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康乾盛世”，至今仍为某些人所津津乐道，殊不知，这里面的“盛”，也是文祸之盛。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案，便颇有值得反复掰扯之处。
胡中藻号坚磨生，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曾任翰林、内阁学士，后出任陕西、广西学政（约等于省教育厅长），解任归江西才几个月，就因文罹祸。
翻检《清代文字狱档》，胡中藻一案，计有相关奏折二十八、上谕十二，仅次于乾隆十六年的“伪孙嘉淦奏稿案”及乾隆四十六年的“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不过伪孙嘉淦案一年半才结案，尹嘉铨案更是拖了两年九个月，而胡中藻案不到两个月就结案了，可见乾隆多么想速战速决。
（乾隆皇帝大阅图轴，郎世宁作品，清代）
【他死于一本诗集】
胡中藻罹祸的原因，初看起来，是因为其诗集被乾隆逐字逐句挑出诸多“谤讪诋毁”之处。但史家早就看出，乾隆不过是借此文字狱来打击朋党，维护帝座的稳固。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胡中藻是原军机大臣鄂尔泰的门生，因诗文俱佳，曾被鄂尔泰视为“昌黎再世”。鄂尔泰是雍正临终遗命的两位辅政大臣之一，另一位是张廷玉。乾隆即位时年方二十四，搁现在就是一刚毕业的大学生。而鄂张两位一满一汉，权倾天下，满朝文武依附其身以谋进阶的大有人在，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朋党之争便在所难免。这种党争延续到鄂尔泰去世、张廷玉“老病乞休”之后，隐忍已久的乾隆终于爆发，便借胡中藻向朋党开刀了。
为了集齐胡中藻的罪证，当年二月二十一日，乾隆便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他还怕卫哲治不够卖力，杀气腾腾地加了句：“稍有姑容于汝身家性命有关。”以往文字狱中，因“失察”而受牵连的官员大有人在，这么一来，谁敢不掘地三尺。果然，只用两天时间，卫哲治便查出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倡和诗三十六首，各抄录一本，并任陕西学政时所刻诗文一本”。（《卫哲治复奏查出胡中藻诗文折》，《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乾隆很快便从拿到手的胡诗集《坚磨生诗钞》中掘出几十条“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的黑话。其实，他的罗织手法毫无创意，不外无中生有、周文深纳那一套，如最有名的那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本是胡中藻为了合韵辙把“清浊”倒装为“浊清”，乾隆这位一生写诗四万多首的“浪漫主义诗人”，愣是懂装不懂，说成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言下之意，差不多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死不可了。
【明兴文祸，暗打朋党】
胡罪既坐定，顺藤摸瓜，又带出为其诗集作序的侍郎张泰开，以及与其唱和的鄂尔泰侄子、时任甘肃巡抚鄂昌（曾任广西巡抚）等。结案时，乾隆还要展示其“宽宏大量”的一面，在诸大臣揣摩上意奏请将胡中藻“凌迟处死”之时，先是肯定诸臣所奏“自属按律定拟”，但“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张泰开因与朋党之争无关，“仍在尚书房行走赎罪”；鄂尔泰的侄子鄂昌，“负恩党逆，罪当肆市。但尚能知罪……从宽”，怎么个“从宽”法？赐自尽。至于鄂尔泰，虽已身故，仍处以“撤出贤良祠不准入”，也就是死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这么一来，整个鄂派，也就完全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每一个独裁君主，都希望所有奴才只臣服他一人。而以某个权臣为马首的朋党纷争，使得奴才们在皇帝之外又有效忠的对象，有时这些权臣的话甚至比皇帝还好使，这当然是独裁君主们所不允许的。所以，胡中藻真正的死因，并不是文祸，而是党祸，正如乾隆自己在上谕中言：“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更让乾隆担忧的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朋党现象已相习成风，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胡中藻等俟拿解到京交大学士等审拟谕》，同上）。至此，乾隆亲自发动胡中藻案的动机，已路人皆知，就是学雍正当年借查嗣庭一案剑指权臣隆科多，打击朋党，加强集权。
从二月二十一日广西巡抚卫哲治奉密谕搜集胡中藻罪证开始，至四月十一日胡中藻人头落地，只一个多月时间，但其后续奏折、谕旨，却延伸到当年十月。为什么？因为乾隆还不满足，他还要知道，杀了胡中藻，到底还有没有“后来人”。
