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养老体系和制度还处于不断完善阶段，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虽然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开始为老年农民发放一定数量的退休金，但为数极少，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仍然是一种主要的、普遍的养老方式，而多为独生子女的80后及90后的一代，能够承担起家庭养老的重责吗？这是摆在80年以后生的一代人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80后一代难以承担家庭养老的重责】
据联合国数据，日本1980年人口平均年龄达到中国人目前的32.6岁时，其实际人均收入已是中国当今的3倍。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强调说，从没有一个国家尚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便开始老龄化。德意志银行估算，若中国不改变退休年龄，则2050年平均人口年龄达到45岁时，每百名劳动者就要供养79名退休者，更为严重的是，独生子女政策动摇了大家庭养老的传统，加之人口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将来一对夫妇除了赡养自己的子女外，可能还要赡养双方父母及祖父母、外祖父母，共8人。
中国还远未达到建立覆盖全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的目标，有劳动能力的城镇居民仅有不到半数参加了养老保险，在农村参加养老保险者仅占1/10。在大部分人没有养老金的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仍然是主要的养老形式，子女负责失去劳动能力和正在失去劳动能力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经济来源、生活上的照顾及情感上的交流与互慰，而城市离退休人员虽然主要靠离退休金来维持生活，但也有约30%的老人不是离退休人员，没有收入保障，靠子女或配偶者提供经济来源，而一对夫妇除了赡养自己的子女外还要赡养8位老人的现状，决定了仅仅家庭养老已经无法维持中国以往的养老模式与传统，而在现代工业国家中，家庭养老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保险系统基本覆盖整个社会，日本的养老体系，也是一个比较完备和比较成功的体系，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的养老体系的现实性与前瞻性】
日本目前实行的是“三重养老金”制度架构。首先是由国家直接管理和运作的“国民年金”，所有20岁到60岁的国民都需强行加入，加入40年后约得到每月6.6万日元的养老金。“国民年金”以没有加入企业与事业单位的自营业者、学生、无业人员、企业职工及事业单位人员的无业配偶等为对象，其资金来源由国家和个人各负担1/2；其次是由国家进行管理和运营的“厚生年金”及“共济年金”，主要对象是企业职工及公务员等，其资金来源由国家、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三者负担，交满40年后平均每人约得23万日元的养老金；第三是由企业自己管理和运营的“企业年金”及个人购买的“商业个人年金”。
日本的“三重养老金”制度架构，基本上解决了日本老人的经济来源，但是，日本已开始进入超高龄化的时代，到了2012年，男性平均寿命达到了79.94岁；女性平均寿命达到了86.41岁，而随着城市化的进展，“三世同堂”的大家族逐渐完全崩溃，以夫妇以孩子为核心的小家庭及独身者家庭变成了家庭的主要形态，同时也造就了许多老年夫妇和独身老人家庭，因此关照病弱老人也成为日本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
面对这个日本从未经验过的挑战，日本政府组织成立老人“ICT（信息通信技术）超高龄社会构想会议”、“精致白金社会推进会议”等，政府、相关法人、医疗法人、先进企业等组成多重、立体的老龄社会对应结构，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应超高龄社会的到来。
1、全社会促进老人的健康化。100年以前，日本人常说：“人生五十年”，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还仅有50岁左右，而现在超过了80岁，因此就是65岁的人也可以说相当于以往的30多岁的人。站在这一出发点，日本将退休年龄提高到了65岁并将进一步提高，鼓励老人延长就职时间和再就业，并调动全社会促进老人的健康长寿。
他们提出的三个健康长寿的要点：“运动”、“饮食”、“参与社会”，他们认为，健康长寿的关键是预防脑血管、心血管疾病等“生活习惯病”，而优化这三点是防止生活习惯病的关键。他们整理的资料显示：每周外出一次以下的人要比每周出去一次的人患行走疾患的风险高3倍；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高2.5倍。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积极开展宣传良好的饮食习惯、促进老人参加体育锻炼及社会参与的活动。
如新潟县三条市举行“物产展”等各种老年人感兴趣的活动，吸引他们积极参与其中。市长国定勇人说：“要把走路变成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通过把各种企划具体化的过程，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创出热闹而有趣的活动与场所，活跃气氛，让住在这里的人们，特别是高龄者，觉得有意思，想去看个究竟。我们的活动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因此就走到了活动现场并高高兴兴地参加到活动之中，同时带来身心的健康。”
2、活用ICT（信息通信技术），促进生活习惯病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将参加健康保险的人们的“医疗报酬明细单”和健康检查结果信息化，各个健康保险工会对被保险者的健康倾向和健康状况进行全面掌握，早期发现生活习惯病，进行健康指导并劝其就诊。各个行政区也对所掌握的住民健康资料进行彻底分析，按照患病风险度排出主次先后，进行细致的保健指导，这样既可以使政府所负担的医疗费减少，又可以增加住民的健康指数，而利用这些信息的健康和制药产业，可以把握健康产业方面的需求。
