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波讲解王阳明《泛海》，阳明心学：知行合一、事上炼、致良知

欢迎和我一起走这段有关诗词的美的历程，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一生不可错过的唯美诗词。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诗，我经常在空下来的时候，闲下来的时候，只要手中握着一支笔，就会反复的在纸上不由自主的，甚至是下意识的去写这首诗。因为这首诗的作者是伟大的王阳明，而我是阳明心学的信徒，而这首诗是阳明先生一生中最精彩的创作。诗题曰《泛海》。诗云：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锡下天风。

要读懂这首诗，必须先要了解它的创作环境，所以我们先不解释这首诗，我们看一看阳明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了这样一首千古绝句。

大明王朝弘治12年，也就是公元1499年，那一年的会试考试迎来了两个后来分别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70后考生，一个叫唐寅唐伯虎，一个叫王守仁王阳明。唐伯虎出生于1470年，王阳明比他小两岁不到，生于1472年，所以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其实他们都属于标准的70后。我也是70后，当然他们是15世纪的70后，而我是20世纪的70后。这两位著名的70后的人生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唐伯虎在这次会试考试中，因为卷入了徐经的科考案，徐经就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的高祖。因为卷入‘徐经科考案’被终身禁考。最后虽然免于牢狱之灾，但是人生学而优则仕的前途则被彻底断送。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自古华山只有一条道，那就是‘学而优则仕’，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实现自己的功业理想。所以作为唐寅唐伯虎被断送了前程，使得他分外激愤。在此之后，他把所有的热情和天赋都倾注在艺术的领域，“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种狂狷孤奋直接为中国艺术史诞生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天才。

而王阳明对待科举的态度就和唐寅唐伯虎不一样。事实上他此前已经两次落榜，但是从小的时候王阳明就表现出远异于常人的思维和眼光。事实上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五岁前都不说话，以至于家里人还以为他是残疾儿童。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两个小朋友，五岁前都不说话，后来证明他们都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得了的人物。一个叫王阳明，还有一个叫爱因斯坦，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小的时候，王阳明上学，当然阳明是他后来的号，他的原名叫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守仁小时候上学，才十一二岁，那时候他就问老师天下第一等事是什么事。老师笑笑说当然是科举考试了。而且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就曾是弘治朝的状元。但是小守仁摇摇头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根本不是为了科举，为了考试。老师就问他，那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小守仁一脸严肃地回答人生第一等事是做圣人。更多王阳明解读：www.yangfenzi.com/tag/wangyangming

后来理学大师娄亮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这更坚定了王阳明的求胜之心。所以当科举考试落榜的时候，别人来安慰它，它却笑着说别人都以落榜为耻，我却以落榜之后心动为耻。由此可见他的抱负和追求。那么，经过数次落榜之后，1499年这一次，他终于高中进士，走入仕途。

走入仕途之后不久，王阳明即面临了生与死的选择。毛润之先生批点《明史》，说《明史》越读越可气，《明史》最可气处就是宦官乱政。这个时候刘瑾跋扈乱政。刘瑾甚至号称‘立皇帝’，就是皇上是坐在那儿的，他是站在那的。在宦官乱政的政治情势下，文官集团奋起反抗。而王阳明这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六品兵部主事，因为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发出了最后一声呐喊，被太监头子的刘瑾廷杖40，之后扔进了锦衣卫的诏狱。公元1506年的那个腊月，那一年的大年夜里，当北京城家家户户都在吃着团圆饭过个团圆年的时候，身陷囹圄的王阳明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首先，他被打了40廷杖。明代的廷杖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的严重的侮辱，甚至很多时候可以直接把人打死的。然后又被下进了锦衣卫的诏狱。晚明民族英雄瞿式耜（si）曾经描写锦衣卫诏狱的可怕，说“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说被关进锦衣卫的诏狱啊，魂飞汤火，惨毒难言啊，如果能被从锦衣卫的诏狱送到三法司，送到法院系统，那么简直就像从地狱回到了天堂一样。

