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 仲大军 贾康 曾国藩…如何提高我们的阅读力，读与思与行

人民出版社第三十一期读书会

时间：2016年3月18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新图书馆三层报告厅
主题：“解读两会精神 读书会进校园”之北师大专场
嘉宾：聂震宁、仲大军、贾康
主持人：王晨（读书会工作人员）
主办：“读书会”社交平台、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聂震宁：如何提高我们的阅读力

聂震宁，中共党员，全国政协委员。历任漓江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社长、总编辑，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编审，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党组副书记。现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北京出版产业与文化研究基地负责人、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名家。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北师大，跟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交流。去年4月23日，我在这里做过一次演讲，当时是《光明日报》和北师大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里组织的一次“光明讲坛”活动，谈的是关于阅读史和全民阅读的关系。那天据说有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万人空巷，所以来参加论坛的观众很少，使得我咬紧牙关讲了将近两个小时，好在到最后没有人走。今天高朋满座、座无虚席，看来“读书会”社交平台办得不错。刚才让我题词我写得是“人民出版社好”，就像毛主席当年写“人民公社好”一样。

倡导全民阅读是一个宏大的战略安排

读书会希望我讲讲全民阅读的问题，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如何提高我们的阅读力”。我刚从“两会”上下来，“两会”关于全民阅读也是有重要精神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提出“倡导全民阅读”，我们新闻出版界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对“倡导全民阅读”不够满意，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是“倡导全民阅读”，2015年也是“倡导全民阅读”，还加上一个“建设书香社会”，后来正式发表出来是“建设学习型社会”，无论是书香社会还是学习型社会，倡导全民阅读关系到全社会的发展。这次还叫“倡导全民阅读”我们觉得不够了，“十三五”规划写的是“推动全民阅读”，是“推动”不是“倡导”，意味着政府要发力，社会各界要出力，而不仅仅是倡导。“倡导”是软性的，而“推动”是带有一定刚性要求的。作为政府的工作报告，总要留有相当的余地，我们也理解，当然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全民阅读作了一个更为周全的安排，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因为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有一句话“倡导全民阅读”然后就跟着句号，前面也是句号。2015年的时候是“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取向。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全民阅读，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这么一段话，可以看出“倡导全民阅读”是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在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这样一个目标当中提出来的，倡导全民阅读是一个宏大的战略安排。

从这个要求可以看出，全民阅读对于我们国家、社会和民族已经不是个人读不读书的问题，它是一个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能不能得到更好更快地提高的问题。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它的全民阅读力如何，决定了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所以我今天要谈的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阅读力如何提高的问题，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阅读力如何提高的问题。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有一个宣言，这个宣言说希望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无论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是患病的还是健康的，都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如果每个人都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那么我想我们的全民阅读力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提高。

曾国藩：人的本性很难改变，唯有读书可以改变

日本明治大学的教授斋藤孝写了一本书叫《阅读的力量》，他在这本书里指出，阅读的习惯比阅读的方法更重要。民国时期的大学者胡适之先生，在一篇随笔中说“最重要的是阅读习惯的养成”，他也认为阅读习惯的养成比阅读方法更重要。再往前追溯，法国启蒙主义学者卢梭曾经说过“最重要的是培养兴趣”，那么我想，对于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来说，最重要的阅读力就是国民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养成，这些比阅读方法更重要。

当然了阅读方法也很重要。对于这个问题，《阅读的力量》这本书里有精彩的论述。这本书由鹭江出版社出版，他们请我写推荐序言，所以我有机会先睹为快。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阅读习惯的养成和阅读方法的改善有重要的帮助。这一类的图书还有前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热销书《如何阅读一本书》。

先说《如何阅读一本书》，由于我们在倡导全民阅读，阅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这本2004年出版的书在2014年和2015年开始热销。这本书主要讲方法，关于文学基本不谈，主要是针对论述类著作和知识类著作，比如如何进行分期性阅读，如何进行检视性阅读和主题性阅读，等等。

《阅读的力量》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阅读对于我们人格养成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面临大量问题需要思考，如果没有阅读的话，他将处于非常孤独的状态，有了阅读他就能找到许多问题的解决办法，或者至少是有了思考的方向。他认为一个人安静地阅读是最美妙的事情，可以跟全世界的作者和远久的哲人进行交流，受益无穷。作者把阅读对人格的养成作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论述。

该书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要养成好的阅读习惯，而好的阅读习惯首先就是要诵读。去年4月23日我在这里跟同学们交流时就提到：人类的诵读早于默读。大家可能觉得读出来很可笑，除非是表演，除非是向别人介绍某一本书。可是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是诵读早于默读。为何孔子述而不作呢？因为当时书太少了，只有一部竹简，他必须把有限的思想和知识读给大家听。不可能每人都有一部竹简，那样成本太高。罗马希腊的羊皮书也很昂贵，包括后来同样非常昂贵的莎草纸，因此书是很稀缺的，不能每人有一部，很多思想家都是述而不作，包括苏格拉底。所以对于“述而不作”我有一个歪解，就是当时诵读多于默读。据记载，当时罗马希腊的图书馆经常是人声鼎沸，而大家没有埋怨，因为多数人是习惯诵读的。斋藤孝这本《阅读的力量》认为诵读是最重要的阅读，他使得我们不能跳过一些不认识的字或者不太理解的词，这样能把书读得很流畅很彻底。同时由于是诵读，所以你得用余光看着后面照顾全面，否则会在词组表现上面出现问题，这就是诵读的好处。诵读能保持一种比较好的张力，使得我们的阅读可以得到更好的收益。

