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鞍钢)
如何评价毛泽东对新中国制度的创新？特别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这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一、对毛泽东的评价，实质上是对一个伟大创新者的评价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同样，人物也是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揭示了人物优点与缺点、正确与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物自身的矛盾性。我们可以用这两个“一分为二”来客观地、辩证地评价毛泽东。
对毛泽东的评价，实质上是对一个伟大创新者的评价。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因此，毛泽东的创新就不只是他个人的创新，还代表着党中央的创新、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现代中国的创新。毛泽东最大的创新就是探索开拓了“中国道路”——这个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大新生事物，它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即“一分为二”。从世界发展的角度看，凡是创新者，总会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常常是失败多于成功，而失败又是成功之母，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即使创新者有了成功，他再创新时，也还是有可能失败，从这个意义看，没有成功也就没有失败。以上两个方面都说明，创新者既可能是成功者，也可能是失败者。毛泽东也是如此，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误之处，不过成功大大多于失误。
对此，毛泽东是有自觉性的，也有“自知之明”。1963年9月9日，他对新西兰共产党中央主席威廉斯讲，我认识中国经过很长的时间，走过很长的道路，有胜利，也有失败。为此，我们评价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也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笼而统之的“三七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成功与失误。具体地讲，1949—1956年期间，成功大于失败，正确多于错误，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也是毛泽东创新的黄金时期；1957—1976年期间，则失败大于成功，错误多于正确，也成为新中国曲折性发展的前进时期，也是毛泽东创新探索与失误最多的时期。在更具体的重大决策中，还要就事论事，而不是就事论人，因为许多决策也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做出的，许多信息也是其他人提供的(包括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林彪、陈伯达、康生、王洪文、张春桥)。但是无论是毛泽东的成功，还是他的失误，都是后来创新者的宝贵财富。例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创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创新，都为后来创新者所继承、所发展；毛泽东晚年的决策错误，都为后来创新者所反思、所引以为戒。中国道路本质上就是一条不断创新、不断开辟的道路，既不可能在一代人手中实现，也不可能在一代人手中成功。它符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历史逻辑。
我们不是作为当事人而是作为后来人来评价毛泽东的失误，因此就需要学习柳宗元，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来评价，把毛泽东视为“历史之人”，而不是视为“个人之人”。
二、毛泽东的晚年失误在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政策失误
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提到：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同样的道理，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也是“在于政，不在制”。我的解释是：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创新建立发展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过程中的政策失误。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而是领导人主观决策的失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而是急于求成、脱离国情、超越国力的主观主义决策的失误，对此党中央进行了多次反思。这表明，晚年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他所创立的现代政党(指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而在于他所实行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思路和手段的过失。这就是说，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不是他所创建的制度的失败，而是他个人也包括他的战友的决策失误。对毛泽东时代的继承，也尤其应继承毛泽东所创建主导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此相反的案例是苏联改革，它的失败是颠覆性错误的失败，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放弃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作为苏共总书记自行解散苏联共产党，作为苏联第一任总统宣布苏联解体，“一分十五”。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就在于改变了根本制度。苏联的失败，在于制，不在于政。
毛泽东关于中国制度的探索发挥了“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历史作用。错误是正确的先导。1981年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表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这之后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表明，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是这些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而已经发生过的错误的影响则随之减少。
毛泽东晚年错误是邓小平改革成功之母。邓小平是将坏事转变为好事，将失误转变为成功，引导中国从毛时代的先成功、后失误，走向邓小平时代的再成功。无论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误，正确与错误，都是后人的历史财富。
“文化大革命”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也成为中国能够在1978年后保持“天下大治”(即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仅毛泽东的晚年失误是邓小平成功之母，而且关键是毛泽东的成功与正确之处，即毛泽东思想也是邓小平成功之母。“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而邓小平恢复了毛泽东思想，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来源：本文摘自胡鞍钢等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