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历史 新史记 牛贯杰)
肃顺，字雨亭，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肃顺崛起之契机源自恭亲王奕訢的遭贬。郑亲王端华于咸丰初年承袭爵位，出任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端华同母胞弟肃顺，道光年间袭爵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初年仅为一户部郎中，整日游手好闲，喝酒玩鹰，并没什么出色的才干。咸丰五年(1855)，京师围解，载垣、端华借机进奉美女若干，渐渐取得咸丰帝的信任。在载垣、端华的大力举荐下，肃顺很快被咸丰帝委以重用，先后得封御前侍卫，兼任左都御史、理籓院尚书等职。肃顺掌政后，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挤排异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咸丰朝内政进入肃顺擅权时期。
肃顺为政之特点，大致有三：
第一， 中央专横跋扈。
清朝中央官制实行满汉复职制，六部最高首脑有满、汉尚书各一名。肃顺任户部尚书时，协办大学士周祖培亦任户部尚书，二人同堂办事。一日，周祖培将户部公文签署完毕。肃顺假装问道：“这份文书是何人签署？”司员答道：“乃周中堂签署也。”肃顺当众骂道：“唉，像他这么糊涂的人，只能多食国家的俸禄，哪懂得什么公事！”于是命司员重新拟稿，用红笔再次标记，将红笔涂抹于周祖培画诺之上。此后遂形成定例，周祖培亦默然忍受。其他大臣也往往受其侵侮，无不饮恨在心，却敢怒而不敢言。大学士翁心存则干脆引病乞退。
军机大臣、大学士柏葰，资望既深，性亦耿直，对肃顺专权非常不满。咸丰八年(1858)，柏葰出任顺天府乡试主考。考生罗鸿禩为博功名，以重金贿赂柏葰家人靳祥。柏葰阅卷时，发现罗之考卷错字连篇，遂将其定为不取。家奴靳祥却趁整理考卷之机，偷偷将罗卷放入考取行列。复审过程中，考官发现柏中堂录取的罗卷错误百出，便将此事偷偷禀报御史孟传金。孟传金直言进谏后，咸丰帝亲自复审，果然错字连篇。为表慎重，咸丰帝令罗鸿禩重考一场，却结果依旧。靳祥闻讯后畏罪自杀。这便是清代著名的“戊午科场案”。主考柏葰按律当斩，咸丰帝念及旧臣情谊，本愿放其生路。然肃顺早对柏葰怀恨在心，坚持非杀不可。咸丰帝无奈，遂“垂泪”斩杀柏葰。
清代笔记中有不少关于肃顺专权的记载。据载，肃顺每天早晨起床前有个习惯，即坐在帐中饮人参汁一杯。有内侍小童专司其事，杯乃咸丰帝御赐的和田羊脂玉杯。一日，小童误将玉杯打碎，准备即刻逃走。恰逢一个老家人在场，对他说：“不要慌张，你可去找陈尚书商量对策。”陈尚书即陈孚恩，是肃顺最要好的朋友。小童马上跑到陈府向其请教。陈孚恩有早起习惯，恰在花园晨练。小童找到陈尚书后，将情形陈述，后得计而去。小童回到肃府，用胶将杯子粘固。肃顺醒后，小童来送参汤，甫一揭帐，即惊呼倒地而掷杯，肃顺觉得奇怪。小童解释道：“刚才看到老爷鼻孔中有两股黄气，如龙状，长五六尺，故不免骇异而碎杯。请老爷降罪。”肃顺却道：“起来吧，休得胡言乱语，龙气有什么可怕的？”竟然没有怪罪碎杯的事情。这个故事，说明肃顺似乎还有想当皇帝的念头。不过，肃顺在热河行宫经常戏坐宝位倒是事实，还同随从打趣道：“似否？”咸丰帝去世后，肃顺定新年号为“祺祥”，似乎也与当时其自负天命有关。
第二，地方重汉轻满。
肃顺虽于朝中专横，却不喜欢满人，常谓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肃顺待满人，远不如待汉人之厚。对满族官员，肃顺往往直呼其名，恶语秽骂无所顾忌；见到汉族官吏，则换为礼贤下士姿态，或称先生，或称某翁、某老爷。他也只收满人贿赂，对汉员则丝毫不取。
肃顺非常喜欢延揽汉族文员。据清人记载，江西人高心夔素有才华。肃顺与其一见如故，引为知己，欲将其点为状头。殿试时，肃顺任收卷大臣，由于担心考生中有优于高者，遂下令道：“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不到四点，果然有个叫钟骏声的考生交卷。肃顺检视该卷，通篇七页半，无一补缀。肃顺大惊，惟恐高氏不中，遂将考卷藏于靴中。考试完毕后，肃顺竟然忘记将试卷取出。回到家中，肃顺脱靴时才发现试卷未交，大骇，立即派人骑马送回阅卷处。阅卷大臣以为此卷必定肃顺格外留心者，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钟骏声竟得中状元。肃顺自作聪明，殊不知高氏写字甚缓，太阳近落山时仍未做完，被一同撤卷。朝考时，钟骏声按姓氏音韵排至末等，以知县发往江苏，补吴县知县。
太平天国崛起后，清军连战连败，不得已于各地举办团练。其中办团有声色者，大部分为湖南人。军机大臣祁隽藻、彭蕴章等对湘勇不以为然。惟独肃顺对湘军情况颇为了解，深知可倚为平定之资。肃顺私下与朋友闲聊，谈及当世英雄，首推有识量之曾国藩，有才略之胡林翼。曾国藩在皖南战败，退守祁门。当时弹劾之议四起，肃顺力排重议，道“胜败兵家之常，临敌易帅，兵法大忌，不如使之带罪立功。”太平天国攻克苏州后，两江总督何桂清因弃城逃跑获罪。咸丰帝欲起用胡林翼总督两江。肃顺献策道：“胡林翼在湖北，经营数年，颇有成就，不可挪动。不如起用曾国藩督两江，则长江上下游俱得人矣。”咸丰帝采纳肃顺建议，命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肃顺于左宗棠有两次救命之恩。咸丰年间，左宗棠进京赶考，试卷中痛陈时事，多触忌讳，咸丰帝大怒，命顺天府五城逮捕治罪。旨意未下，肃顺便派人通知左宗棠赶紧逃命。次日清晨，圣旨下达时，左宗棠已逃出京城。其后，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充当幕宾。咸丰九年(1859)，已革永州镇总兵樊燮到长沙请罪。巡抚骆秉章令其直接找左宗棠听候发落。樊燮乃湖广总督官文爱将，已被举荐湖南提督，不料中途出事，根本没把一个幕僚放在眼里。俩人见面后，樊燮向左宗棠作揖施礼。左宗棠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答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左宗棠一时语塞，竟然骂道：“忘八蛋，滚出去！”