同时斋藤孝还主张阅读时要划线。我们同学现在看书可能舍不得把书弄脏，不喜欢划，而斋藤孝认为重要的字句就应该划线，使得这本书和你融为一体。好书读一遍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重要的话要说三遍，重要的掌声要鼓三遍，同样，重要的书也要读三遍。因此当你在读第二遍的时候，你发现有划线，你会想当时划线是为什么，也许你觉得划得很幼稚，但也许你会觉得划得非常到位。斋藤孝主张用三色圆珠笔来划，红色蓝色是划书中的内容，绿色的笔是写自己的感想，他曾经为此专门写过书。过去我也喜欢划线，但是我觉得这样显得很幼稚，因为你不一定划得准确，而且不够居高临下，太匍匐在作者的书里了。事实上既然我们要读书，我们就要交流，而要交流就要有尊重，所以就要对人家重要的观点、意见、论据和词语有个回应，这对我们今后再读这本书一定有好处。斋藤孝认为，你读懂一本书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能把这本书的重点说出来，如果这本书的重点你说不出来，那就不算你读过这本书，你只是从头到尾翻过一遍却不知道重点在哪里，因此要划线。

第三个问题，斋藤孝认为阅读应该跟个人的能力提升紧密结合起来。高质量的交流是一个人的重要能力，而阅读无疑有助于提高交流的水平。正如黄庭坚所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你读不读书就可以从你的谈话、交际和写作中看出来。他主张对重要的词句要进行摘抄，为写作准备素材，曾国藩也这样主张，将其变成自己写作的非常重要的材料。

因此斋藤孝的这本《阅读的力量》对于我们如何提高阅读力，毫无疑问是直接的具有指导性的书。当然这本书有个缺点，它附录里有一百种书，他认为，一个人的阅读能力要通过一定的阅读数量来保障，我反复看却没有找到中国的书。作为东亚文化圈事实上是汉文化圈的日本学者，居然找不到中国的一本经典书籍列入他的书单，这显然是有偏见的，是不对的。

但无论如何，他的关于阅读的主张和方法是有价值的，他提到，提升我们的阅读力，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有助于我们的人格养成。我想到我们国家的先人曾经说过“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指阅读对人格的影响，通过你的气质能表现出来你读不读书，读得是好书还是邪门的书，这是苏轼大学士的说法。曾国藩也有过相关的论述，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唯有读书可以改变，他说看骨相的人发现，读过书的人，他的骨相是不一样的。

总结一下，阅读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有助于我们人格的养成，提升我们的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那么如何提高我们的阅读力呢？最重要的就是养成阅读习惯，其次要有得当的方法。

谢谢大家！

仲大军：读与思与行的关系

仲大军，著名经济学家、经济观察家、评论员、文化学者。先后在新华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现为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儒家创始人之一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孙，儒学正宗传人。

我们这代人对读书是最有体会，最有感受的

同学们好。我们这一代人16岁初中毕业后分配工作，上山下乡做工，我初二都没读完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就不上学了。我先分到工厂，在工厂做了四年工人，非常苦。我是做炸药的工人，炸药厂是有毒的，黄色的药面会顺着毛孔进入人体破坏你的白血球、红血球，所以我在炸药厂里面拼命地吃，以此来补充营养。后来厂里每年有一个当兵的名额，第四年轮到我，就离开了。

当兵时我已经20岁了，当了三年兵复员之后在青岛邮电局工作了三年，然后恢复高考后我考上大学。大家想想，这期间从16岁到26岁整整十年，我从一个还没发育完全的小男孩到26岁的大小伙子，进了复旦大学，那个心情大家能理解么？你们26岁的时候可能硕士都毕业了，我们没你们这么幸福，所以我们这代人对读书是最有体会，最有感受的，因为是读书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如果没有我青年时代的勤奋好学，我不会站在这里，也不会成为我们国家的著名学者。在我们的青年时代，（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你想读书都没有书，像我们聂总这个年纪的人应该记得，那个时候盛行“读书无用论”，并且有一些书被列入反动的“封资修”一类，不让看不让读，看的话会受批判。

我在工厂没有什么书可读，不像你们今天书多得不知道看什么，我那时候能看的，记忆中最深刻的是读了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童年》，其他的书我记不清楚了，基本上没有书可读。后来我参军来到部队，部队更不是一个学习的环境，可是我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我的父母在山东省教育厅工作，后来父亲调到山东大学，我家的院子里都是教授干部，每个人家里的书都很多。我正是得益于这个环境，所以从家里带了非常多的书到部队去，抽空就看，不仅有文学的书还有数理化。因为我的初中没学完，我带了初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带了几何，在部队抽空我就看一眼。但是看这种书在当时是被视为不好的战士，好的战士只能看毛著、学习材料什么的，你要学数理化，甚至拿什么小说看，是不务正业。我在团图书馆发现了几本《沫若文集》，是我们的大文豪郭沫若写的。我借了两本，如获至宝。你们根本就不看《沫若文集》之类的书，坦率地说，我就是看这类书考上的复旦大学文学系。作为复旦大学文学系的学生，我的文笔是怎么来的？就是看这些书来的。我现在是个经济学家，也能从事文学创作，能写电影剧本，这能力就是看书来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沫若文集》这种书，连队不让读，我就用小手电筒晚上在被窝里面看，天天就是这样看书。在部队里我的战友们都叫我“图书馆”，因为我带了非常多的书。