王阳明在黑暗的狱中面临死亡的威胁，几乎奄奄一息，可他最后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然后在锦衣卫恐怖的诏狱之中研习《易经》，想起‘文王拘而演《周易》’

给他无形的力量。他自己曾经在这时作诗说“囚居亦何事？省愆（qian）惧安饱。瞑坐玩《义易》，洗心见微奥。”越是在困顿、困窘之中才能窥见宇宙人生的大道。所以我们在前次讲苏东坡的时候，提到过牢狱之灾固然是人生穷途末路的表现，但有时候，巨大的苦难巨大的坎坷，其实反倒蕴藏着巨大的机遇。所谓危机危机，有危反而有机遇。当然要能在危难之中找到人生的机遇的需要准备、积淀以及大智慧。

苏轼因“乌台诗案”身陷囹圄。之后被贬黄州，获得了从苏轼到东坡居士的人生蜕变。而王阳明也是在锦衣卫恐怖的诏狱之中，从地狱中窥见了光明的力量。后来刘谨拉拢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不成，假意把王阳明贬谪释放，然后又派锦衣卫随后追杀。王阳明在赶回浙江余阳老家的路上，发现了锦衣卫追杀的踪迹。他在钱塘江边，急中生智写下两首绝命诗，然后以投江自尽的方式终于骗过了锦衣卫的杀手。

王阳明躲在一首商船之中，随波漂流，从浙江一直漂流到福建。商船曾经有一段在大海上迷了路，遇到巨大的风浪险些倾覆。那一个狂风怒啸海浪滔天的夜晚，其实对于王阳明来讲亦是一种生与死的选择。后来王阳明流浪在武夷山中，遇到了20年前曾经遇过的一个道人。一番畅怀明志的交流之后，劫后余生的王阳明终于确立了自己永志不改的人生志向。于是他结合《泛海》的经历写下了这首著名的七言绝句。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开篇仪态潇洒，表现出淡然世间荣辱的洒然心态。他的阳明心学，后来解放了无数人的心灵，打破了数百年来理学家对人性的钳制。但是要解放世人，首先必须解放自己。人世间的一切艰难挫折原本就不放在心中，万物的变化也只不过如同浮云一般掠过天空，甚至在天空的心理留不下什么痕迹。这种心境的超越，其实是完成于自我的和解、世界的和解的前提。

就像东坡居士被张敦陷害，别往当时人烟稀少条件极端艰苦的岭南惠州。后来张敦读到东坡先生在惠州所做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还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不禁恼羞成怒，故尔再把东坡居士远逐到海南儋州。

原来，超越的东坡居士在蛮荒穷困的贬谪之地，在开心的生活，根本不关心不在乎小人们的手段和叫嚣，我的生活里根本没有问题，而你的生活里却费心劳神的算计着我。我想这就是东坡先生的境界，也是张敦这些小人恼羞成怒的原因所在。“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只要我心不为所动，你的阴谋诡计，你的巨浪滔天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两句诗一出，那种坚毅无畏的品质，那种阳明心学里‘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自己的心灵纯然是天理’的纯明境界，一览无余。有了如此境界，三四句进一步写了诗人此时心中的感受。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唐代有位著名的禅师叫隐峰禅师，他是马祖道一的弟子。他得道之后，每年“冬居衡岳，夏止清凉”，一年中总要南来北往。唐元和年间隐峰禅师，拟登五台山，路出淮西。途中正好碰到官军与叛军互相残杀，白骨郢野，禅师顿生怜悯，叹道：“吾当去解其患。”说完，便将锡杖掷向空中，然后飞身而上，瞬间而过。两军将士仰头观看，为眼前这一幕所震惊，于是再无争斗之心，由此罢战。所以飞锡而过是大智慧、大手段、大境界。“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自己在这静谧而辽阔的大海之上，心中自有法器，心中自有智慧。