樊燮后将此事控至都察院，湖广总督官文亦严厉弹劾。咸丰帝下令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即可就地正法。”肃顺将此事告诉心腹高心夔。高又转告于湖南名士王闿运，王闿运再传信给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郭嵩焘与左宗棠为湖南湘阴同乡，对其多有耳闻，闻知此事后忙托王闿运代向肃顺求救。肃顺沉吟道：“须待内外臣工纷纷保荐后，余方能启齿。”郭嵩焘辗转恳求军机大臣潘祖荫，潘答应上奏保荐左宗棠。胡林翼亦于地方奏陈“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认为左宗棠“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接到奏报，咸丰帝果然咨询肃顺：“今天下多事，如左宗棠确有才干，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对曰：“臣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划军谋，著有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官文知朝廷意欲起用左宗棠，遂与幕僚商量，具奏结案。
第三，对外态度强硬。
肃顺对外态度始终强硬，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来说，可谓喜忧参半。
肃顺在中俄《瑷珲条约》谈判过程中毫不惧怕俄国人的威胁，维护了民族尊严。咸丰八年(1858)，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英、法发动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出兵侵占黑龙江要地瑷珲，随后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其签署了中俄《瑷珲条约》。该条约对中国来说，可谓损失惨重。恩格斯于《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条约对中国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清廷与英法联军所签条约。俄国据此条约，占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原属中国领土。清廷当时南要应付太平天国，北则防卫英法联军，无力顾及俄国东扩，随即批准中俄《瑷珲条约》。然俄国人得寸进尺，趁火打劫，后以调停人身份抢在英、法之前同清廷签定中俄《天津条约》，进一步巩固对《瑷珲条约》的强调。
咸丰九年(1859)，俄国派遣“东方专家”伊格那提耶夫来到北京换约，敦促清廷按约尽快划定两国边界。清廷命户部尚书肃顺、刑部尚书瑞常负责办理交涉事宜。双方谈判可谓一波三折，惊心动魄。
谈判伊始，伊格那提耶夫使出一贯伎俩，威胁肃顺道：“中俄相邻，俄国比其他任何海上强国都更容易随时随地对中国进行打击。”
肃顺可不是听到俄军“枪炮声音不断”便吓得腿软的奕山，对俄人恫吓并不畏惧，而强调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不能代表清政府，因此《瑷珲条约》无效。
伊格那提耶夫随即以“俄人较英法友善”相诱，指出，“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十余年之间，常至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并作出承诺，如顺利换约，“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
肃顺则一语道破其真实意图“贵大臣所云恐有他国侵占，为我国防守起见，固属贵国美意，断非藉此侵占我国地方。然若有别国占据，我国自有办法。”
其后肃顺发现伊氏所带条约文本中有错误若干。伊格那提耶夫提出，“此等大事，万不可有误，请将贵国原本送交与我。”肃顺以“谕旨原文存于大内，不便检阅”为由断然拒绝。
伊格那提耶夫见谈判毫无进展，决定强行讹诈，抛出“不然，焉能得免侵占”之论。肃顺则以暴制暴，将《瑷珲条约》扔在桌上，怒道：“此无非一纸空文！”伊氏见谈判不成，随即退出会场。
次日，伊格那提耶夫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更换肃顺。清廷答复：“肃顺乃我大皇帝亲信大臣，断难更换。”伊氏宣布谈判破裂，随后离京转赴沪港。伊格那提耶夫到上海后，积极与英法联军接洽，强调必须加大打击力度才能使清廷就范。谈话中，他仍不忘对肃顺的耿耿于怀，对英法统帅说，“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为敌的头号坏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赶出中国”。
肃顺对英法联军的强硬态度，却激化了战争事态，于其后局势大为不利。其实，肃顺对世界大势并不了解，也无系统稳定的时局观念。他的外交决策，很多源自僚属幕宾的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当时，郭嵩焘、尹耕云等人与其关系密切，时有襄助之功。然二人对外态度却有根本分歧。郭嵩焘乃近代中国著名外交家，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他对西洋诸国情况有一定了解，认为中国虽广大却贫弱，不堪与英法一战，主张与洋人通商，徐图自强。然尹耕云却积极主战，认为，“自来中国之驭外夷，不外战守和三策：战则百年无事，守则数十年无事，出于和则敌一再至，未有不覆其国者也”。肃顺对二人之论均觉有理，故在战和问题上表现犹疑，摇摆不定，这也直接影响到咸丰帝对整个局势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