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到后来恢复高考之后，都是以非常好的成绩考上的大学。那时候高考的录取比率是2%到3%，最高是4%到5%，是真正的百里挑一，非常难，但是我们走过来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与我们十余年业余时间的读书是分不开的。

读与思：有些书，需要时间和阅历才能读懂

我演讲的题目是“读与思与行的关系”。今天我有个重要的体会是你年轻的时候有些书不要看，因为你看不懂，即使看了即使你把它背下来你也不理解。有非常多的书，是人生经验的书，你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只有有了一定的社会经历，到40岁、50岁甚至60岁之后才能理解。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床头上放着《诗经·国风》，我拿过来看怎么也看不懂。我什么时候能看懂《诗经》呢？是到了四五十岁以后。这是读和思的问题，就是你如果不思考不理解的话，仅仅是读过是没有用的。比如《诗经·召南·摽有梅》说道，“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这些话非常难懂，不看解释搞不清楚。但是我年纪大了以后才感觉到这首诗非常好，我把它收录在我最近写的书里面。这首诗是以女孩子口吻写的，“梅子在树上熟了，我也像梅子一样快要熟透了，小伙子们你们赶快来打呀！你再不打的话我这梅子就掉下来落地上烂透了”，这首诗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我为什么把这个诗拿出来？现在非常多的青年，大女大男全不结婚，我们当父母的在家里为你们心急火燎的。你看我们的《诗经》多么生动地告诉了人们这个道理，你要按生理、自然规律办事。

这些年我们把自己的文化丢得太多了，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代人是沐浴着改革春风进入学堂的，海外的各种知识扑面而来，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上学的时候，所有来上海的大学者们统统来讲学，我们不仅在课堂上学，课外也天天听各种讲座，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化。

我们这代人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是最早被滋润被哺育的学者，但是最近十年来，我的学术兴趣开始向内转，我又重新拾起重新学习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因为在整个改革开放中，我不断地思考，发现我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抛弃的和盲目批判的太多了，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好东西，反而盲目接收外来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代人一个最大的特点。我们这代人的知识结构基本包括三部分：我们年轻的时候，被灌输的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大量的精力学马列主义；读大学的时候大量补充外国文化；然后到了50岁之后又开始反刍我们自己本国的历史文化。我认为到了今天，我的知识结构才算完整。可是请同学们注意，我们国家现在思想分歧非常厉害，我们国家今天并不是一个思想统一的国家，我们内部有着相当大的分歧。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把这几块的文化综合起来。能综合这三种文化的人也非常少，坦率地说，我有幸学习了这三种文化的长处，并努力结合实际对他们进行综合，不极左也不极右。所以说我们的学习要全面，知识要综合。

如果不读社会这本大书的话，你读的书仅仅是书本的东西

接下来我要讲讲关于行的问题。有很多书，你光读了不行，甚至思考了也不够，你还没有形成透彻的理解和认识。当年我到新华社之后是跑经济口，但我没有学过经济学专业，后来却成了中国经济圈的知名观察家，这些知识从哪里来的？我认为离不开实践的作用。有时候要想真正弄懂一件事，我们需要到实践中去学。我30岁来到新华社，有着十年的工农兵商学的丰富经验，什么都干过，可是出去采访的时候我依然感到茫然无知。一开始把我分到陕西省分社，里面有农工商贸各个行业，社长对我们年轻的同志说你们随便，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半年的时间，就是让你们再学习。我非常感谢新华社，这半年时间，农村、工厂、企业和各个机关我都跑了一遍。我最不熟悉的是各个机关的事情，这个局和那个局，这个厅和那个厅，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的关系，这些通通是在我跑的过程中学习到的。所以同学们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们读了万卷书就能懂社会道理，如果不读社会这本大书的话，你读的书仅仅是书本的东西，根本就不理解不知道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所以知与行的关系非常重要。

可是你们很遗憾，遗憾在哪里呢？你们不像我们这代人一样在年轻时就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你们是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门再到学校门，然后毕业后再到公司门到机关门。你们从出生到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中间有十多年，有的是二十多年的读书时间，没有一点社会实践。我们这代人中学时代和大学的时候通通学军学工下工厂实践，今天你们有么？你们最多是上大学军训一个月。城市的人知道农村什么样吗？农村人知道工厂什么样吗？你们知道公司什么样，知道科研单位什么样吗？如果你不去走不去行不去实践的话，坦率地说你只能停留在你的书本知识上，而书本知识和现实的概念如果不结合起来的话你是很模糊的，一些事你也想不清楚。

所以说，我的体验就是光读书不行，还要实践，多走走多跑跑。不要父母给了你钱你只去游山玩水旅游了，当然旅游也可以，了解自然风光地理知识。还有一些部门你们可以有意地去实习，去尝试着了解，因为你们现在还有非常多实习的机会，找一个地方去实践一下，接触一下，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有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必须在生活中才能体验到。这就是知与行的关系。所以说学习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复合的系统，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搞清楚，让你是一个行家，懂得这个道理，把读、思、行三者统一起来。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又要思考又要学习，然后还要实践，这几个关系过去古人讲得非常多了。我想同学们最薄弱的地方就是行的问题，实践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改变以后你们这代人和我们这代人不一样了，当年毛泽东把我们赶下乡赶到农村赶到工厂赶向北大荒赶到部队就是让我们到实践中去学习，现在完全不一样，整天光读书，这样也不好。

