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不过是一个四品小官，他如何能左右当时这样的一个大局呢？其实他左右不了，背后的决策人和牵动他在前台当木偶的人实际上还是李鸿章。
李鸿章
缘起：李鸿章在中俄伊犁交涉中的作用
近读韦力和拓晓堂两位先生合作的《古书之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其中拓先生的一段话让我颇感兴趣。他曾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工作，其中的一项任务是整理近代名人手札。在整理的过程中，他读到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未刊手札，并依据这些罕见的材料撰写论文：
其中有一篇就是1988年发表的《李鸿章与中俄伊犁交涉刍议》，讨论李鸿章在《中俄伊犁条约》谈判过程中的作用。以前我们认为是曾纪泽到俄国去谈判，交涉伊犁问题，然后把伊犁给要回来了，将功绩都说成是曾纪泽的，说曾纪泽是大功臣啊，但看了国家图书馆的这些书札后你就会发现，曾纪泽不过是一个四品小官，他如何能左右当时这样的一个大局呢？其实他左右不了，背后的决策人和牵动他在前台当木偶的人实际上还是李鸿章。所以看了那个书札之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其实李鸿章在里面才是最重要的，在曾纪泽去俄国交涉伊犁问题之前，李鸿章就给他定了三条路，上中下三策都定好了，曾纪泽不过是走了中策，在这里面就有一条。以往为什么会忽略这个问题呢？一是《李文忠公文集》收录的书札部分并不多，遗漏了很多；二是收录过程中，在不多的情况下又做了大量裁剪，就把很多信息给屏蔽掉了。（《古书之媒》，第175页）
据此，笔者查到《李鸿章与中俄伊犁交涉刍议》一文发表于《江淮论坛》1988年第6期，署名“拓荒”（即拓晓堂）。此外，1990年第2期《文献》刊登了“拓晓堂辑录”的《李鸿章关于中俄伊犁交涉的未刊书牍四件》。
由《刍议》不难窥知：1880年曾纪泽出使俄国，改议《里瓦几亚条约》，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成果索回了一些重要的界务、商务等方面的权益。在此交涉过程中，除了曾纪泽大智大勇的斗争，左宗棠鼎力支持外，身为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扮演了至为重要的角色。第一，李鸿章在战、守、谈判重点三方面对曾纪泽都有影响和支持；第二，曾纪泽与俄国人谈判时李鸿章对曾氏的指示及李氏在消除不利舆论、争取国际支持与筹划海防上具有重要作用；第三，李鸿章在此历史事件中也有消极面。
可以说，整个交涉过程贯穿着李鸿章的外交方针及具体意见，而曾纪泽很大程度上是李鸿章的代言人。
困惑：历史教科书怎么不提李鸿章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不少现行历史教科书和一些专著对此“不闻不问”。下面是笔者调查的结果。
先说初中历史教材，现在采用较广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史》（2001年初审通过，2006年3月第二版）。八年级所用的《中国历史》上册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子目之下提到了曾纪泽赴俄与之“据理力争”，但未见李鸿章的踪迹。
再说高中教材，在实行新课标之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近现代史》采用最广（2002审查通过，2006年12月第二版）。涉及《伊犁条约》的叙述中，着重表彰了左宗棠与曾纪泽的功劳，对李鸿章只字未提。
新课标之后的高中历史教材有多个版本，其中采用较多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版（2004年初审通过，2007年1月第三版）、人民出版社版（2004年初审通过，2009年6月第四版）、岳麓书社版（2004年初审通过，2011年7月第三版）三种。其中人教版、岳麓版并未提及《伊犁条约》。人民版虽讲到中俄《改订条约》（即《伊犁条约》），然只说到左宗棠之军事贡献和曾纪泽的外交努力。
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高中历史》（2008年8月第一版）第五分册（实验本），主要用于上海市。此册在“沙俄趁火打劫”子目下只提到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割占中国领土，亦未提及李鸿章。
以上是中国大陆的情形，再看台湾的情况。
陈志奇《中国近代外交史》（南天书局，1993年版）是台湾“部编大学用书”。此书认为，曾纪泽所签之《圣彼得堡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终于把崇厚闯下的大祸，“可算是挽回了十之七、八”，并未提及李鸿章的作用。王仲孚主编之《历史（上）》（康熙出版社，2002年8月修订2版）涉及中俄《伊犁条约》处，仅提到曾纪泽，亦未提及李鸿章。
接着看看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1979年初版，1994年第4版）涉及到《伊犁条约》的部分，左宗棠和曾纪泽仍是主角，而未提及李鸿章。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2012年联合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俄伊犁交涉部分提到的也是左宗棠和曾纪泽的功劳。
教材如此，研究论著如何呢？
先看大陆的论著。雷颐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认为，李鸿章通过曾纪泽表达了他对外一贯息事宁人的意思，但并未提李鸿章对曾纪泽的指示。该书也未用到拓晓堂辑录的未刊信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卷涉及《伊犁条约》，基调仍是左宗棠的军事部署与曾纪泽的外交斡旋，亦未提及李鸿章。
董丛林《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全书不曾涉及李鸿章与《伊犁条约》的关系。
杨俊杰《中俄伊犁交涉清廷成功原因探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2期）仍目李鸿章为妥协派，而未介绍其积极作用。
上面是大陆的研究状况，港台和海外又如何？
刘广京、朱昌崚合编的《李鸿章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有一编专门写李鸿章的外交，但并未论及《伊犁条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虽谈及中俄《伊犁条约》，但未及李鸿章的是非功过。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最后的王朝》（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被北美地区不少高校当作教材。该书在“晚清的新动乱”一章中，提及因曾纪泽的谈判而签订的《圣彼得堡条约》，对李鸿章只字未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的《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亦未收入拓晓堂所辑之四通未刊书札。
拓晓堂论文发表距今已有27年了，就鄙见所及，尚未发现有力的驳文，也不曾见正面回应的论著。对此，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还在老调重弹呢？
附表备注：各教材、论著在伊犁交涉部分是否提到《伊犁条约》、曾纪泽、左宗棠、李鸿章，以“√”代表是，“×”代表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