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骂人的话：“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李碧华的《霸王别姬》，说得更加直白，开篇便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
婊子是妓女的俗称，妓女又称倡女，合称为“倡妓”。在古代，“妓”与“伎”通，“倡”与“娼”通，娼妓原指“女乐”，有姿色的歌舞女艺人，后来分化为卖艺不卖身的，类似戏子，与卖艺又卖身的或只有身可卖而无艺可卖的，是为妓女。我以为“婊子无情，戏子无义”都是说娼妓之无情无义，只是为了表达上的对偶整齐，将婊子与戏子拆分开来说。
为什么说妓女无情无义呢？从常理来看，妓女从事的不是产出性行业，而是交易行为，完全依赖于他人的消费。妓女为了谋生，为了赚钱，为了勾起嫖客的购买欲望，以及在消费过程中满足嫖客的良好消费体验，获得较好的销售业绩和口碑，势必笑脸迎人，说尽甜言蜜语，极尽奉承缠绵之意。但其迎合并非出于真情实义，哪怕在床上也不是真有情，而是逢场作戏，事了拂衣去，这前恭后倨、前热后冷的鲜明对比，很容易让嫖客产生情义的幻灭感，仿佛从站顶被人推到深渊。
有一些痴情汉不能逢场作戏，入戏太深，假戏真做，以为身心是合二为一的，抱着有了肌肤之亲，就该有情感之合的想法，孰不知，这对普通女性可能是适用的，在妓女那里，身心是分离的，人家是卖身而不是卖情，一旦讲感情讲义气，生意就没办法做了——既然彼此有情有义，怎么还好意思收对方的钱呢？不收钱那不是要喝西北风？讲情义不就等于自砸饭碗么？所以，尽管痴情汉希望妓女们重情义，对他们付出真心，甚至希望独占她们，但妓女仍然逢场作戏，以其皮囊讨好嫖客一时之欢心，绝不付诸真情实义，更不会只为痴情汉一人洁身自好。故李碧华说：“婊子浪荡在男人身畔，随随便便地感动，到头来坑害了自己。婊子无情是为了自保。戏子飘舞在戏中，随随便便地感动，到头来葬送了自己。戏子无义是为了生存……”
这却让痴情汉由失望而生怨恨，丢出一句恶恨恨的话：“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完全是男权对女人的霸道，企图让所有跟他有肌肤之亲的女人，包括妓女，都听从他的，对他好，付出真感情，为他所独有，这霸道很没道理。
从道德的视角看，传统社会对女人有一整套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道德要求。“三从”指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班昭将“四德”解释为：“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这是女性的行为准则，违背了就会被社会惩罚。
而江湖中的女性，几乎都不符合主流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根据江湖人士大体分为“明门”“暗门”和“隐门”三大类。“明门”中的金、皮、彩、挂、平、团、调、柳都有江湖女性，如三姑六婆、变戏杂耍、耍枪弄棒、评弹说书的、走街卖唱、行乞的、优伶歌妓，以及梨园戏班等。“暗门”中的蜂、麻、燕、雀、花、兰、葛、荣也时有江湖女性，比如尼姑、道士、绿林、土匪、骗子、小偷等。还“隐门”中的女侠、女剑客等都是江湖女性。这些江湖女性，可谓各有千秋，风格迥异，但在主流社会看来，她们道德上是有缺陷的、有污点的，因为她们从事的职业在“四民”看来是不入流的，不是本业而是末业，甚至是非法的行当，在道德上已经破产，被打入另册。尤其妓女，不只是背离“三从四德”，而且被认为破坏社会风气，别说被骂两句无情无义的话，就是骂更恶毒难听的话，也只能忍气吞声。
道德这东西从来都是由位高权重者来主持评判，地位低下者连评判的资格也不具备。“高大上”的人在进行道德评价时，最容易给“矮挫穷”者道德的劣评而不是优评。妓女往往是主流社会地位低下者，或因家庭变故而流落风尘，根据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考证，传统社会中娼妓大多数来自女奴。所以，妓女是低微中的低微，卑贱中的卑贱，哪怕混成名满天下的名妓花魁，也还是江湖中的“下九流”，要想在道德上翻身，何其难也，道德上翻不了身，就免不了接受人格上和语言上的羞辱。我们看《水浒传》，对妓女的描写或评价，没有几个是正面的，婆惜被描绘成水性杨花；李瑞兰、白秀英之辈，更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注释。
妓女地位虽低，却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这也让她们显得有点“无情无义”。财产独立是人身独立的重要前提，在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女人没有财产权，不得不依附于男人，乞怜讨好，低眉顺眼，成为男人的附属品。与家庭女性相比，许多妓女通过出卖身体，积累了生活和养老的财富，反而能够从不得不依附于男人的境遇中解放出来，这种对男人不依附的独立性，使他们有资本不顺从于男人，拒绝男人的不合理要求，容易让男人感觉她们“无情无义”。譬如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她攒聚了价值万金的珠宝，是为了从良后好好生活做准备，可惜遇人不淑，理想破灭，“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誓死不向男权所构筑的压力屈从，这样的女人，在男人看来，有点独立强硬至冷酷而不可亲近。