与这坎坷的人世间，面对种种艰难险阻，儒家天风如凭锡杖在月光之下，飞越大海，飞跃苍茫，飞越沧桑。后来王阳明确实找到了人生的霸气，却是凭此飞跃人世的沧桑，这就是他的阳明心学。

在写完这首泛海之后，王阳明毅然决然踏上了贬谪龙场之路，在贵州龙场驿的蛮荒穷死之地，终于“龙场悟道”，悟出‘心外无物’，奠定阳明心学的基础。

正如阳明先生后来所说，“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也没有天地鬼神月万物。”是啊，心外无物，人生必得先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那颗赤子之心，找到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一切终将暗淡，只有你才是光芒！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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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 五百年来王阳明

王阳明，一代心学宗师，从被囚诏狱到被贬龙场，他经历九死一生。从南赣剿匪到平宁王之乱，他一路所向无敌。他一生最爱是讲学，他说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五百年过去了，他提出的“知行合一”、“事上炼”、“致良知”，又将如何影响今天的我们呢？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师范大学郦波教授，来为我们讲述《五百年来王阳明》。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住在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生而不凡，年少有为

王阳明出身于浙江余姚一个显赫的家庭，天生有特殊的气质。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取命为“守仁”。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幼年的王阳明，有着良好的家世，也因此拥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环境。并且爷爷经常诵读诗书，王阳明将其牢记于心。

少年时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

步入仕途，被贬龙场

二十岁时，王阳明第一次参加乡试，中举人后，学业大有长进。但他越来越喜欢谈论军事，并且很会射箭。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他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出治葬前威宁伯王越，回朝上疏论西北边疆防备等八事，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随后因病请求归乡。久之，起用授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阳明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龙场驿栈驿丞。龙场在当时还是未开化的地区。王阳明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阳明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在一种困顿和痛苦之中，结合自己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终于在一天半夜豁然大悟，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由此提出了心学的著名理论，“心即理”、“心外无物”。五百年来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心学，由此诞生。

剿匪平叛，立院讲学

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王阳明得到了兵部尚书的赏识。先是平定了江西，后又平定了宁王的叛乱。在王阳明的带领下，军队锐气十足，越战越勇。然而，平叛大功没有得到武宗的认同，王阳明也直到世宗即位以后才加官晋爵。

王阳明54岁的时候，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并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的一生可谓是传奇的一生，他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切与他的家庭成长环境对其的塑造、王阳明本人的精神向往、时代赋予他的使命等等都是分不开的。让我们一起走进《百家讲坛》，去感受《五百年来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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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武彦：深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

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种阳明心学。资质、悟性不同，对阳明心学的理解也不同。王学分化的种子，从一开始便已种下。

王阳明用良知之学教导门人，但并不固执于一种教法，而是根据门人的机根和习气等情况，扬长补短，不拘一格。所以在讲良知时，他时而强调良知之体，时而强调良知之用；或者有时强调“无”，有时强调“有”；有时强调“本体”，有时强调“工夫”。换言之，他有时主张以体为用，以无为有，以本体为工夫；有时又主张以用为体，以有为无，以工夫为本体。所以在他的门下，必然形成各种派别。

据阳明高足王龙溪说，当时就已有归寂、修证、已发、现成、体用、终始六种良知说。如果加以分类，大致可将上述六种良知说归纳为现成、归寂、修证三大类。因为提倡良知现成说的是以王龙溪（王畿）、王心斋（王艮）为中心的左派，所以又把该派叫作现成派；提倡良知归寂说的是以聂双江（聂豹）、罗念庵（罗洪先）为中心的右派，所以又把该派叫作归寂派；提倡良知修证说的是以邹东廓（邹守益）、欧阳南野（欧阳德）为中心的正统派，所以又把该派叫作修证派。

