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汪斌 科技部/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副会长、北京东方硅谷科技开发院院长，研究员(教授级高工)，清华MBA，博士研究生。1994年北京科技大学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开始从事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2005-2008年在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担任副总裁，2009-2013年在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担任副总裁；2013年5月创办“北京东方硅谷科技开发院”，专门为科技人员创业提供全方位辅导和帮助。
“科技成果转化”在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词，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也一直是不争的事实。到底什么是“科技成果转化”？笼统来说，就是指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所产生的科技成果就其实用价值所进行的后续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的活动。我国是智力资源大国，可长期以来都承受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的隐痛，个中原因到底在哪儿？从基础研究、开发应用再到产品推广，诸多环节应怎样衔接？要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通道，不同群体又各自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本刊就此采访了北京东方硅谷科技开发院院长汪斌，他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
二十年经验：既要脚踏实地，又要抬头看天
1994年，汪斌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从职业生涯的开端，他就在从事与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有关的工作，至今已有二十年。回忆起进入这一领域的过程，他觉得，个人的努力加冥冥中机遇的催化是他能走到今天的主因，同时他也深刻地相信“性格决定命运”。
“理工科的学业背景让我熟悉技术，对基础知识和研发流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后来我在清华读完MBA，又对市场有所把握，能对市场的需求和热点作一定分析，这两者的结合使我确定自己能做科技成果转化这个事。
还有一点就是，性格是影响一个人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比如你要把一个科技产品推广出去，就必须跟社会上的各种人群广泛地接触，所以性格偏内向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合这个工作。在我看来，从事科技推广工作需要有开放性的思维、活跃的社交能力、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
这样的个性特质与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行业非常契合，汪斌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健。他早期的从业经历中影响较大的一次产品推广可以追溯至2002年。当时，他策划并承办了“首届中国电动自行车发展论坛”，在这届论坛上达成了电动自行车为“非机动车”的社会共识。最后在多方努力下，2004年5月1日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电动自行车正式定性为“非机动车”，使电动自行车这个行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在2005年时，汪斌又促成了“第二届中国电动车发展论坛”的召开，这届论坛引来了很多主流媒体和地方管理部门的关注，推动了不少大中城市对电动自行车的全面解禁，为这一行业的再度繁荣添了助力。
有人说，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像一场接力赛，搞基础的是一拨人，搞应用的是一拨人，产品开发的又是另一拨人，无论哪个接力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二十年的实践经验让汪斌对此也深有感触。
“科技成果转化这个领域从不缺少发展机会，因为这个社会进步归根到底还是要靠科技，美好生活更是要依靠科技来创造，而无法变成实在生产力的科学研究是没有力量的。人既要脚踏实地，又要抬头看天。科研人员踏踏实实地干活，很多成果留在大学里，实验室里，保险箱里。大多科研成果是具有时效性的，今年不用，明年也不用，很快就会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失去价值。
现状就是从事研究的人很多，能把科技成果钻研出来的人也不少，但能把其推向市场，，将科技成果和市场大众对接的人却很少。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那么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这种人。”
