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中国拥有一位“足球主席”，当然，如果是“摇滚主席”就更好了。6月30日，在徐才厚被宣布开除党籍之后不久，迷笛官方微博发出一张钟馗捉鬼的图，并深情呼唤：“啥也别说了，我们摇滚一干众人支持您和您的战友！希望您第一个五年悉心布政，第二个五年践行宪政，会当中华昌盛、百姓祥和之时，您老千秋伟业近于平和、悠然退休，顺顺心心吃大包子吧！”
南京青奥会的口号是：中国梦，世界梦，青春梦。足球和摇滚，似乎寄托了对习近平的某种“青春梦”。据报道，在南京习近平在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交谈中聊起了足球，再度提出了中国足球何时能再度入围世界杯、何时能举办世界杯以及何时能夺得世界杯的三大问题，同时也向德国第四次夺取世界杯表示祝贺。
（图注：据新华网消息，8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京出席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估计更迫切想跟习近平聊聊的是布拉特。当然还有许家印和马云。可惜前广州市委书记万厚良再也无法去天体和许家印一起看恒大比赛了。
有趣的是，刘建宏似乎才是最近几个月中国足球的头号人物，他在世界杯解说中念念不忘中国足球——或许和习主席一样念念不忘。
他告别央视，据说将加盟乐视。先不论其观点和风格，刘建宏仍算得上一位优秀解说员，不够档次的解说员也压根不可能成为争议人物。并不是刘建宏的水平有多大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他的水平比十几年前还有所提高——而是时代变了，央视的权威话语权遭到空前挑战，新一代球迷正在“夺权”。刘建宏声称“99%的球迷还是喜欢我的”，这么说倒也没错，央视的覆盖面决定了其受众比例。然而那似乎微不足道的1%在网络时代恰恰越来越具有致命的效应。乐视等网络视频媒体唯有在风格上（而不仅仅是内容）尽力颠覆央视——至少是与央视明显区分——才有更大生机，但签约刘建宏，似乎还是考虑先拉动收视抢占市场，不管如何，刘建宏至少能制造大量高潮和“槽点”。
刘建宏足以以三句话载入史册：“进了进了进了……！！！”——那是激情；“巴塞罗那皓月当空”——那是诗意；而最具代表性的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是真爱。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到了世界杯赛场，刘建宏也身在曹营心在汉，像一架中国足球的永动机开足了马力，不管面对的是德国队还是阿根廷队，是巴西队还是荷兰队，其内心深处似乎总回荡着一句“国足加油！”。
如果是不丹的电视足球解说员那该咋办？不丹队曾在国际足联会员国中排名垫底，一位荷兰导演策划拍摄了一场有趣的比赛，2002年6月30日韩日世界杯决赛当日，当时两支世界排名最低的球队——不丹和蒙特塞拉特——在不丹也来了一场决战，结果不丹4比0获胜。这部纪录片名为《另一场决赛》。能否设想不丹的解说员在解说世界杯决赛时不断念叨不丹足球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我两年前去过不丹。这个据调查是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乃是英超的狂热王国，网吧挂满了曼联阿森纳利物浦等队的队旗，而这些队旗也悬挂在不少私家车的车头车尾，我甚至在不丹政府所在地门口一个神龛旁边看到一个切尔西的水杯。巴萨在不丹也拥有不少拥趸，随处可见穿着巴萨红蓝10号球衣的少年。尽管不丹的地势并不利于发展足球运动，但到处都是踢球的小孩。这个人口仅仅70万的佛国没有任何可能进军世界杯，但这丝毫拦不住不丹人对足球的狂热。
我知道您会反驳说中国有十三亿人！人多力量大的爱国主义人海战术可以体现在政治领域，比如关于反占中，青岛晚报的官方微博便傲娇地宣称：“如果再加十亿人，香港站得开？那一小撮，出来比试一下。”这种人海战术的赤裸裸威胁不惜公然违背中央政府精神, 违背关于香港问题的《基本法》，并且还违背出入境管理法，恨不得狂发十亿个通行证去站岗（占港 ）。
闲话休提。假如人多力量大的逻辑在足球领域成立，中国踢球的人也少得可怜，普及率极低，恰恰活该水平低。我是中国足球的支持者，也曾经是其中一员（作为足球媒体工作者），我也钦佩刘建宏的执着和贡献，但我仍然要质疑那种苦大仇深的“爱国功利主义”：2008年奥运会半决赛巴阿大战，中国球迷冲着梅西没完没了高喊谢亚龙下课；2014年世界杯半决赛阿荷大战，中国解说员又没完没了冲着梅西扯中国足球。世界杯结束后刘建宏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提到他觉得中国的“德迷”“荷迷”很不正常。他无法、或者也不想去理解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部落化的青年文化，而一味用国族主义去质疑个人意识，我理解他的正常——但他的问题就是未免太正常了，而足球的丰富有趣，正在于包纳各种不正常。爱国功利主义的泛滥，何止是在体育领域，它乃是中国当代社会最“正常”的特征之一。