现成派（左派）

阳明晚年对门人说过：“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传习录》下）又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同上）认为若能直下悟此良知，就能一了百当，即所谓“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同上）。这无非是以良知为现成的论调。因此，他当时在师徒之间交谈时说出“满街人都是圣人”（同上）的话，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可以说，从王学那里，已可预见到现成派的产生！只不过阳明当时虽然主张现成论，但并不以现成论为究竟话语，直到其门人王龙溪（王畿）和王心斋（王艮）那里，现成论才被视为学之宗旨。

王龙溪（王畿）的现成论，是在他对阳明“四句教”（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解释中完整体现出来的。

他认为，阳明不言“至善是心之体”，而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因为当时学者认情为性，误解了孟子性善说的主旨，阳明提揭此说，就是为了打破学者执于意见之弊，扫尽一切意见和情识，以直下悟得良知本体。这可以说是阳明的基本立场。所以龙溪以“四句教”为“权教”，认为“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并指出：“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

龙溪的顿悟立场，亦即彻底即于本体之无而统合本体工夫的立场，与提倡无的老庄立场是一致的，而与陆门杨慈湖的立场似有差异。慈湖也说本来是无，并摄有于无，从而取消了一切有。但龙溪则认为，因为本来是无，所以有即无，从而肯定一切有并把有神化了。若就悟来说，正如罗近溪所说，前者是自有入于无而走向玄虚，后者则是自无入于有而达于浑融。所谓自有入无之悟，是以静澄为宗；而所谓自无入有之悟，则是以通融为宗。

那么，龙溪为什么不提倡自有入无而提倡自无入有之悟呢？那是因为，他考虑到心体之无是按照现成之有的原样而成为无的。换言之，他认为心体之无是现成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无是现成的呢？那是因为如果不根据自无入有之悟，就不可能到达心体。

龙溪所宗的悟，如上所述，因为是自无入有之悟，所以便不是沉于空寂的东西，而是生生化化、活活泼泼地在德业经世行为中显现自在的神机。据他所说，心体在虚无中具备万物，若能尽此心体，那就没有物欲之隔而流行于万物。所以，他以阳明之“致良知”为致虚，而反对把“致良知”解释为根据固定法则以应万变的立场。总之，龙溪认为在此虚无中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因此，他断言说：“无中生有，一言尽之。”

与龙溪并列而倡导现成论并给后世以极大影响的，是被东林的顾泾阳（顾宪成）称作“阳明之慈湖”的王心斋。据说，龙溪的现成思想多根据觉悟而得，心斋的现成思想多根据践履而得=。因此，心斋的现成论较之龙溪更加简易直截。心斋说：“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识得此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强调了直下悟性的重要性。

心斋还富于禅机，据说其用功程度，有苍鹰搏空之叹。龙溪善于才辩，而心斋则谓“百姓日用即道”。例如，对于童仆往来之动作，他示意这是不假安排，并以此进行教化，如此等等。心斋大都是在眼前使人省觉，因此时人批评他，“动辄便玩弄光景”而弃工夫于不顾，是不无道理的。

现成派的主张是把阳明所说的“良知”看作现成良知。他们强调“当下现成”，视工夫为本体之障碍而加以抛弃，并直接把吾心的自然流行当作本体与性命。因此，在这派儒者中流行着阳明所谓“人人心中有个圣人”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良知是现成的，所以，若不悟得“有即无”，便不能悟得良知真体。因此，他们提倡所谓“直下承当”、“直下之信”、“一了百当”的顿悟，而排斥渐修。相对于以工夫求本体而言，这是直接在本体上做工夫，遂成为“本体即工夫”派。所以，他们轻视工夫，动辄随任纯朴的自然性情，或者随任知解情识，从而陷入任情悬空之弊，以至于产生蔑视人伦道德和世之纲纪的风潮。明末社会的道义颓废，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现成派末流。在明末，现成思想不仅流行于儒学，而且流行于禅学，两者合而为一而走向猖狂一路。