中国输入给西方的不仅是四大发明，更重要的是中国还帮助欧洲摧毁宗教统治和压迫

最近法国方面和中国方面要开一个中法文化研讨会，叫我参加，要写篇论文，这个时候我就得看书写文章了。提到中法文化和中法关系，最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的书，有一本书叫《论世俗》，这个书里面有一章，专门谈论中国，我打开一看好极了，里面说的恰恰是我所思考的。这本书论述道，中国是个无宗教的国家，无宗教的国家多么好啊！这里充满了伏尔泰的赞美之词，因为伏尔泰的时期，欧洲正处在宗教枷锁的压迫之下，他们这些启蒙学者们最希望的就是从宗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个无宗教的文化，看到中国的儒学之后，他们如获至宝。这帮启蒙学者从东方的文化里面获得了启示，所以欧洲爆发了宗教改革。中国输入给西方的不仅是四大发明，更重要的是中国帮着欧洲摧毁了宗教的统治和压迫。更多阅读解读：www.yangfenzi.com/tag/yuedu

我们国家这些年来一直在自我谴责、自我批判，我们中国的文化多么封建！多么专制！多么落后！你们去看看伏尔泰的书，你们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什么样子。所以说这个时候读书的确是有用的，是起作用的，并且我现在看的全是经典的书。今天我几乎不再买书了，因为很多书都是粗制滥造的，再说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我们也不需要看了，我们怎么读？工作上需要什么知识我们就翻什么内容，拿经典看一下，这样一篇论文就写出来了。中国推动法国产生了民主人权的思想，促成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又影响了马克思，马列主义传到中国又促成了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同学们看这是不是一个圆圈？世界的文化是不是在相互反馈中演变？中国的近代革命典型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我跟他们探讨中法文化，他们动不动就陷入到器物层面去谈，说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再说到艺术交流，谈到徐悲鸿画马的画技来自法国，冼星海在法国留过学把西方作曲搬到中国，写出雄壮的《黄河大合唱》，把西方的合唱艺术歌剧艺术引进中国，这的确是文化交流并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但是我想说，法国对于中国历史影响最深刻的不是文学艺术而是他们的政治学。

你们在看书的时候，看伏尔泰的时候，会想到这些道理吗？这些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些道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靠着你的经验，靠着你的思维，靠着你的理解力和想象力，甚至靠着你的灵感。你要读懂这本书，要一以贯之举一反三的话你一定要有这种水平，我相信你们成熟以后会达到这个境界的。现在我们的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学习，你就会陷入到一元主义。一元主义的思维都是非常狭隘的，如果你是一元主义者，仅仅抱着大象的腿说世界是圆的，摸着大象的肚子说世界是平的，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永无休止地要厮杀要战争。我是多元主义者，不仅要看东方的书也看西方的书，各个方面我都要理解，并且我在理解过程中进行综合。我相信人类必将走出传统的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和多元时代，要有一个主元出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普及，我们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就需要我们广泛了解知识。

祝大家学有所成，谢谢大家。

贾康：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贾康，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任院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高校特聘教授。

“供给侧改革”在中国成为热词自有其道理

大家好！我来说一说“供给侧改革”这个题目。其实要弄清楚这个题目，最好的办法是读读最近我和苏京春博士共同完成的一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下简称《简明读本》）。这是我们下了很大功夫的一本书，出版社也很看重。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努力把原来已经形成的新供给经济学的一套话语体系和学术表达，尽可能深入浅出平易化，希望能让一般的读者读起来不觉得吃力。我们虽然做了努力，效果好不好还要大家来评判。但我们还是有点自信的。《简明读本》里面的内容比原来的专著更加条理化和醒目化，使总体的框架也更显得比较清楚。书中对原来经济学中供给侧方面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回顾，在切入主题、勾画创新认识并面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了更多的笔墨。当然，具体怎么样，还要请读者朋友们评价和批评指正。

“供给侧改革”在中国成为热词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在五中全会之后，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说了一段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话，概括一下是五句话，已经表现出比较清楚的逻辑联结。第一句话是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这显然是首先表明，后面提到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否定需求侧，并不排斥原来在需求侧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话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这第二句话的主题是落在改革上，我们的解读就是“供给侧改革”并不是一下子全新出世的，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当年邓小平确立的改革的轨道上强调攻坚克难，在深化改革中要啃硬骨头，而表述上的特征和新意是特别明确地强调改革就是制度供给问题，要从供给侧掌握好复杂的结构性问题，首先是制度供给的结构优化问题，即触动和改造利益格局，“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概念连在一起的完整表达，体现着学理支撑。

跟着的第三句话强调改革带动出来的，是着力提高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就将制度供给和其他供给侧各种各样复杂要素的供给作为一个整体的供给体系来把握，要提高质量和效率。实际上就是打造我们所说的新常态。目前“新”已明朗，“常”未实现，如何实现由“新”入“常”？稳定在一个增长质量提高而时间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那就“常”了。需要引领新常态，以实现我们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升级版的发展。

