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中国华北黄淮地区持续重度雾霾，多个城市发布雾霾预警信号。当然PM2.5是最近才有的一个概念，不过“霾”这个字很早就有了，那么在中国的古代，关于霾都有怎样的记载呢？
最早的记载可能是《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霾。”意思是说大风中还有阴霾，即天空中悬浮大量烟尘而形成的非常混浊、能见度很低的气象现象。《尔雅》和《说文解字》中都说“风而雨土为霾”，字面意思是风刮着土像下雨一样，应该指的是风沙扬尘天气了，很像沙尘暴。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元397年正月，北魏攻打后燕重镇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这也是北魏灭亡北燕这场重要战役的关键。初六这天，“风霾，昼晦”， 突然起了大风雾霾，大白天天地昏暗，后燕范阳王慕容德趁机出城奇袭，大败北魏军队。
虽然这并没有改变后燕灭亡的最终命运，但是一场雾霾天成就了慕容德，此战获胜后他从容从邺城撤走并后来在山东建立了南燕王朝，延续了慕容鲜卑的国祚。另外，冬天，河北，这些是不是和现在的雾霾的关键词很一致呢？
还有一件历史大事，也是发生在雾霾天。《资治通鉴·唐纪一》记载隋炀帝杨广在扬州的随行禁军叛乱时，当时的天气就是“是日，风霾昼昏”。可见公元618年四月初十的扬州，也是一个雾霾天气。仅仅一天后，这位心比天高备受争议的著名隋炀帝就被乱兵逼死。一个雾霾天发生的叛乱，终结了一个曾经统一华夏创造开皇之治和大业盛世的短命王朝。
古代人把霾和流星，日食，地震，洪水等一样，看成是不祥之兆和天谴。 《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里有“不则太阳不光，天地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 意思是说如果为王者不能贤明，那么太阳不放光明，天地浑浊不清，时气错乱，霾雾遮蔽太阳。下面几个这方面的例子都是宋朝时期的。
宋代一向把行政权与军权分开，但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宋仁宗任命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事， 也就是要宰相领导负责军事的枢密院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纪四十四》中记载“既宣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这个任命刚刚宣布，黄色的雾霾天气就出现了，并且持续了很久，大臣们也纷纷反对，连吕夷简自己都表示不敢接受。宋仁宗一看天命舆论都不支持，最后不得不改变了诏令，将以上治下的“判”字改为兼职了。
宋英宗（赵曙）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北宋皇帝，《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纪六十五》记载1067年正月十三朝会时 “是日，大风霾”。几天后，仅仅在位五年三十六岁的宋英宗就突然去世， 雾霾又一次充当了不祥之兆的角色。更多雾霾解读：www.yangfenzi.com/tag/wumai
公元1127年春，金兵攻陷北宋东京汴梁，北宋灭亡，是为靖康之耻。金兵逼迫宋臣张邦昌僭越做伪楚皇帝。张邦昌登基那天，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纪九十七》记载“是日，风霾，日晕无光”。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天谴，因为后来张邦昌的下场就是被高宗赐死，罪有应得。
元代开始，雾霾的记录更多了。《元史》：元天历二年，“雨土，霾，天昏而难见日，路人皆掩面而行。”《明实录》：明成化四年，“今年自春徂夏，天气寒惨，风霾阴翳，近一二日来，黄雾蔽日，昼夜不见星日。” 咸丰六年，“入冬以来，雪少雾多，土雨风霾时临京师，以昌平、宛平为浓重。”
古代的雾霾主要成分是沙，土，烟，尘等，地点则是集中于人口稠密的北方大城市，季节也多是冬天。这些都和当代的雾霾特点十分相近，只不过现在污染物的种类随着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和人口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更加多样化了，绝对数量也呈几何倍数增加。
【文/集贤院居士 来源：我们爱历史（微信公号：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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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古今“霾”有别 古为“雨土”今为“人类活动排放物”
新华网沈阳2014年10月24日电（赵洪南）近来雾霾再锁北方，部分地区的雾霾更是达到严重污染的级别。霾作为一种天气现象，对于它的文字记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古代对霾的记载和现在的霾却古有古因，今有今别。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原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毕宝魁介绍，霾见之于文字记载已经有三千多年了。《诗经·邶风·终风》中便有诗句：“终风且霾”。意思是说大风中还有阴霾，即天空中悬浮大量烟尘而形成的非常混浊，能见度很低的气象。其后的文献中也经常有关于阴霾的记载。
对于霾字本身的解读，毕宝魁谈到，在东汉时期许慎所著的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说文解字》中，对于霾字已有非常贴切的解释：“霾，风雨土也。”
毕宝魁说，元代史籍中也有对于元朝的大都，即今天的北京，所出现的两次“霾灾”的记载。据《元史》记载：元天历二年（1329年）3月，由于前年冬天没有降雪，春天又少雨水，天气异常干燥，导致“雨土，霾”，“天昏而难见日，路人皆掩面而行。”至元六年（1340年）腊月，“雾锁大都，多日不见日光，都（城）门隐于风霾间”。