归寂派

阳明有一首诗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所谓“定盘针”，是譬喻心之良知。

阳明认为，良知犹如规矩之于方圆，其本身就是道德原则，是应时处位而能裁成万物的灵活性命，即孟子所谓的“取之左右逢其原”，“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的生命源泉，因而也是学之根本、学之头脑。在阳明看来，从物上穷理的传统的格物致知之学，忘却内在根本的培养而只追求外在枝叶的繁茂，因而是舍本求末的。这就是培养根本生意并使之达于枝叶的“根本枝叶”之说。在阳明这一思想中，有“致良知”说的根本精神。

而提倡归寂说，主张张彻底除去阳明“致良知”说的支离安排之弊的，是聂双江（聂豹）、罗念庵（罗洪先）等归寂派。归寂说始于双江，至念庵才愈趋精微。

良知归寂派认为，在阳明所说的“良知”中，有“虚寂之体”和“感发之用”的区别，这正如阳明自称其“致良知”在于培养根本而使生意达于枝叶那样。因而该派认为，以归寂立体并达体于用，即立体达用，是阳明“致良知”说的本旨，据此方能契合于程子所谓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主旨。所以，该派以阳明中年时代的“主静”说为“致良知”说的宗旨。

双江认为，在良知中有根本和枝叶即体和用之分，而在体上做工夫便自然能达于用，这是阳明所谓培养根本之生意而使之达于枝叶的思想。在用上做工夫，则是失却根本生意的。在他看来，程子把《易》的寂然与感通分为体用的意图，在于必须在体上用工夫，由此培养内在的心体而统率“感应事为”的发用，并使之建立在“湛一无杂”的本体的自然之力的基础上。因此，只有根据体上用工夫的原则，才能领会程子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微旨。

双江对修证派（正统派）的欧阳南野解释这一主旨时说：“根本者，枝叶花实之所从出也。培根者，培其枝叶花实所从之根，非以枝叶花实为根而培之也。”根据这种体用说，他承认把良知作为“见在具足”的存在，并以“直下承当”为宗的现成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在他看来，所谓本体必待发用而修证的修证说，是拘泥于“一源”之语，陷于“私意安排”，搀入“意见情识”之说，反而有碍于心体的纯粹流用，并最终落入支离葛藤之中。所以，他批评南野之说不仅在本源的涵养中无实，而且把培养枝叶当作培养根本，把疏通末流当作疏通源头，从而本末颠倒，落于孟子所谓的“义袭”，乃至“捕风逐影，瞬目万变，茫茫无所措手，徒以乱吾之衷心”，而使人丧失学之归宿。同样，对于修证派的邹东廓，他也引用阳明“只从根上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清浊”的诗句，而强调立体归根的重要性。

分体用为二的归寂派认为：“譬之于水，良知，源泉也；知觉，其流也。流不能不杂于物，故须静以澄汰之，与出于源泉者，其旨不能以不殊，此双江公所为辨也。”于是归寂派便把良知分为“良”和“知”，并以探究“知”之所以为“良”的立体之学为宗。念庵认为，与是非善恶相对的知觉和爱亲敬长那样的道德感知，原本就不能直接等同于良知。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是良知的发用感应，可说作“知”，却不可说作“良”。而所谓“良”，即心体之主宰。

所以，念庵在写给基于良知知觉说之立场、主张离知觉便无良知可言的修证派陈明水的书函中写道，如果以知觉为良知，那么精神便会终日随知流转，而不复有凝聚纯一之时。

双江也与念庵一样，认为孟子并不把“爱敬之知”直接作为良知，而是将其作为良知的发用流行。而阳明由于善于体悟孟子的这一主旨，故避免了以往格物说的外袭支离之弊，并以内为主，强调培养根本，从而保持了体之纯正，而获得了用之自然。双江认为，阳明“致良知”说的精髓就在于此。所以他反对把孟子的四端直接理解为仁、义、礼、智，这比以仁义为心之表德的阳明之立场，更接近于朱子的性情二分说。