最后两句话，是表明需提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解放生产力中要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实际上这和中央之前看到矛盾凸显以后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是问题导向，即我们现在“黄金发展期”特征并没有完全消退的同时，却出现了越来越有威胁性的矛盾凸显特征，可持续性在经受考验。如果不能经受这个历史考验，中国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五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决策层和管理部门已经非常直截了当地说，面对矛盾累积、隐患叠加，我们一定要避免落入之前很多经济体曾经落入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的一大新意，是把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必须完成动力体系转型升级之意，直接表述上去了。而这个逻辑最后落在要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整体跃升，就是要继续追求超常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一般的循着常规轨道的增长，是整体跃升式的发展。我们前面三十几年总体来说，是已实现了邓小平设想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而且是提前实现），在增长过程中我们表现出从追赶到赶超的态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从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很低的水平进入到现在的中等收入阶段，从 2010年人均GDP四千美元左右，现在进一步推进到约八千美元，但是我们希望这种超常规发展的态势能够继续，因为中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明显落伍了，没有这种超常规的发展，我们还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从各项人均指标来看我们还相当落后，目前人均GDP在世界排名还在80位之后，我们还要经过几十年奋斗，才有望进入前二十名的阵营，大约在2050年前后，如人均指标到这个状态，那时候才是邓小平同志说的人均指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要看到，现在我们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的时候，人均收入排在80名之后，如果等到我们人均指标从80名走到20名甚至更靠前的时候，再加上我们其他现代化要素的匹配，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性水平，一定是处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阵营。结合这种现代化的追求，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第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了人民群众得实惠而追求可持续。第二，我们不是以狭隘民族主义眼光看发展目标。总书记反复说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与其他经济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早在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时，我们已经对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所认同的人类文明的前沿性概念，是包容性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现代国家治理”作为最核心的理念，强调的首先就是包容性，要寻求多赢共赢。如果是按照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轨迹往前发展，那么要深入领会总书记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框架和逻辑，就比较容易了。

下面再说一说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努力吧。我和另外一些有志于在供给侧方面做深入研究的同道者，在前些年已经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强调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们一致认为，必须对主流经济学的成果做深入的反思，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以这种创新来实现它对于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设计应有的支持、参考作用。所以在前几年，我们组建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是一个正式成立的非企业、非营利、无挂靠单位的社团，实际上是现在总书记鼓励发展的智库中的民间智库的一种类型。参加的人员有体制内、体制外、市场人士、企业界的人士中间有志于做经济问题和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些专家。大家在这里面共同所做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系列的出版物，比如比较早由我主编的论文集《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在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之前，我们作为智库都曾给最高决策层上报过我们的内部研究报告，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五中全会之前，当时作为保密事项，中财办要求五位学者到他们那里接受命题作文式的研究任务，我是其中之一，所接受的任务就是要专门研究“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的潜力和活力”。

我拿到这个题目就知道，我们的决策层显然已经高度关注供给侧这个概念，而且其着眼点显然是要在新的阶段引领新常态和对接中国梦，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动力体系转型升级的实质，就是在我们市场改革中要把千千万万分散的企业（中国现在注册企业超过七千万家，包括大量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他们的潜力和活力充分调动出来。我们是把这个逻辑运用到“命题作文”上，但鉴于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系统展开，因为已经过了保密期，所以相关成果的基本内容已经陆续发表了，大家可作网上搜索。

在总书记做了供给侧改革的明确表述之后，我们认为显然这番话代表了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新思维，是谋定后动的，是反复做了内部研讨后提炼出来的概念与基本认识。我们在这个取向上做了些初步研讨，自然感觉到欣慰、鼓舞和鞭策，因为我们还是尽力给科学决策多多少少做了参考和辅助性的工作。当然再往下继续研究，还是很有难度的，但是我们有信心继续推进已有认识框架的合理化和完善化发展，特别是针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问题，我们要争取拿出更加言之有物的高水平、有分量的答卷。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种错误观点

我今天还想跳出我们的这本书来说一说供给侧改革，因为时间不允许我详细解读这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我想着重就目前网上流行的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几种我并不认同的观点，谈谈我的看法。这也算是一种交流互动。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以后，大家说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风凉话、挖苦话，尤其是在网上。这种情况其实应该说是一个社会应有的见仁见智表达观点的正常现象，属于一种社会的进步。

对于网上的众多观点，我们不去直接评价其学术水平的高低，只探讨观点的实质，那么有下面几种观点非常值得商榷，我对这些不能认同。

一种观点是把问题“简单化”，就是说提出供给侧，他们理解为否定需求侧。需求和供给是经济学中考虑资源配置问题时必须要用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不可能把哪边拿掉，所以不能做简单化的只讲一边的理解。总书记第一句话里提到：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即是要继续处理好需求管理的问题。过去比较有经验的是需求这一侧的管理，而供给管理这方面过去理论上阐发远不到位，实践经验方面虽然也有比较丰富的内容，但是也总结得很不到位。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个工作。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国外的学者没有做的工作，未必中国学者就不能做，我们就是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创新。在书里我们进行了总结，我们破了什么，立了什么，后面跟出的体系化的政策主张条理化地表现出来的是什么等。但这些都决不意味着可以只讲供给这一边。

