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央企高管降薪的新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日前，《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通过，《意见》的一大亮点，是对过去各种文件、报道中常常使用的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职务待遇、业务消费进行了很大力度的改革调整。(9月3日《人民日报》)
此前，在国资委系统、其他部委监管央企和地方国企中，还没有形成央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的统一意见，仍然存在一些企业按负责人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业务招待铺张浪费等突出问题。比如，用公款为企业负责人承担昂贵的MBA和EMBA费用，购买高尔夫球卡方便企业负责人商务社交，用公款到高档场所进行超标商务宴请，超标准报销差旅费、车辆交通费、通信费、出国考察费和业务招待费等，将公款转到企业负责人的个人享受和补贴收益。
包括职务消费失控在内的国企病，真正的病根并不在于其缺少外部的行政干预、权力管制，而在于，长期以来，国企与市场经济秩序相适应的，独立自主的法人治理结构没能得到完善。天价薪酬也好，失控的职务消费也罢，与其外查不如内控，要防止换汤不换药。
《意见》虽然作出“严禁公款用于个人支出”的规定。但是这好比有了捆绑的绳子，同样找不到系绳子的人。什么样的“业务支出”是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必须有制度无缝对接，尤其是财务制度由谁制定十分关键，如果由国企自定财务制度及“业务支出”规定标准，那么“业务支出”很容易被打造一种隐蔽的“职务消费筐”，什么消费都能往里装，限制国企高管的“业务支出”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因此，对国企的业务招待费用也应该像“三公”经费那样进行约束。首先要明确哪些可以作为业务招待费用，不是什么都可以列入的。二是要有数字约束，必须对不同的企业有更详细的数字约束规定。三是业务招待费用要像“三公”经费一样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泛滥的职务消费，为人诟病久矣。享受职务消费，几乎意味着央企负责人可以接受公共财政的无止尽供养。取消职务消费，有助于解决央企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些标准更加明确，有一些定性要求和定量标准，具备操作性，有利于社会监督和管理。(文/陈春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