朱子学一到明代，便出现了一元论趋势，而归寂派的上述立场，反而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正如后面将指出的，归寂派认为，在阳明中年时期的“主静”说中，有其晚年“致良知”说的根本精神，而现成派则是从阳明晚年所到达的究极思想出发的，所以从两者的发展方向来说，是完全相反的。

归寂派在探求良知之本体后，终于达到了与宋学相通的静之渊源，并以此为学之根本，所以存在着脱离以所谓良知流动的心之性命为根本的王学之倾向。因此归寂派的衰微，也许是必然的。然而，如果考虑到它有被后来的新朱子学摄取的因素，那么归寂说的出现又可以看作是新朱子学的胎动。

修证派

阳明所说的良知，因为是遵照道德法则（理）、道德价值（善）的知觉，所以它不单单是善恶不分的知觉，而是像所谓“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那样的善（良）的知觉，因而与一般的知觉是有真妄之别的。所以良知和知觉名同而实异，两者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原来，所谓良知的良，不仅意味着先天性、自然性（不学不虑），同时也意味着道德性（理、善）。如果把前者看得过高，那就会像现成派那样轻视道德性而产生以随任知觉为致良知的弊端。

其结果，正如欧阳南野所说的，就会流于告子、佛氏的生性说而流荡纵情。所以阳明的良知，不仅仅是指知觉，还明确指出了道德的知觉这一点。根据这一立场，修证派认为，阳明的良知说就是“知觉即性”说。有见于此，南野反驳了朱子学者罗整庵所谓阳明陷于佛说的批评。

如上所述，良知因为是道德知觉，所以它是天理之明觉，或者可以说良知即天理。因此，绪山说：“以心之虚灵昭察而言谓之知，以心之文理条析而言谓之理。”南野说：“天理者，良知之条理；良知者，天理之灵明。”魏水洲也说：“盖自明觉而言谓之知，自条理而言谓之理，非二也。”

这样一来，“致良知”就成了“穷理”，而“穷理”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那样的真切东西，从而救正朱子学亚流的外索袭取、支离拘着之弊。所以，修证派指明了“致良知”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穷理”，“穷理”之外无“良知”可言，这一点是对朱子学者非难王学不讲“穷理”的回答。他们特别强调“良知”是“天理”、“致良知”是“穷理”，这也就封住了朱子学者非难王学之口。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这一方面，那么王学也就接近于朱子学了。

事实上，在王学亚流中，已出现了如同方学渐那样明显地接近朱子学的学者。修证派虽然提倡“理”，提倡“穷理”，但仍认为，工夫的终始最后在于“良知”的精明。可以说，在那里存在着王门之所以为王门的缘由）。

良知修证派强调，既要善于体认阳明所说的“良知”是本来意义上的道德原则，亦即“天理”，又要善于体认阳明所说的“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精神实质，而绝不能误解阳明“致良知”说的本旨。此派学者致力于矫正现成派的流荡和归寂派的偏静这两种弊端。为此，他们指出了天理和性的重要性，提倡用工夫求本体，实即“工夫即本体”说，从而不期而然地具有了接近宋学的倾向。这就与归寂派之说一样，难以适合王学的发展方向及时代思潮。因此，在明末的思想界，唯独现成派的思想显得最为兴盛，这或许是顺理成章的。

作品简介：《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日）冈田武彦 著，吴光 钱明 屠承先 译，重庆出版社，2016，12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以宋、元、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为背景，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为背景，在简明生动地概述宋明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的基础上，不仅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历史作用，而且系统和细致地论述了阳明心学的分化、演变和 明代中后期王 门各派各家的离合同异、学术宗旨，并以阳明学、阳明后学与朱、陆之学，特别是明末其他儒学流派做了具体而微的对比。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不仅能使读者宏观而系统地了解明代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发展史、演变史，而且能给读者以很大的思想启迪，深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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