另外，有的人把我们现在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问题，理解为要搞新计划经济，这是一种“极端化”的错误。我比较直率地说，这个疑惑背后，有它的合理成分，因为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以改革为名而扭曲改革甚至倒行逆施的苗头和现象。非常需要明确一点：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一路形成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现代政治文明（就是全面依法治国），以及现代发展理念的一系列指导方针之下提出的，它的大前提就是要坚定不移贯彻三中全会实现的认识突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前提之下，守正出奇，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才是理解这个战略方针的正确思路。所以绝对不能把供给侧改革极端地理解成新计划经济的意图。“守正”就是要充分认识、尊重、顺应市场规律，乃至敬畏市场的作用，这是各个经济体只要搞市场经济一定有的共性规律，我们一定要守这样一种正道，不能违拗。坚持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推进市场化、国际化以及信息化，再加上政治文明角度的民主化法治化，这是人间正道，是早晚要认清的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潮流。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才能够把握供给侧改革应有的内在逻辑。所以不能极端化地理解为要搞新计划经济，但也需认识到，如果处理不好，我们很有可能把一些扭曲的东西、甚至倒行逆施的东西，塞进一个美好的概念。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确实要十分警惕扭曲和逆行的发生。

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在照搬美国里根经济学当时起了重要作用的供给学派的东西。这个认识的问题是太“表面化”了。美国供给学派提出的以减税为主的政策主张，更多体现的是新自由主义取向之下政府无为而治的小政府思路，通过政府减税给出空间，有利于让民间主体充分发挥潜力活力。这种政策主张背后隐含的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东西，我们现在显然要借鉴，因为要搞市场改革，政府要“有限”，要充分发挥企业的活力潜力，给出充分的空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是一点必要的基本认识。但是中国人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却不是简单地照搬美国人的减税为主的主张，是吸收它作为选项之一，我们中国人现在要处理的问题要比它宏大得多。我们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关联的是整个供给体系，是涵盖各个行业各个角度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和机制构建。这种全局的系统工程式的供给侧改革和整个体系的打造，是中国人不能回避的任务。实际上我们在认识上和概念上已经提升到了这个高度，在这个视角上我们经济学的发展，我认为已经摸到了世界前沿。

所以，供给侧改革一定是和我们从短期推演到中期，一直到长期目标实现这样一个全局性、战略性规划相匹配的目标和系统工程式的概念，我们现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要引领新常态，达到全面小康以后，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一直联通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是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要以很清晰醒目的概念来做的系统工程的动态推进。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够表面望文生义地把这么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和美国的供给学派那一套主张相提并论。

除此之外，还要回应一下一种“情绪化”的说法，其动机何在我们不好揣测，但它也确实没有建设性。网上能看到有的人说，中国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拿一个新概念给自己脸上贴金。我不认同，我劝这样的发言者还是要有耐心看一看我们总结的新供给理论，看一看我们破了什么，立了什么，提出什么，未来要解决什么，这里面哪些观点立不住等等，这才是实质性、建设性的批评与讨论，简单的“贴金”指责恐怕不是负责任的表现，是没法讨论问题的。情绪化的方式不是我们做研究的人应取的思维和态度，在座的都是饱读诗书的老师和同学，更不能这样。我们评价一个理论或观点，首先要先看其论据，论据能不能够立起来，我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论据当然要连通一套逻辑，这套逻辑背后应当要有一项大的哲理，实际上是社会研究人员不可回避的价值观等等，针对这些内容都可以发表意见。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讨论引到更有建设性的方向上去。

应该这样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述这些内容是我针对社会上关于供给侧改革的一些极端的评价甚至是不负责任的风凉话的回应。回过头来从正面讲，我还是跳出书里面所做的论述，简单地再概括一下供给侧改革。很多地方的同志、工作一线的同志常跟我说，你讲了这么多供给侧改革的看法，我们有些听得还是似懂非懂，能不能更细分和明确地在这方面浓缩一下，努力给我们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入点。那么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跟上时代往前发展的步伐，贯彻中央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第一个关键的事情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制度供给是总书记说的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我们在学理分析上高度认同。所以我在广东说，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仍需要总结一下这些年我们哪方面的改革站在前沿上，有没有可能继续推进。比如中国的整个行政架构必须要做一个“伤筋动骨”、“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就是实行大部制和扁平化。广东曾经在推行省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捷足先登，但是很遗憾，后来没有见到新进展，全国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跟进的。我就跟广东方面的同志说，在这方面有没有总结经验？当然也可能有教训，但大方向是争取往前推。这个第一，就是抓改革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形成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

第二，作为政府，在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后还要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政府的独特作用是什么？中外所有经验已给出了答案：除法治、公共服务之外，还有顶层规划。一个政府辖区内的通盘的国土开发和发展建设规划，不可能靠市场主体、基层单位等分散的政府之外的多元主体以试错方式形成通盘合理布局，这种顶层规划是政府非做不可的。其实大家看看现在世界上所有稍微带点现代意义的国家，都在抓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新的理念，是此种规划的供给要做到“规划先行，多规合一”。“京津冀一体化”是最典型的一轮新的动态规划，北京和周边地区这么多的城市病，逼出了一个不得不做的新一轮“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那么这种要经受时间和历史考验的高水平的规划，它的牵头者就必须是政府。政府要组织高水平的专家（包括国外的专家）一起集思广益，形成可操作的方案。“京津冀一体化”现在是大手笔，疏解北京非核心功能，把北京市级所有的管理机构三年内搬到五环之外的通州潞河镇。这种顶层规划的供给，需要把所有的功能区、市政设施、公交体系、医院、学校、绿化带等上上下下的公共基础设施都要考虑到，必须经受历史考验。这个供给类似于在两百年前，巴黎曾经做的整个城市改造规划一样（现在还被人们反复地作为案例来称赞）。所以政府必须牵头提供好这个顶层规划的供给，责无旁贷，虽然任务很艰巨。