汪斌认为，多数科研人员本身并不擅长做成果转化这一块，因为科技思维趋向严谨，每一步都要反复实验和求证，追求严密的逻辑；而市场思维则相对发散，讲究机变，依托敏锐的直觉。这两者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学者参与科技成果转化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技术入股；另一种就是自己创业。我更看好前者，因为术业有专攻，只有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游刃有余。之后再强强联合，这样更容易成功。基于这一点，我比较赞同科研工作者应该更多地专注研究，让科技成果更加完善。至于做科技产品的市场推广，需要的是同时懂技术和市场的人，这就是我们这一群体存在的意义。我们是整个体系中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形象说来是沟通起两方的桥梁。如果这一群体的数量变多，无疑更多的好产品会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中。很多好产品夭折在中途，其中有技术的原因，也有市场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缺少转化的中间环节。”
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一领域，最稀缺的还是复合型人才。汪斌在2013年5月正式创办北京东方硅谷科技开发院，其期望之一也是为了将自己在多年摸爬滚打中总结出的一套经验方法传授给更多人。谈及这一点时，他自信十足且充满激情。
“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无论怎样勤奋，每年能推广的项目也不会太多。这么多年的积累，我觉得自己在理论和实战上都有了丰富的储备。这些经验和阅历让我能在这个行业有发言权，我希望中国千千万万的科技企业都能找到适合的模式和方法，做好科技成果转化，这也是东方硅谷科技开发院的成立初衷。
我们开发院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将个案推广，培育出一批精通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性人才。从事科技成果转化要有眼光、经验、资源，但它也是讲方法的，我尽力把自己的心得copy给更多的人。大家公认科技成果转化很难，但我觉得科技成果转化并不难。如果能把成功的方法进行梳理总结，并借鉴运用，那么成千上万的科技企业都会从中受益这两年，我将多年积累的经验向中科院、清华大学及千人计划等科研管理人员和一大批科技企业家讲授后，广受欢迎！今年我将更多向这方面努力！”
三个标准：技术、市场与国策
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离开后，汪斌先后在天河通讯、仁创科技、杰事杰新材料公司担任要职，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一领域取得了成绩。现在，他将精力主要放在东方硅谷科技开发院，在这一平台上为各种科技成果的产品推广和产业化提供服务。判断一项科技成果是否有成为一个好产品的发展潜力，汪斌总结了三条最基本的标准。
“三个标准分别是：第一，技术上在国内领先；第二，市场前景广阔；第三，属于国家大力扶持和倡导的。
技术必须是先进的，如果已有珠玉在前，就没有推广的价值。广阔的市场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产品做出来后只能面向一小部分人群，综合看来性价比就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常说要追求‘好技术、好产品、大市场’。还有关键一点，就是要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宏观背景。比如有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也会有广泛用途，市场也大，赢利相当可观，但是你能推吗？显然不行。人做事必须要有原则底线，不能走偏门。而且做科技成果转化也要懂得借‘势’。国家大力扶持和积极引导的就是大势所趋。在这个大局中，借势而为、顺势发力远优于逆势而行、剑走偏锋。”
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国策支持，这三者同样重要，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其实从这三条标准也可以看出，科技成果转化要经历若干环节，个人、企业、国家都承担着各自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看，团队协作就十分重要，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这个过程的。汪斌提到了这样一个误区：有些科研人员掌握着核心技术，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就摆着“高高在上”的姿态，在利益分配中也要保持优越感，因为他们认为“我的技术是最好的，这个项目没我不行”。，其实这一认识是很片面的。
“忽视团队力量也是科技成果转化困难的原因之一。掌握核心技术只是‘长征’的第一步。科研人员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很重要，但我不能否定其他人的努力。在一个团队中，‘独’的心态是不可取的。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技术、运营、市场都需要专业人才，可以说缺一不可，所以作为团队中的一员不要自视甚高，将自己看得太重，要互相宽容，有任何不满都要及时沟通，互相宽容对于维系这种合作关系很重要。”