虽然雾霾的历史悠久，但人们陷入对雾霾的忧虑之中却是近年来的事情。据辽宁省环保厅大气污染防治管理中心主任孙鹏轩介绍，早期的霾是一种自然现象。与过去相比，今天的霾则是“灰霾”，含有更多的人类活动排放物，如硫酸盐、硝酸盐、有机化合物等。
孙鹏轩说，我们平常所说的“雾霾”天气，实际上大多时候都是灰霾天气。事实上，现在的灰霾天气越来越频繁，与人类工业化活动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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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盈：古代的所谓雾霾，大多类似沙尘暴，属于PM50这样的固体大颗粒悬浮，但是在冬季部分北方城市，因为烧柴取暖，也可能在局部产生一定数量的PM2.5。但是考虑到古代城市都是低矮建筑，加之城市规模小，所以污染物的扩散条件还是比现在好很多，我认为出现目前这种严重污染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再见亦是泪：古代的的霾是偶尔的恶劣天气，在现代名词叫沙尘暴。现在的霾是工业排放，对人体有毒害的pm2.5，只有大风才能驱散
Derek：有这个事情皇帝是不是要下罪己诏？
一介雕民：现在的这种霾都是工业化后出现的。和古代的成分不一样的。
镜花水月：跟现在的雾霾不是一个东西
黄岩岛主：霾，这个字古时候就有，并非现代新生。只是霾出现的频率要低许多，是天呈异象之一。
再见凉山：生活在三亚大山看海的孩子，表示不懂什么是雾霾。直到去年去河南读书，我勒个去，首先变天，然后一阵大风刮来，恰似西游记里师傅要被妖精捉走的场景。太吓人了，雾霾，沙尘暴，都是三亚没有的东西
莲蓬蓬：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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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雾霾成为长期的，如北京这样的都市将发生什么？或许我仍可想象经济学家习惯于想象的某种长期均衡状态。
首先，人口将从大都市向雾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区迁徙，前提是雾霾被医学确认为肺癌和抑郁症的长期主因——极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和心脑系统疾病的短期主因——极不利于中老年人养生。
互联网技术普及和成本降低，有利于人口从密集到疏朗的迁徙过程。
其次，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这一效应十分类似于持续战争诱致的移民潮。
谁也无法阻拦，因为在马斯洛需求层级当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这一最低需求，这一社会就不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
与战争难民的年龄结构类似，在成本制约下，雾霾难民更多由儿童和年轻人组成，因为这些人以更高概率延续他们的家族（这是人性的生物本能）。
关于人口迁徙的各种学说当中，适用于雾霾移民的是“pushing-pulling”与“移民成本”的联合作用模型。所谓“pushing”就是被本国的恶劣条件“推出去”的那些人。所谓“pulling”就是被他国的优厚条件“拉出去”的那些人。
如果移民成本足够高，不难想象，最适合移民海外的是那些敏感地不喜欢本国生活条件并且具有高学历从而很容易被他国“拉出去”的那些人。可是，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呀。
我的同事胡大源，根据报道，估计北京地区的雾霾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700亿（每年）的水平。我估计，大源的估计无法考虑如“脑流失”这样的长期损失。类似地，我们也缺乏数据来预测长期雾霾导致的各类健康损失。
依照我的另一同事宋国青常用的拇指规则，家庭收入的六倍，大约是家庭财富。与此类似，我估计，每年700亿元的收入损失，它的六倍，也就是大约5000亿元，是长期的损失——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折现率很高，未来各年的经济损失折现到当前时刻，六年之后损失的或可忽略不计。
上述估算仍远未表现持续雾霾的长期影响，因为这些估算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并未考虑政治的和社会的影响。
不论如何，我们姑且承认5000亿元是雾霾导致的北京地区的经济损失。于是我们可以询问北京的政府，用这样一笔钱（5000亿）可能做哪些事情来降低雾霾？
我很悲观，我不认为这笔钱可使北京的雾霾消失或减少至能忍受的水平。
根据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北京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70%）来自汽车尾气排放，可是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来自燃煤。
我们记得2015年9月的蓝天，被称为“阅兵蓝”。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据报道，京津冀地区完全停产的（或许可疑）企业数目大约5000家。
这些企业养活了多少人口？或许有很多小企业，或许，平均而言，一家企业养活100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五口之家），那么，50万工人家庭总共有大约250万人口。
不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损失，单纯命令这些企业永远停产，中国社会可能需要完全负担250万人口的生活费，假设每年每人4万元，一共要支付的费用是1000亿元。试问，北京市政府愿意每年损失700亿元还是愿意每年支付1000亿元？
其实，也可以干脆由北京市转移支付每年700亿元给这些企业，前提是永久停产。不过，动态而言，这一方法无效，因为它可能诱致更多的污染企业到北京的政府来“索赔”。更何况，这些完全停产的企业还有“乘数”效应呢。