第三要组织好政策供给。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有政策设计的权能，地方政府要注意中央政府的导向，同时要利用自己的弹性空间在地方层面做好分级政策设计，尤其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因为分级财政框架下，地主政策的可塑性强）一定要掌握好政策供给。

第四个是投融资供给。考虑到整个经济生活里面供给侧对于需求侧响应机制的特点，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组织有效投资的问题。有效投资里面的创新当然又不可少，比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关心PPP的研究生朋友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学位论文来好好写一下。这种投融资的创新到了PPP这里，不光是融资模式的创新，同时带来的是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我们把它称之为制度供给的伟大创新，而且应努力把它幅射、渗透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整个运行机制的创新上，正面效应是非常丰富的。

再往下看是科技的创新，不仅是高科技，也包括一些适用技术，要把它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科技的创新除了要靠政府组织之外，更多的要靠市场的作用，让市场在科技成果应用的选择中实现优胜劣汰。要想有效地推动科技创新，必须优化制度环境。没有一个像样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制度环境，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不会真的“内生地”可持续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近来中央已经强调，总理也反复说，要改变科研管理的繁文缛节，国办专门下发了文件，要优化学术环境，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让科学家、专家、教授做科研，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官本位、行政化规则下，有关部门推出种种清规戒律和知识分子过不去，使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耗费在接受检查、填表，费尽心思地处理报销事务等，有些高校甚至出现了导师让自己研究生、学生在楼道里彻夜排队处理报销问题、各种退款的情况。现在普遍听到的就是高校教授和研究人员不愿意接受课题了，跟上述情况有很大关系。这是科技供给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必须要解决的供给是人才的供给。我们要本着“人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精神，吸引和利用各类专家，把人才的创新能力充分调动到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上面来，这就要做好人才的吸引机制、使用机制和约束激励机制。

当然还有资源的供给，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掌握好国内外所有资源的供给机制创新，比如物流与供应链供给创新，以及处理好我们环境条件的供给。比如，在北京怎么样遏制雾霾的侵袭，怎么样提高我们宜居城市的水平，怎么样才能变成碧水蓝天、美丽中国。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供给侧改革概念下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今天先说这些。非常愿意和各位做进一步的讨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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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互动

Q：我想问一下聂老师，您如何看待碎片化阅读和浅阅读？对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聂震宁：您的问题非常前卫，非常现实。碎片化阅读和浏览式阅读带来的肤浅化阅读是信息化时代带来的正常现象。人类的阅读活动是碎片化阅读和整体式阅读不断穿插交合的过程。《论语》就是碎片化的书，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碎片化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稍微整体化一些，但是之前的苏格拉底更是碎片化的，所以碎片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接着就有了专著的出现，然后是报纸，报纸也是碎片化的。所以我觉得不能轻易说碎片化阅读就不好，整体化阅读就好，但是对于我们人类的认知和理解力的培养，对于提高我们的阅读力来说，如果仅仅停留在碎片和微博微信，那么我们就会变得肤浅，整体思维能力就会下降。作为个人，我用浏览式阅读了解基本情况就好了，这是个人修养的选择，但是整个民族都是这样子是不行的。作为整个民族，我们既需要碎片化阅读也需要整体式的阅读，没有整体的深度的阅读，我们民族的创新创造能力就会下降，人类的思维能力就会下降。这是基本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碎片化的时间里读书，读一些碎片化的东西也蛮好的，所以不要轻易地贬斥碎片化阅读，我们通过微信读到几篇好文章，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碎片时间读碎片文章，碎片时间还可以读整体文章，你下载一篇长篇小说，或者30万字的经济学专著也可以慢慢读。所以不要把微信或手机阅读都当成碎片化阅读，过去我们经常批判低头一族手机，看手机就一定是有问题吗？不一定，但是我觉得读纸质的书比电子屏幕的书对身体更健康，更有利于我们的深入理解和深度思考，因为它可以反复地看，可以划线，而电子屏幕总有一种肤浅和浏览的感觉。

总而言之，阅读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个体可以做多种选择，但是一定要有一些深度的阅读，读好一两本好书，一辈子受益。像我前面提到的在书上划了红线绿线，写上了心得，那么这本书就和你融为一体，这样的学习是需要深入进行的。

数据显示，日本40%的大学生都不怎么读书了，他们都在看网络，看手机，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我们国家的大学生读书形势比较好，政府也一直在提倡全民阅读。但是和美国的大学生相比，我们的大学生读的东西要碎片化一些，肤浅一些。美国大学生读的是《利维坦》，是《文明与冲突》是《理想国》，我们读的是《平凡的世界》，是《盗墓笔记》《神雕侠侣》《天龙八部》。这些尽管也是书，但是其厚度和深度和经典著作相比，有一定差距。

各个国家比较一下，我们觉得，阅读是一个民族的大问题，所以，你说的碎片化阅读和肤浅化阅读，这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我们要正确地对待它。