还有人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很“烧钱”的过程，资金问题也是主要障碍之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
“对科技成果转化来说，钱不是问题。中国的热钱规模非常大，但是投资人找不到好项目。更确切地说，有好项目在，但掌握着好项目的人不知道怎么冒尖。而手中有钱的人看不到那个尖子，也不知道如何沙里淘金。所以问题在于怎么让好项目冒尖，怎么让未经雕琢的‘璞玉’得到‘成器’的机会。‘淘’需要眼光，‘打磨’更需要手段。”
东方硅谷科技开发院提供的就是这样协助“选择”和“增值”的服务。汪斌对此作了具体的解释：
“开发院并不是在投资者和科技成果间起一个简单的对接作用。如果仅是搭个桥，那么一个网络信息平台就足够了。首先我们要对产品有一个了解，对市场有一个判断。如果它符合我刚才说的三个标准，那么就具备成为好产品的潜力。
之后要评估团队的默契度，还有合作双方的匹配度。达成初步共识后，我们还要负责提供好项目发展壮大的办法和服务，后续过程中也要给予关注。选、筛、配、扶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职责。我们专门做科技成果转化的人了解政府的要求，也熟悉相关政策，更知道新产品做市场推广的方法，我们可以提供建议，也能指导实战，可以说在实际运营中充当了智囊这样一个角色。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整个流程。
大部分科技成果在东方硅谷科技开发院都可以获得这样的服务。就像武学修炼，你掌握了一定的门道后就是一通百通。项目确定后我们会寻找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渠道，以最好的方式把成果推出来，这样能及时避免科技成果贬值的情况，而且后续过程中还能不断开发升级，不断修正完善，其身价自然水涨船高。”
长期从事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汪斌回顾来时履迹，完成的最满意的是砂基透水砖项目。用沙来做生态环保的建筑材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这种透水砖以风积沙为原料，通过破坏水的表面张力而具有透水功能，在透水的同时还能起到过滤净化作用。使用寿命到期后，只需消耗少量能源，便能把旧砖变成沙子，再制成新砖。2005年，汪斌接受委托负责这种砂基透水砖的市场推广。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包括多个奥运场馆和中华世纪坛等全国30多个重点工程中率先采用砂基透水砖。在这类高端透水砖市场带动下，铺装透水砖已成为常见的城市风貌。
“当时谁都不知道透水砖是什么，不过当时北京水资源匮乏，如何把水源涵养起来，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政府正好也在提倡建立节约型社会，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节能环保这个议题。我做这个项目相当于点燃了中国透水砖事业的一个火种，让马路会‘呼吸’，也算是为生态环境做了一份贡献。”
成败甘苦总是相伴相生，在汪斌经手的诸多项目里也有一些是颇为遗憾的。他提到最近比较可惜的项目是无创血糖仪。现在多数血糖仪是需要扎针采血，测试者会比较痛苦。而无创血糖仪原理可行，不过难度很高。
“有个著名科研机构的专家对此感兴趣，原理已研究清楚，而且他认为这个东西能做出来。我也觉得不错，然后帮他找到了500万天使投资和A轮的1000万美元。但投资找到后，这个专家反而顾虑多了，比如产权问题，利益问题，钱到位了东西做不出来怎么办等等。压力太大，他就放弃了。本来这是很好的项目，他做技术，我做市场，投资人提供资金。各个环节都挺好，本来都准备签协议了，可是因为技术方退了，非常遗憾地就没有成事。由此可见，科技成果转化成功与否和科研人员的个性也有关系。”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利用一些基本的门槛来设定准入，用一些量化的标准来评估进程，但不能忘记的是：这一过程中“人”的因素永远是最为关键且充满变数的。
两个关键：要处理好“市长和市场”的关系
科技成果转化成新产品，要实现推广的第一步是非常艰难的，这源于生活中的一种“惯性”：当人们在日常的轨道里已经习惯于既有的产品，并且用的还比较顺手，那他们不会轻易选择用新事物来替代。因此汪斌强调：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期一定要处理好“市长和市场”的关系。
“市长”，即政府应当在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过程中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科技成果转化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项风险性事业。没有政府作后盾，个人或企业很多时候都会面临无可奈何的尴尬局面。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汪斌对此分析道：“如果一个新产品符合我前面提到的三个标准，那么它就可能带来生产力的革命、技术的革新、更多就业机会等等，这时‘市长，也就是政府就应该扶持。而且我认为这种扶持应该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这在科技成果转化前期尤其重要。锦上添花可能创造出好的政绩，但雪中送碳却更是利在千秋，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后者。