还有，妓女的见识也容易造成“无情无义”。妓女“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片朱唇万人尝”，什么达官贵人，才子奇士，百业九流都见过，古代青楼妓院还常常引导流行文化之风尚，走在时尚前沿。如晚清时期，妓女有更多机会接触外国人和外国文化，见普通女子之所未见，闻普通女子之所未闻。青楼妓院里的交际花、名妓，更是经常接触社会名流，消息灵通，眼界开阔，要是还有点名气的话，心气自然高出半截，摆谱耍范是常有的事，对看不中眼的男人就显得有点“无情无义”了。
譬如宋代名妓李师师，摆谱都摆到皇帝头上去了。话说宋徽宗听说李师师的声名后，化名商人赵亿前去拜访，出手阔绰自不在话下，见面礼就是白金20镒，这么大的嫖资不是随便一个角都能开得出的。但也得慢慢给姐候着，先吃点水果、嗑点瓜子、点心什么的，然后老鸨母才带着皇帝进去，还不能见李师师，先吃饭，好像这样干活才不累似的。
吃完饭，还不能见李师师，怎么着？先洗个澡，鸨母说了“儿性好洁，别惹她不高兴”，这架子端的。洗完了澡，又折腾了好久，这才见鸨母簇拥拥着李师师来了，娇艳如出水芜蓉，却相当殊倨不礼。鸨母不得不跟皇帝说：“儿性颇愎，勿怪！”也不跟皇帝会聊，也不投怀送抱，也不甜言蜜语，还真当皇帝是个暴发户。老鸨又解释说，“儿性好静坐，唐突弗罪”。李师师走出帷帐，给赵皇帝弹曲儿。遇到这种什么场面人面都见过的、清高自傲的妓女，连皇帝都爱搭不理，更别说普通嫖客，定然常被拒人千里之外，对此等妓女，火急攻心者恐怕只能骂一句“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了。
不过，宋徽宗倒是耐得住性子，欣赏得了这调调，此后四年又去了四五次。皇帝嫖过的女人，能不名气直冲云宵么，连宫里都听说了，韦妃就问帝曰：“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宋徽宗也不掩饰自己嫖娼的事，还对李师师大赞一番：“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似乎也只有宋徽宗这样的人，能欣赏得了李师师色容之外的“薄情寡义”。
（资料图：电视剧水浒传（1998年）剧照）
再者，古代讲“女子无才便是德”， 重视她们修“四德”，又恐“才可妨德”，因而不重视她们的才学。但是，青楼妓院恰相反，妓女不仅是色情、生理身体的消费，还是一种艺术消费，色艺俱佳、能歌善舞，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客人消费。所以，青楼妓院强调妓女的才学，培训妓女学习文词歌舞技艺，历史上的名妓，除了容貌，几乎都是色艺双全者，极少单靠容貌走红的。就连一般的妓女，也要进行一下“素质教育”，《夷坚志》中载，“江浙间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正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心志就变得高，不愿迎粗就俗，而是在卖身的同时追求心灵知己，这也会给那些粗鄙的嫖客以“无情无义”的感觉。
也正是文化素质并不低，琴棋书画样样来得，一些士大夫不惜降低身份，迎娶她们为妻妾。譬如，明朝严令官员不许狎妓，但钱谦益、冒辟疆等官员仍是青楼上的常客，娶名妓为妾。也正是才艺常常帮助她们脱离苦海，譬如，杭州妓女周韶，通诗词。北宋名臣苏颂路过杭州，太守陈述古宴请，周韶陪宴，席间周韶泣求脱籍从良，苏颂以诗定夺，指檐间白鹦鹉说：“可作一绝？”周韶提笔作诗一首：“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白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当时周韶着白衣，如此自况贴切的诗，让大座的人无不惊叹嗟息，遂得脱籍。
这当然是外话了，言归正传，不是说“江湖重义”么？妓女既是江湖之人，岂能不重义？事实上，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是非常偏颇的，妓女一旦投入感情，一旦重起义来，同样情深义重，同样惊天地、泣鬼神。
譬如南朝襄州姚玉京，是南朝与苏小小齐名的名妓，梅禹金在《青泥莲花记》中记载：“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卫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养舅姑。”说的是妓女姚玉京美艳绝伦，丰姿绰约，擅长诗歌和酬唱，艳名远播。当时襄州有位小吏（书记官）卫敬瑜，仰慕其美艳高雅，每月倾其所有一睹芳颜。姚玉京也对他动了真情实意，遂自掏银两赎身，与卫敬瑜成婚。
可好景不长，婚后不久，卫敬瑜不幸溺水而死。姚玉京万分悲痛，决意为亡夫守节。“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许。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长辈都劝姚玉京改嫁，她遂将自己的耳朵剪下来放在盘子里，以示她对卫敬瑜的一片冰雪之心，无人可以撼动。
与姚玉京极为相似的是唐代名妓关盼盼，是一位能歌善舞、精通管弦、工诗擅词的才女，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为她修筑燕子楼。一次，白居易远游至徐州，张愔邀他到府上，设盛宴款待，席间，张愔让盼盼为客人表演歌舞。白居易大为惊叹，当即写下一首诗，“凤拨金翎砌，檀槽后带垂。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夸盼盼娇艳如牡丹。