3、促进从医院医疗到家庭医疗的转换。日本老人多数不与子女一起生活，因此在得病以后一般不管大病小病住进医院的人很多，但是医院是一个治疗空间，病人必须遵守许多规则和受到许多限制，如饮食只能吃医院提供的饭菜，不能大声说话，不能随心所欲地听音乐等。以病人的身份在医院里度过晚年一段非常不自由的人生，并非是愉快而惬意的，因此日本的老人们多希望自己作为一个“生活者”，在家里度过晚年及最后的时光，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面向2025年的地域综合关照系统理念，就是“尽最大的可能让老人健康地在所在地区和家庭里生活，即使虚弱，也使其能安心地继续生活下去”。
其具体做法就是建立多职种合作的往诊及护理等家庭医疗体制，建立3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家庭医疗现场的咨询、饮食、护理、探望、医疗、急救的综合性、网络化、电子化体制，有的地方还建立了服务型高龄者住宅，如2014年，千叶县柏市丰四季台团地兴建了服务型高龄者住宅区，在住宅楼房或小区内设置全天候访问看护中心、家庭疗养支援诊疗所、主治医诊所、药局、地区综合支援中心、地区交流广场、育儿支援设施等，既可以让老年人们持续在家庭里生活，又可以保证全天候的生活、医疗、护理需求。
【日本给中国的启示及中国的养老瓶颈】
日本的养老体制从现实制度和远景设计上都比较完美，其全民性养老体系的建立、未雨绸缪的超高龄社会对策、全社会对老龄社会的综合对应体制、促进家庭养老的回归等都值得中国借鉴。据民盟湖北省委的调研，中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的床位总数只有266.2万张，仅为老年人口数的1.6%。有专家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养老机构的收养量不会超过老年人数量的10%。
因此，一方面，向日本学习，尽快完善社会性养老机制，打破养老体系的地区分割管理状态，建立社区养老服务机制，发展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市场非常重要，而中国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建立日本那样的高水平覆盖整个社会的养老体系显然力不从心，因此家庭养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应该是中国养老的主要形态，这种养老方式的存续不仅是因为社会养老的体制的不完备和滞后，同时也是中国优秀的儒家传统的承传，是老人、子女、第三代之间的亲情关照与感情依托，是亲情扩展为邻里之爱、社区之爱的“大爱无疆”的社会情商建立的基础。
但是目前中国持续家庭养老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首先是80后基本都属于独生子女人群，随着他们结婚生子，上要赡养4个老人、下要抚养一个孩子的“421家庭”逐渐形成，使他们的养老负担过于沉重，而房价飙升，子女抚育和教育费的昂贵，不仅使他们透支了增幅甚微的工资收入，还经常使他们透支了老人自存的养老资金，“啃老族”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前瞻性进行老龄化社会的投入，迅速完善社会养老系统，建立政府、相关团体、企业与个人多角度支撑的高覆盖面的养老系统，是当前的吃紧课题。
其次，是80后自身的问题。据中国民政部门调查，80后离婚率高达 57%，在言及80后的婚姻时，婚姻研究者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是“闪婚”。从总体上看，他们对婚姻的态度较为轻松，对婚姻的认识不再严肃，少社会责任感，“闪婚闪离”的现象层出不求，而据《重庆晨报》报道，国内一些省市民政部门婚姻登记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数据分析发现，手机和电脑等上网工具已成为当今社会影响80后夫妻感情的“第一杀手”，而且增势明显。在全国婚姻问题咨询的案例中，80后婚姻危机的3成案例都是由手机和网络引发的，80后婚姻中70%的婚外情都与网络有关，而随着手机与网络产业的持续飞速发展，将进一步促使80后乃至90后的家庭的不稳定，这将严重侵蚀中国家庭养老的传统与机能。
第三，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和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及B超滥用，导致女婴流产等原因，80年以后出生的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据2012年10月11日的 《解放日报》报道，到2020年的时候，到适婚年龄但没有姑娘可娶的小伙子会达到3000万人，相当于整个大洋洲的人口数量，也就是意味着十多年以后，每5个男子中就有一个得打光棍了。而与此相对应的数字是，在2012年7月15号，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透露，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而有的省份竟达到135∶100，形势不容乐观。按正常的性别比来讲，如果女孩子是一百的话，男孩子应该是103到107，这种倾向将使家庭的建立急遽减少，更谈不上所谓“家庭养老”。
这样，“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养老体系的滞后、80后独生子女的“421家庭”的负担过重、80后家庭的不稳定、80年以后出生的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形成了中国养老体制四大瓶颈，这是整个中国社会急需认真思考的现实与未来的重大课题。
文/张石，资深媒体人，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等，译著有《铃木大拙说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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