政府有广阔的平台和众多的公共资源。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而言，口头鼓励是不够的，有实效的推动才是更实在的帮助。宏观政策已经出台了不少，微观操作上也要跟进，细化到具体部门时要从实践上支持。要以更加得力的措施服务科技企业创业，服务科技成果转化，将好政策落到实处。”
当然“市长”也不可能一直充当保驾护航的角色。当前期新产品走上正轨后，政府就可以放手，之后的工作就属于“市场”了。
他说：“等新产品发展的苗头起来后，‘市长’就不用管了，只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打造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就足够了。之后这个产品是发展壮大还是湮没无痕就需要市场大潮的检验了。在中国的国情下，如果能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处理好‘市长和市场’的关系，肯定会有更优秀的科技产品出现在我们生活中，肯定也会有一大批科技企业活过来继而崛起。”
而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如何让“市长”关注重视你，如何获得政府支持，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作为企业要获得支持，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领导也不可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指示下属相关的职责部门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方便是其中一条途径。人力不足、事务繁多时，政府也可以选择告诉企业获得帮助的办法。前者是为企业开辟一条路，后者则是为企业指引一条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这两种方式都是可行的，至少能避免不少新项目夭折在起步时。
汪斌在这里打了个比方，他将那些处于创业初期的科技企业比作有好的鱼竿却不会钓鱼的钓客。“从旁观者的立场看，这些企业需要更多能指导‘钓鱼’办法的人。拥有好技术好产品就像手持好钓竿，但不会钓鱼办法，就无法真正收获。政府精力有限，也不可能手把手教导新人，那么就可以找一些精通‘钓鱼’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专业从事科技推广的人。我们知道怎么钓，知道每个步骤，知道什么方法好，更直白地说，我们清楚一根好鱼竿怎样能钓到鱼。”
如何处理好“市长与市场”的关系会是很多科技企业创业时遇到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政府要注重培养更多专业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人才。如果能有这样一支专业化和成熟度都很高的人才队伍，将极大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他以自身为例说明了这种专业素质能在科技推广中起的作用。
“我能告诉那些尚处于萌芽阶段的科技企业一个成长的捷径，让他们在各个‘关节点’不绕远路、不走弯路、不误入歧途、快速成长。从好技术到做成产品再到占有市场，具体指导包括市场在哪里、如何和政府沟通、如何获取各种社会资源、如何打开营销渠道等等。
我们会将选定的项目放在聚光灯下，极尽一切可能让全社会都来关注。我总结了科技新产品推广的十大策略，其中要点包括：申请知识产权、找到‘吃螃蟹’的客户、组织权威鉴定、找到标杆客户、充分利用好媒体宣传、引入创投机构、引起政府重视、争取政策资金、申报权威荣誉、推动行业标准。所有这些策略都是在为企业提供方法，让他们在起步时能更为从容和稳健。”
一种视点：阻碍科技成果转化会导致变相的“国资流失”
近年来，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中，让科技人员合理持股，以技术要素参与分配已成为科技界一种很常见的分配方式。但此举也有争议，有反对者表示，国有单位的研究人员拿着国家工资，研究经费也是由国家投放，如果将成果转让收入的一部分转给科技人员个人，这是国有资产流失。对此，汪斌认为这是一种很僵化武断的观点。不同类型资产采用统一标准处置是“一刀切”的做法，极其不切实际。如果因此就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把成果锁在抽屉里，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他说：“我们开发院面向的主要客户群是高校和研究院中有科技成果在手的研究人员。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批人？除了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更权威靠谱，恰恰是因为他们申请项目、投入研究用的都是国家的钱。如果国家的钱投进去，最后就得到几篇论文，而没有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那么显然纳税人的钱就浪费了。
