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陕西安康市宁陕县副县长叶庆春涉嫌公款出国旅游。11月1日晚，宁陕县纪委发通知称“经查反映问题属实，安康市纪委已对叶庆春的错误行为予以立案，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11月3日,新京报）
11月1日晚，举报人宁陕县人民医院主治大夫柯尊年告诉新京报记者，叶庆春出国时间在今年6月份，带领宁陕中学两名学生参加在荷兰的青少年机器人世界杯大赛。
这位因举报经历了离婚，被断绝父子关系，儿子不支持，亲朋不理解等几乎称得上“众叛亲离”事件的柯大夫，却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称：“我后悔了。我也有些累了。我再坚持，现在这个家也要破裂了。所以，这是我最后一次举报，以后就好好过日子。这十年真的太累了。”
柯尊年举报只为短期内没有领导干部“顶风作案”，他在被威胁到要带钢盔出门的时候也没有轻言放弃，那又是什么让他宣称这次举报公款旅游事件将是他最后一次的举报动作呢？
笔者认为，数年积累下来的疲惫和恐惧感理所当然地是其中一部分因素。但是，在举报这条路上的孤独感和没有人给予支持甚至不被大众理解接受的无力感或许才是真正让柯尊年失去再在举报这条路上“孤军奋战”下去的动力，从而想要“中途退场”的原因吧。
如同在广州，被称为“全国监督公车私用第一人”的区伯，柯尊年在举报的路上同样走的坎坷，走得艰辛。区伯没有放弃，他是好样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否认柯尊年的付出。我们需要理智且深刻地认识到，他的“后悔”是因为缺乏能讲真话的良好氛围和保障。
要创造出敢讲真话的良好氛围，必不可少地要现抓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只有让大家同心齐力地反对类似于干部公款旅游这种以公谋私的作为，以思想道德为“抓手”，从根源上缓解举报人“孤军奋战”的窘境。
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对举报人的人生安全保障。只有当法律对如何保护举报人的人生安全做出明确规定，相关部门加强对举报人信息的保密以及人生安全的保护工作，举报人才能更加安心的揭露那些有违社会稳定的恶性案件。
不让举报人“后悔”，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够更加安定、和谐。
（文\范冰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