比如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抓起”的目的似乎必然是为了神圣的中国足球事业——为了中国足球何时能再度入围世界杯、何时能举办世界杯以及何时能夺得世界杯——而不是为了娃娃本身。我小时候有一回大中午跑到广场，跟一个小伙伴顶着烈日狂练长传，有个大老爷们踩着单车过来冲我们大喊了一句：“中国足球有希望啊！”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虽然觉得自己是有那么点牛逼，但同时也觉得丫有病。
《Colors》杂志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出了一期《足球：生存指南》（football:a survival guide)，可以说是一本颠覆世界杯的另类足球指南，其可贵在于把足球和survival——而不是life——联系在一起，除了突出足球的原始活力和生命本体论意味，还讲述了生存困境中的人们比如巴勒斯坦球员通过足球与死亡拔河的故事，另外则是大大扩展了足球的身份政治空间和意义，足球的身份政治，远远不只是体现在国家队和俱乐部。例如，2012年在丹麦举办的Viva Cup便是一个反FIFA反世界杯的赛事，或者说是FIFA世界杯的一个补充，参赛的都是一些不被联合国或者不被国际足联认可的地区或种族代表队，如帕达尼亚、普罗旺斯、达尔富尔、库尔德斯坦、西撒哈拉、亚述人等等，针对在达兰萨拉的“西藏队”受邀参加，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曾向丹麦提出谴责和抗议，后来这支球队没有以所谓“西藏国家队”名义而是以“西藏禁忌队”(Tibet Forbiddens) 名义参赛，该队成绩是：1比4负格陵兰队，0比5负英属直布罗陀队，0比1负克里米亚属鞑靼队，0比10负土耳其塞浦路斯队，2比13负帕达尼亚队。
（图注：《Colors》杂志的足球生存指南专刊，封面是墨西哥萨巴塔游击队队员踢球的形象。）
作为生存游戏的足球也可以充当弱势群体反歧视的身份政治媒介，例如南非的女同性恋球队，坦桑尼亚的白化症球队，津巴布韦的抗艾滋病球队……你总不能说他们是在振兴南非足球坦桑尼亚足球津巴布韦足球吧？
假说中国的德迷和荷迷不正常，那么伊朗的巴迷简直堪称变态。伊朗有个阿丹巴岛，岛上有一个叫Sanat Naft的小俱乐部，目前是伊朗联赛乙级队。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位巴西教练来访，他觉得这个穷困的小岛和他故乡相似：烂场地上穷孩子踢着不知什么材料做成的山寨足球，就像小时候的贝利那样。而七十年代是贝利领衔的巴西足球辉煌时代，于是阿丹巴人深受巴西足球激励，发明了一个足球口号：“阿巴丹就像巴西！”Sanat Naft队的球衣也成了近似巴西的金黄色，更不可思议的是该队球迷通常以挥舞巴西国旗来支持自己的小岛球队。被霍梅尼时代打断了的巴西故事在霍梅尼去世后复活，巴西国旗在阿巴丹岛日常生活中依旧无处不在，甚至印到了食品纸盒上。要知道伊朗的世俗解放进程依旧有限，尽管足球场已部分地对女球迷解禁，但在伊朗收看巴西世界杯，一旦转播镜头对准看台上的美女球迷，伊朗电视导播就会紧急咔嚓掉。在这样充斥着宗教和神权禁忌、可又挡不住全球化浪潮挡不住Facebook的国度，巴西国旗寄寓了阿巴丹人想象的乌托邦。
(图注：伊朗Sanat Naft 队全队身穿山寨版巴西队队服。）
有趣的是，《Colors》恰恰把中国足球作为差不多唯一的“国家足球”个案来报道。其切入点是恒大足球学校，《Colors》精准地抓住了足球在中国的诸多悖谬：恒大足校被誉为“广州银河战舰”，千百名红衣小球员的明星梦寄托于恒大足校的欧式建筑背景；许家印宣称要把他们培养为世界级球星，而恒大足校的西班牙教练则不认同过于重视身体素质的中国式足球教育方式，而指出趣味和创造力的重要性；中国任命了一位世界乒乓球冠军担任足协主席；中国足球的落后与官员腐败有关（举了南勇的例子）……《Colors》没有指出的另一悖谬是：尽管恒大足校确实搞的不错，但房地产的无限扩张恰恰压缩了青少年的足球运动空间，足球场沦为停车场的例子比比皆是。
（图注：恒大足球学校，2000多名小球员的足球明星梦。）
《Colors》 过于武断地声称中国男足每场都输，“绝望的队长一脚踢到了比利时球员的裤裆。”那说的是2008年中国国奥对比利时国奥热身赛上的谭望嵩。
《Colors》在对足球运动员身体各部位的图析最后赫然拎出了睾丸，引用了2010年的一则新闻，说是天津火车头队的选拔标准是阴囊紧绷、生殖器短而粗的球员。这个缺乏科学依据的选材标准当时就遭到专家驳斥，但如同谢亚龙发明的叉腰肌一样，短而粗的小鸡鸡也一举成为中国足球的图腾。
请原谅，过度的爱国功利主义，在“大国崛起”的时代氛围中，很容易一不留神“扯到蛋”。
作者：张晓舟，广东人，现居北京。曾长期从事报纸和杂志行业。乐评人，足球评论员，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死城漫游指南》《粉红乌托邦》《生于午夜》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