Q：请问仲老师，现在国内油价远远高于国际油价，政府对油价的下调也非常有限。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在世界市场当中所发生的作用，以及对于国内经济，对于民生，对于消费等都有什么作用？您怎么看待这些国有企业？
仲大军：国内石油行业如果能跟随国际油价一起变动，及时调整油价，满足国内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这当然很好。但是国有企业市场化的程度不会那么高，它的油价不会像国际市场那样敏感频繁地变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往往承担着很重要的社会责任，比如说他们的税收，他们给国家财政贡献了大量的税收，凡是国家垄断的行业都是国家财政从里面拿钱的地方，国际市场降价他们不降价，这些利润也不留在他们石油企业，而是被国家财政拿走了。因此，大的国有企业的确要为国家财政做出大的贡献。国家财政在这两年情况不好，财政税收连年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从哪儿来钱？为什么高速公路年年都要收费啊？为什么不能放弃啊？放弃了，国家财政就没钱了，我们现在的财政赤字达到了GDP的3%。所有这些问题还要深入的考虑，联系到国有企业的性质。

另外我们还要关注国际产油国之间的明争暗斗，我们渔翁得利的局面还会维持多久。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大家。

Q：我是全国总工会的，我想请问贾康老师，今天的《北京青年报》登了一篇报道，提到中国的职工工资涨幅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涨幅。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您认为防止两极分化而进行的收入分配的改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这个矛盾应该怎么化解？特别是现在的劳动力技能急需要提高，那么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应该做哪些变革？
贾康：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说很多话，我尽量简短扼要。劳动者薪酬的提升符合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逻辑，大家的日子应该越过越好。需求是永远不能完全满足的，但是经济学上有意义的可讨论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就是钱包里要有钱，要籍此引出获得感和幸福感。这种收入的水平，在中国总的来说2010年后已可以对应到人均国民收入三千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阶段”。这几年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亮点之一，就是中国总体收入水平提升的过程中间，我们的低端劳动者，粗工、壮工、农民工，他们的收入增长幅度比总的平均收入增长幅度要更大些。这种变化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感受到、已经议论了几年的“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的问题。这件事情（低端劳动者价格上涨）正面讲有什么好处呢？现在的基尼系数虽然处于高位，但它是一种稳中略降的变化趋势，没有继续扩大，官方数据是从0.49 缓降至0.46。根据我们的观察分析，这跟低端劳动者收入提高显然是有逻辑关系的，体现了他们境遇的改善。但这个事情从负面讲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依仗的曾把我国一路推上“世界工厂”宝座的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很快将不复存在，“无可奈何花落去”，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必须要进行产业升级，首先在珠三角等增长极区域要“腾笼换鸟”，否则就不能向前发展了。我们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在滑坡、在下降，当然要警惕，如果这时候继续让劳动工资的增长超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没有其他要素的合理权衡，那么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可能就没有了。这个问题也不能回避。

这里我要说一件事，很多同志推崇最低工资，认为政府应该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样就保护了劳动者尤其是低端劳动者的权益。其实你做经济学分析就知道，最低工资制度总体来说是政府的一种姿态和符号，你不要指望它发挥多大的作用。如果最低工资定得偏低，那么劳动力价格自然会被市场抬高，最低工资等于白设；如果定得明显偏高，对不起，我们企业权衡之后会用其他的要素替代劳动力要素，更多考虑用机械化的方式。企业有一个经济权衡，一旦这种情况普遍发生，政府的努力事与愿违，反而恶化了低端劳动者的就业环境。

回到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在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迅速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人口政策必须要调整，现在终于放开二孩。从现在这么低的生育率来看，我们应尽快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要把对人口数量的调控，转换到提高劳动力人口素质的思维方式上来，这样才能应对中国现在未富先老、很快要进入到超老龄社会这种不良的下行因素对我们的拖累和制约。

在改善公共福利，特别是低端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方面，要从托底的事情做起。“十三五”要做好农村七千万人口的脱贫工作，就要实现精准扶贫，分析他们的所有致贫因素，对症下药，制定一套高水平理性供给管理的方案。对于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劳动者，要特别注意没有取得城市户籍和市民待遇的劳动者，就是所谓的农民工，（‘农民工’是个很荒唐的称呼，准确地讲应该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务工者’）要进一步地提供条件，使他们逐步享受市民化待遇，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现在就要分出不同的层次：具备条件的中小城市，赶快放开，有压力的地方，要通过“居住证”“积分制”等方式来过渡。

另外，对于已经享受市民化待遇的职工，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不要陷入极端的和民粹主义的情绪中。实话实说，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后这种情绪很容易被激发出来，大家都想过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恨不得更快地实现自己的致富心愿。但是如果掌握不好，你本来已经在劳动者群体里面实现市民化了，他们已经能够享受比较高的待遇了，再超出客观限度提出更高的目标是不应该的。如果政府在政策方面只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呼声，就会“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就有可能会出现拉美国家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造成的不良状态。拉美国家的政治家普遍地是靠一人一票的竞选来上位，他们在竞选过程中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争取选举成功，上任以后为了争取连任又要拼命地兑现诺言，那么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在开始一段时间是红红火火的，但很快就没有后劲了，使得福利待遇从云端跌入尘埃，跟着跌下来的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后劲，并且激发出一大堆原来潜在的矛盾，这是一种非常不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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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力量》，[日]斋藤孝 鹭江出版社 2016年4月
《如何阅读一本书》，[美]莫提默·J. 艾德勒，[美] 查尔斯·范多伦 商务印书馆 2014年10月
《出版人断想》，聂震宁 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诗经》（上下册精装），王秀梅　译注 中华书局 2015年9月
《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贾康、苏京春 中信出版社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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