能否诱致对抗雾霾的新技术？当然可以。问题是，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西方社会负责研发而中国负责制造。雾霾是中国现象，西方研发部门没有积极性研发对抗雾霾的新技术。
于是，中国必须，这一次是真的，自主研发对抗雾霾的技术。我很怀疑德国研发的过滤雾霾的纱窗，之所以一年多没有进入市场，是否合用？
根据一份报告，各种口罩的抗雾霾实验，其中3M专业口罩（带气阀的）大约可降低PM2.5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目前室外污染指数500，带着这种口罩可使进入鼻腔的空气的污染指数降低至大约50，仍然不健康，但凑合活着吧。
我的观察，绝大多数开车的中国人，更愿意继续开车，同时在车内安置一台或更多空气净化器（几百元的那种）可降低污染指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然后，在室外或车外戴口罩。所以，最终的受害者仍是他们的孩子（更易污染更缺乏戴口罩的习惯更喜欢户外活动）。
最后，我意识到雾霾在北京地区似乎有一种类似“收益递增”的趋势：严重雾霾导致更严重的雾霾。这就意味着开篇所述的第一阈值在持续下降，直到使北京地区永远笼罩于雾霾之中。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均衡，或许是最可能出现的长期均衡。
那时，根据以上分析，北京的大街小巷能见度不过五米，昼夜灯火通明，防毒面具和氧气筒（至少在新技术出现之前）成为与iPad同等重要的日常可穿戴设备。由于终年不见阳光，“雾霾抑郁症”成为北京地区最常见且最高发的心理障碍。
因此北京地区工作人群的必要劳保条件之一就是每年要有更多时间在外地度假，每年这样的假期可能长达半年。
继续想象：由于“脑流失”，北京地区将只有科技含量很低的产业。第一流的教师和学校将最早迁徙到污染更少的外地——例如张家界。接送孩子的校车，将从市内大巴改为跨市包机。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京津冀一体化，借助于政治强势，将大部分污染企业南迁。
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生存困难的北方人不断侵扰南方，可以一直侵略到亚洲大陆的最南端，或任何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污染的南迁，很可能是一种选择。
150秒动画完整展现PM2.5侵入人体全过程
来源：北大国发院网站 作者：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十面“霾”伏，闻之色变。如何打好治霾这场攻坚战，还老百姓一片碧蓝晴天，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时至年底，大街小巷已开始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息，有一群年轻的网络媒体记者却仍然奔走在京津冀的厂矿、车间，将镜头和笔触对准治霾一线的工作人员，讲述着基层的“治霾”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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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基层，见证一线治霾成果
1月22日下午，“治霾•京津冀在行动”网络主题活动采访团一行40多名编辑记者来到了河北邢台一家钢铁公司参观了净化污染的过程。工作人员向现场的记者们介绍说，工厂深度处理后的循环水要优于国家一级饮用水质标准。出人意料的是，工作人员话音刚落，邢台市环保局局长司国亮接过水杯，将处理过后的污水一饮而尽。
这一幕触动了现场的众多编辑记者。采访结束后，中国青年网记者宋继祥的一篇《这位环保局局长喝下了钢铁厂处理过的污水》在网上引起了巨大关注。“如果说那一串串大气得以改善的数字是冰冷的，那么看到司局长喝下水的那一刻，我看到了邢台治霾的决心。”宋继祥对传播君说。
三天的采访时间虽短，但是给宋继祥的感触却颇多。这位年轻的记者用敏锐的视角不断捕捉一线治霾的典型案例，连续发出了《探访河北大气污染的“诊断所”：省重污染预警中心》《六大举措推进河北治霾“下狠招”》《这位环保局局长喝下了钢铁厂处理过的污水》等有影响力的文章。宋继祥说：“我希望多一些像司局长这样的干部，用实际行动来展现治霾成果，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治理大气污染，政府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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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呈现，用作品传递治霾决心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许多编辑记者深感受益匪浅。“来到治霾一线确实感触很深，治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治霾一线工作者的努力和成绩值得我们每个人尊重，尤其是作为媒体工作者，更应该肯定他们的付出，多为他们发声。” 法制网记者梁成栋说。
作为一名外宣记者，来自中国网的张露露在采访过程中用英文采写了《Smog-stricken Hebei to cut iron,steel capacity in 2017 （铁腕治霾 中国河北2017继续削减钢铁产能）》《China’s former ‘dirtiest city’ continues fighting smog（中国邢台综合治污 摆脱“空气最差城市”恶名）》等报道，并在Facebook、Twitter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雾霾已经不再只是中国人关注的话题，这次采访，我希望用我的真实报道向世界展示出中国治理雾霾的信心和决心。”
雾霾面前，你我都不是看客。治理雾霾已经成为了共识，既刻不容缓，又任重而道远。“作为网媒记者，我们应该看到城市在呼唤蓝天方面所做的努力，客观正面地发布稿件、新媒体产品。只有我们自己先改掉对雾霾的成见，才能传递给网友们更多正能量的声音。” 未来网记者吴意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