两年后，张愔病故，真是树倒猢狲散，危难见真情，他的妻妾不顾夫妻之情，纷纷奔逃而去，自寻出路，唯有盼盼为张愔守节，十年不嫁。唐代婚姻比较开放，女人夫死再嫁是被社会接受的，对贞节观的要求远不如后世严格，在人们连正妻是否守节都不在意的时代，以盼盼的才貌，再找一个男人绝非难事，但为了一生所爱的人，枯守燕子楼中，比起其他的妻妾，要重情重义得多。
《全唐诗》还记载：“白居易赠诗讽其死，盼盼得诗，泣日：‘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玷清范耳。’乃和白诗，旬日不食而卒。”说是白居易后来写了一首诗，“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嘲讽盼盼不追随夫君到九泉之下，盼盼读到此诗颇为伤心，她说：我为张愔守节十年，并非惜命不肯随之而去，而是怕千年以后，人们议论我夫重色，有从死的爱妾殉身，岂不损害了我夫的德行？遂写诗回复白居易，绝食而死。其实即便没有后面这一段不知是真是假的记载，仅凭盼盼守节十年的情深义重，也足以令人动容了。
宋代，这类有情有义的妓女更多。南宋洪迈《夷坚志补》第二卷《义倡传》，记载了北宋时一位长沙妓女为大诗人秦观守身的事。说是这个妓女尤其喜欢秦观的词，用现在的话说，是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被贬官岭南，路过长沙的时候，不忘遍访名妓，有人向他推荐了这位妓女，两人相见恨晚，缠缠绵绵。几天后，秦观奉命要走，妓女发誓说要“洁身以报”。
秦观走后，那妓女果然“闭门谢客，独与媪处。官府有召，辞不获，然后往。誓不以此身负少游也”。耐心等待秦观回来。几年后，秦观官复原职，谁知却病死在回来的路上。那妓女得知消息，穿着孝服前去吊丧，“拊棺绕之三周，举声一恸而绝。左右惊救，已死矣”此等有情有义，忠烈如斯的妓女，被称为“义倡”，“义倡”者，义字当头，岂可说她们“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这类“义倡”可谓代不乏人，明代吴震元《奇女子传》，记录一个姓高的妓女：“高娃，京城歌舞妓，身姿轻巧，歌柔舞妙，一舞而缠头千金，名重天下。”昌平侯杨俊一见倾心，彼此相爱。天顺元年（1457年），杨俊遭太子太师石亨陷害，称英宗被瓦刺围困陷土木堡时，杨俊坐视不救，论死。临刑，亲戚故旧皆与他划清界线，没一个人到场，只有高娃一身缟素“来事公死”，杨俊劝她离开，免受牵连，高娃却大呼：“天乎，奸臣不死而忠臣死乎！”为杨俊喊冤。刑毕，高娃亲自用舌将杨俊的血污舔干净，用丝线将他的头与颈缝好，买棺葬之，自己则上吊而死。一个青楼女子，以悲壮的举动证明了妓女不是无情物。
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的名妓严蕊，也是重情重义得令人肃然起敬。这“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台州太守唐与政十分赏识严蕊的歌舞才艺，两人相交甚密。道学家朱熹与唐与政有私仇，恰好巡查到台州，听闻此事，便罗织罪名，诬蔑严蕊和唐与政“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有“通奸”行为，下令抓捕严蕊，施以鞭笞，逼其招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严蕊宁死不屈，身陷囹圄，也不出卖相好，并道：“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后来朱熹改任他地，岳霖继任，“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严蕊从良后嫁人，得其善终。
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柳如是、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顾横波、寇白门、陈圆圆中，也多重情义之人。譬如嫁给钱谦益的柳如是，当清军兵临城下时，她就要求与时任南明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一同沉水殉国，钱畏惧而言：“水太冷，不能下。”柳愤而欲自沉，却被钱氏死死拖住。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著名作家郁达夫都曾盛赞柳如是，陈寅恪更是把柳如是誉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出于敬慕之情，在他在八十岁高龄且双目失明的情况下，“钩索沉隐”、“延历数岁”，写成80万字的考证专著《柳如是别传》，可见他对一个妓女的侠义何等钦佩。
想想这些情重如山，义薄云天的妓女，再看看他们所对应的男人李甲、钱谦益之流，又不能不觉得“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并非毫无道理。回头再看李碧华的《霸王别姬》，觉得里面的妓女菊仙，戏子段小楼、程蝶衣都算有情有义的人，唯独他们收留的小四，戏没学成，却学会了政治钻营，过河拆桥，恩将仇报，是个最无情无义的人，不知道这是不是李碧华有意的讽刺，读来让人心生感概，颇为不是滋味。
作者：廖保平，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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