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我们都是“淫审员”

我们都是“淫审员”

作者：颜纯钩

香港电影审查实行分级制，依影片中不雅镜头的严重程度分为三级，由一个叫“淫亵物品审裁处”的机构负责评级，这个机构也负责印刷制品的审查。“淫审处”曾因为香港公开展出“大卫像”，有生殖器官暴露，而将那个世界艺术史上的著名雕塑评为“不雅”，被香港人狠狠奚落了一番。

“淫审处”这份工作，真是一份“厌恶性工作”。一个正常人日日看AV片，肯定于健康有损，即使有金钱津贴，以其间的痛苦程度来衡量，也是很不划算的。

因为有“淫审处”，香港人基本上可以接触任何色情信息，成年人看惯了种种有色玩意，也都不当一回事。早年郑经翰办《花花公子》中文版，著名小说家施淑青还替这本杂志写人物专访，港姐郑文雅、作家李默都曾拍裸照作封面人物，郑文雅和我饮茶谈笑风生，我见了李默也不会“另眼相看”。

最近我们出版陈冠中的《裸命》，其中大量没有节制的性爱描写，又成了一个话题。这件事让我想起做出版这二三十年来经手的一些惹麻烦的书，虽然到最后都没有惊动“淫审处”，但其间也有不少风波。

最先一本是贾平凹的《废都》，对香港读者来说，《废都》的“以下删去多少字”，实在太小儿科了，倒是听说贾平凹不得安宁了好一些日子，有一段时间要躲起来，搞得自己情绪很不稳定。《废都》在那年头算是惊世骇俗，贾平凹做了一件大凡作家都不敢做的事。当年内地人到香港买书还很有限，但《废都》的销路也是同时期那些内地小说中最俏的了。

再过几年，又有一本“情色小说”落到我手上，那就是卫慧的《上海宝贝》。《上海宝贝》写一群时下青年吸毒泡酒吧，乱搞男女关系，又与外国人上床取乐，几乎是“垮掉的一代”的中国版。看了稿子，估计会有一点市场，就放胆出版了。出版前有一次聚会，一位大陆出版界负责人听说我们要出《上海宝贝》，大惊失色说：你们要出这种书啊，那可要给读者一点引导啊！我说在香港做出版，从来没有引导读者这回事，读者会自己引导自己。

书出来后，我在明报写一篇文章，说读《上海宝贝》，你就知道现在中国年轻人在想什么，做什么，就知道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此刻意淡化了情色因素，强调社会文化价值，好像那是一本很“正经”的书了。一本书有幸成为“禁书”，已经先声夺人，销路也就直线上升，现在看来，《上海宝贝》又有什么情色可言？

又过几年，木子美红起来，我由朋友带路到广州找到她，一个黑瘦矮小的南国女孩子，走在街上不起眼，但你想象不到她内心有惊人的藐视世道的力量。木子美把性爱经历公诸于众，只有自信没有羞耻感，让海外读者相信，新一代的中国人成长起来了。

到近年就是冯唐的《不二》了。看上《不二》，是因为一个妓女鱼玄机三扒两拨把皇帝、文学家和禅宗大德都弄上床，正是食色性也谁都未能免俗。本来所有权威都是人造出来的，人也尽可以摧毁它，既然“道在屎溺”，自然也可以“道在男女”。书出来后，有些卫道士很看不惯，说对禅宗大德太不敬，天地图书不该出这种书，但天地图书应该出什么样的书呢？一个出版社就是“出不同的书给不同的人看”，如此而已。

陈冠中新书发布会上，我又拿性爱描写出来说事，后来梁文道质疑说：为什么我们一提起性爱，就问会不会写得太多了，但对小说中描写别的日常生活细节，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会不会写得太多？梁文道果然敏锐，他的问题引人深思。为什么我们会这样问，就是因为我们都把性爱描写太当一回事了。

实际上我们时常都不自觉地在充当“淫审员”，我们对这份“厌恶性的工作”有一种潜意识的“偏爱”。政府审我们，我们又审自己，比起《金瓶梅》《红楼梦》的时代，我们更道貌岸然了──可是身体不解放，又何来心灵解放？个人不解放，又何来全人类的解放？

说到底，情色固然是一个问题，但解放不解放，那才是更终极的问题。

罗胖曰：

作家引导人民？

您想多了。

作家只是表达。人民自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