朝廷上，群臣当然是唯唯诺诺，但那些藏在奴颜婢膝后面的真实想法，真让人捉摸不透。怎么办？想真正了解，就得靠“钓鱼”和“告密”了。
【恐怖的“奉旨钓鱼”】
最典型的，就是富勒浑“奉旨钓鱼”梁诗正一事。
富勒浑，原由举人授内阁中书（约等于中央办公厅秘书），胡中藻案后补授浙江按察使（约等于省政法委书记）。梁诗正，雍正探花出身，乾隆朝官至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中堂），乾隆十七年，以父老为由乞归杭州。
也就是说，梁诗正早在胡中藻案发前三年，就已解职回乡了。但生性多疑的乾隆，一直怀疑梁诗正“终养非其本意”，“在籍谅有怨言”。谅，即推想，乾隆总觉得一个人放着官不做，说什么回家奉养父亲，肯定是借口，他在老家肯定对我有怨言。可以想象，这想法，萦绕在他心头三年了，这一次，让富勒浑补授浙江按祭使，“天恩浩荡”，他自会死心踏地为我办事。还有一个便利之处，富勒浑在刑部时曾是梁诗正的部下，与梁有旧属之谊。于是，在富勒浑赴任前，乾隆又密谕他，到杭州后，对梁诗正“留心体探，不必谘访，遇便据实奏闻”。
主子话只说三分，奴才事要办十足。一到杭州，富勒浑便以旧属之名，“亲往拜谒”。按富的奏折，第一次，梁诗正“以奴才为满州世仆而又屡蒙恩用，初到浙江，一时难以深信，是以语言避忌”。交浅言深，自是官场大忌，梁又不傻。
富勒浑不死心，半个月后，听说梁患耳疾，再次以探病为名登门。这一次，梁“渐觉亲近”，开始聊一些敏感话题了——在那个时候，胡中藻案当然是朝野最热门的话题，针对此案，梁诗正认为，“胡中藻狂悖丧心理应寸磔，鄂昌历任封疆，见此逆诗尚为赞赏，亦法所难容，乃竟从轻办理，仰见圣主法外之仁”。一言以蔽之，胡鄂罪该万死，圣主宽宏大量。言谈之间，他也抛出一些私人教训：“总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
谈胡中藻案，那完全是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谈避祸之道，虽有交心之言，也只得谨慎二字，滴水不漏。富勒浑想主子之所想，知道仅有这些是不够的，非挖出梁对今上的“怨言”不可。于是，他又有了第三次探访。
时值杨梅新熟，富勒浑先派人给梁诗正送去二篓。礼尚往来，身为书法家的梁诗正“即以单条一副、字对一联回送”。梁之前跟富说过，他对“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这次的回礼居然是书法作品，说明他对富戒心已减。于是，富趁热打铁，再送“鲜荔枝一盘”，果然，“伊次日即来看望，察其动作渐次熟识”。熟络了，事情就好办了，过两天，富勒浑又以回拜这名，第三次登门拜访。
这一次，梁诗正果然对富勒浑全无戒心，一开始就说他接到在京儿子的信，说乾隆已定于明春南巡。对别人说起家书，且内容涉及皇帝南巡日期，在富看来，梁已“似无疑忌”，于是，再次以胡中藻案进行钓鱼。果然，梁诗正将自己在官场上的避祸秘笈和盘托出：“一切字迹最关重要……向在内廷之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得到这点“干货”，富勒浑还嫌不够，“奴才又以言探试，伊别无他说”。
富勒浑的奏折寥寥数语，轻描淡写，两百多年后读来，依旧让人后背发毛。小心谨慎如梁诗正，至死也想不到这位对自己殷勤有加、极尽亲近的前下属，竟是皇帝派来钓鱼的密探，觥筹交错之间，一个不慎，便是人头滚滚！
最后，富勒浑将他对梁诗正的看法做了小结：
“查梁诗正历任多年，随侍内廷最久，其平日之小心防范，惟恐遗迹招尤，已非一日，而与人交接言谈自必随时检点，况伊现虽在籍常询国事，看其光景宦情甚热，尚望速邀恩宠，再列朝班，是以举止语言无不慎密，即有怨怀断不敢遽为吐露，除奴才另为设法探听，候获有实情再行具奏外。”
富勒浑眼里，梁诗正做官的愿望正盛，就算真有怨怀，目前肯定不会透露，等我再设法探听，有消息再上奏。得到这一情报，乾隆算是满意了，朱批：“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富勒浑奏梁诗正谨慎畏惧折》，同上）
在乾隆看来，梁诗正是真怕了，怕到“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怕到“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幸好当年还没手机，不然，梁诗正肯定是手机也不敢用了，别说带进饭局）——这就够了，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在所谓的盛世年代，制造文字狱以打击朋党，杀鸡儆猴，让朝野自上至下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独裁统治的这一套，乾隆真是玩到了极致。
作者：余少镭，广州媒体人，专栏作家。著有《现代聊斋Ⅰ－Ⅳ》、《造文字的反：一个草民的造字运动》及长篇小说《破月》等。
所谓的“康乾盛世”，至今仍为某些人所津津乐道，殊不知，这里面的“盛”，也是文祸之盛。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案，便颇有值得反复掰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