更重要的是，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有很强的时效性，如果不及时转化，一旦被新的成果取代，其价值就会迅速降低甚至完全失去。国家投的钱，科技成果归国家，然后必须通过国家部门的层层审批。比如你今天这个技术值100万，然后等着审批，假设三年后这套程序走完，这个技术就剩10万了甚至归零了。这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呢？把这些东西锁在保险箱里，今天价值不变，明天价值不变，后天贬值了，那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呢？更极端一点说，你的技术没有在最佳的时间点拿出来转化，新技术又出现了，你的成果就变得毫无意义，那你之前所花的经费、时间，你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等于全部白费。技术就是这样，今年值钱，明年就不一定了，更新速度是人力无法预料的。”
事实上，如果不及时进行转化，科技成果长期搁置就会导致这样显而易见的浪费，这已经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国有资产流失了。
汪斌还指出，这些学者教授在研究院或高校内的科技创新活动产生的成果属于职务发明成果，属于国有资产，知识产权也是属于国家的。那么科研成果出来后和研究人员本身没有太多关系，如此一来，他们就缺乏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这也是现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原因之一。
“对这批人而言，只要我发表了论文，有职称有工资，生活工作都很安定，那么科研成果转化与否对自己都没有多大利害关系。他们没有动力，科技成果转化率显然也上不去。不过明年国家财政部会牵头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试点政策，下放知识产权处置权和收益管理权给高校，这肯定会极大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科技成果转化率必然会有所提高。”
利益分配是职务技术成果转化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成果，要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处理好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平衡是成果转化的关键。如果他们发挥了能动性，一则可以减少产业化过程中种种比之开发过程更为艰难的阻碍；二则也会比较符合投资人的期待，基于他们将在一个共同的利益链上，团队的凝聚力将更强。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早有实例可以借鉴。1980年《贝杜法案》颁布前，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研究所获的知识产权属国家所有，知识产权许可应用的不到4%。《贝杜法案》颁布后，联邦政府将资助大学研究所获的知识产权所有权转移给大学，授权大学负责技术转移工作，政府不享有直接回报，而是从技术转移的经济行为中获得不断增加的税收收入。此举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形成了美国“硅谷”“128公路”等一批以高校智力资源为依托的高技术产业新城，同时催生了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开知识产权所有权，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不但能成就一批“科技致富”的典型，更能让科技成果中的国有资产存量得到巨大的增值。汪斌用了一组数据类比就这一点进行了解释。
“按前面的分析，如果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国家，科研成果完全被限制在实验室内，无法进行转化，成果价值被贬，这肯定是一种国有资产流失。如果国家放开所有权，让科研人员参与灵活的利益分配，让科研成果更大规模地转化推广，依那些反对者所言也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我做一个粗糙的类比，简要说明一下。比如一项技术值1000万，放着不动，时间长了可能贬值为0，那么就相当于国有资产流失1000万。另一种情况下，同一项技术，但规定是30%归个人，70%归国家。那么这30%就会成为一种活跃因素，可能在这一因素运作下，技术升值到1亿，结果也很明确，占百分之七十的国家虽然流失了3000万，但国家自身能获得7000万。
这是一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博弈，关键是要在两者间找到一个度。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仍然是‘人’。简单来说，阻碍科技成果转化是一种僵化的办法，因为技术的价值并不是恒定不变的，人的价值也是不可预估的。”
二十年时间足以让汪斌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这一领域的本质有了深刻的洞悉和感悟，他有足够的底气来说：“科技成果转化并不难。”他熟谙这一过程的技术细节，也擅长各个环节的策略实践。不过做事之前先做人也总是至理。他说：“除了经验、眼光之外，做这一行的关键还在于会做人，会用人，善交朋友，能以礼待人，以诚得人。”采访结束的当天，他在微信上给笔者分享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清华的部分演讲，其下有批语：“人需要有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底的善良、融进血里的骨气、刻进生命里的坚强。”忽然觉得，人当如是，国更当如是。对“中国梦”而言，科技的发展若是其根，人性的坚持必是其魂。
文/千山 （本文刊登于《全球商业经典》杂志2015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