，在专利法的执行上，偏护本国企业，外国公司在中国申请专利的难度非常之大。
创新环境的差异，最终造成两个结果——
首先，中国企业先是大规模地模仿美国同行，竞相以模仿速度的快捷为创新的第一指标，风险资金也以此为投资的最主要的考量指标，从“中国的雅虎”、“中国的亚马逊[微博]”、“中国的谷歌[微博]”到“中国的Snapchat”、“中国的Instagram”，往往是吸引资本乃至去纳斯达克[微博]上市的最佳口号。
其次，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模仿，同质性产品层出不穷，所有指责别人模仿自己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模仿的产物。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凡是能够被模仿的模式，都不应该算是创新。中国人在民族性上从来有“胸纳百家，为我所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实用主义传统，对创新的认定往往以最终的成效为前提，“存在即是合理”，“成功是检验创新的唯一标准”。
创新是所有产业进步的起点，差之毫厘，行而百里便如隔天涯。正是美国与中国对创新的这种迥然不同的理解，造成了两个差异性极大的新经济竞争环境。
去斯坦福大学参观，陪同的是医学院的博士后王峰，他在这里从事免疫学研究，而这无疑是当今最为显赫的领域之一。
前些年，来硅谷的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应用产业，而如今，医学、大数据及智能硬件成为了新的追逐对象。医学院有一栋以朱棣文命名的U型大楼，里面有很多交叉学科的实验室，正在像银河系大爆炸那样地酝酿着无数的可能性。
“每天都有几个来自中国的投资人在这里像星探一样地逛来逛去。”王峰笑着说，“这栋楼里做的是从0到1的工作，而咱们中国公司将完成从1到N的使命”。
也许在不久的几年后，硅谷将出现新领域的“乔布斯”，他们暴得巨富，然后把某个新街区变成另一条瓦沃勒街，再过了若干年，那里又将出现新面孔的“中国邻居”。
(文/吴晓波 财经作家)
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AI机器人索菲亚,因为能言善辩,表情丰富,从诞生起就成为了世界级红人。2017年10月,索菲亚在沙特阿拉伯获得公民身份,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时刻。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人类带来什么?中国创新在这一轮技术浪潮中又该如何取胜?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革新组成的,这些创新会带来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革新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未来我们能实现无人驾驶,可以在上班路上阅读报纸,我们也可以享受到成本更低的太空旅行。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时,中国的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从1981年到201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科技投入直线上升,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其次,把知识转变成商业价值,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中国的专利授权数量已是全球领先,这些专利很多是由我们国际领先的企业创造的,像华为、BAT、潍柴动力、三一重工、吉利、华大基因,等等。第三,从制度创新角度看,上述成功的背后,中国在制度创新上也做了一系列工作,比如形成了稳定多元的投入机制,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77%都来自于企业。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创新还面临很多的不足。在科技方面,中国的创新在有些领域是领先的,但是发展极不平衡。在一些关键高技术领域,依赖也是相当严重。过去几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所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花的钱还要多。创新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历来强调创新的正面作用,但是对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怎样有效进行规制,在这方面考虑不多。
在前几次工业革命时,中国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前沿,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一样了,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在“头班车”上。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
首先,中国的科学研究需要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里进一步补短板。不管是制药、半导体设计还是特殊医药、化工材料等领域,我们的差距是巨大的。
其次,技术创新架桥梁。全球主要的企业都在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中国国家电网希望架设全球智能电网,但是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公司在这方面还是落后的。所以学术界企业界之间的桥梁怎么更顺畅,这可能也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需要考虑的。
最后就是制度建设谋远略。第一是社会预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到伦理问题,所以在这些技术的选择过程中,社会各界不能袖手旁观。需要有一种社会预见的方式,通过各种机制邀请公众、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这些选择,构建多方参与的决策机制。第二是同步设计。包括环境污染、废料污染在内,其实是在技术流程设计时就出了问题,到尾端再解决为时已晚。对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社会风险的分析,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就考虑进去。正因如此,美国的电气工程协会已经出台了好几版关于工程设计中的伦理守则,中国相关的专业协会也已经出台了这方面的手册。希望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参与到同步设计当中。第三是适应性治理。这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调整角色,共同来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备。最近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鼓励创新,另一方面必须对它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规制。在一些新技术领域方面,政府对这些创新的了解非常有限,这时企业和政府也许应该形成一个新的伙伴关系,一起来探讨什么样的方式是对创新更加有利,同时也能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第四是全球参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领域,给全世界的科学界、政府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我们要和全世界各国一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说,就是研究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的很多学者和专家,也需参与到相关政策的讨论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