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地方一样，媒体改革是许多美国公民高度关注的大事，而且也被看成是迈向社会进步必须跨越的一道障碍：没有媒体改革，社会进步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是缘木求鱼。
在美国，媒体要如何改革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过程，更是一个寻求共识的过程；而为了寻求媒体改革的共识，来自美国政治界、公益组织和学术界甚至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特别召开一次盛大的会议。
不谦虚地说，我可能是参加最多次美国媒体改革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for Media Reform）的亚洲学者，分别参加过2011年在波士顿和2013年在丹佛的会议。因此，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美国人要年复一年开这样的会议？谁在主办这样的会议？他们是怎么开这个会议的？更重要的是，到底什么是美国人认知的媒体改革？
（图一：2013年美国媒改大会海报）
以2011年在波士顿举行的媒改大会为例，场面之热烈非一般学术会议可比。根据会议注册资料，是次大会参与者多达2，500人以上。这种盛况并非空前，因为此前在曼菲斯市（田纳西州）、明尼阿波里市等地举行的媒改大会皆有超过3,000人以上与会的纪录！自2003年以来，会议主办方——自由传媒学社（Free Press）——是长年倡议媒体改革的民间公益组织，而平均大约每18个月举行一次的媒改大会，也已成为全美各地媒体改革运动者最重要的例行集会活动。
至今，美国媒改大会已成功举行过六次。
自由传媒学社的草根动员力量何以如此强大？我曾利用出席媒改大会的机会当面请教时任自由传媒学社主席的美国传播学者McChesney和资深记者John Nichols。他们表示，成功的串连（networking）必须做到：第一，媒改运动者必须先关注社会其他议题，让关注其他议题的人体会到媒体的重要性（Media matters）；亦即媒体改革是所有社会运动不能回避的功课，没有媒体改革的同步并进，其他社会改革的努力将事倍功半。第二，必须找到最好的人来完成需要长期做的一些组织工作，而这是大部分学者不擅长的。
在波士顿的两天半的会议中，共有65场次的专题讨论和工作坊，涵盖多元主题包括科技与创新，政策与政治、新闻业与公共媒体、艺术文化、社会正义与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工作。与大多数研讨会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无论台上的演讲者或台下的听众，大多数与会者几乎都全程参加两天半的会议讨论和余兴活动。
在媒改大会上受邀公开分享的演讲人与发表者多达三百多位，包括全美各地的传播学者、媒体改革运动者、社运草根行动者、传媒工作者及政策制订者，其中不乏来自各界的重量级人士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E. Stiglitz、钻研言论自由问题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Bollinger、编剧兼演员Sarah Jones，学者Robert W. McChesney、Lawrence Lessig、Yochai Benkler、Jonathan Zittrain、Dan Gillmor等人。到场的政治人物则包括两位时任美国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委员Michael Copps及Mignon Clyburn、曾担任FCC委员的现任农业部乡村公用设施服务行政长官Jonathan Adelstein、众议院民主党领袖Nancy Pelosi，以及长期关注传播政策议题的国会议员包括Edward Markey、Michael Doyle、Michael Capuano及Donna Edwards等政界人士。
而媒体人士除了主流传统媒体与会者众之外，公共媒体的代表也热情与会，美国公共电视PBS总裁Paula Kerger、《前线》（Frontline）资深执行制作人 David Fanning，也有许多小区媒体和独立媒体的工作者与会，更有许多熟悉网络新媒体的活跃人士。
这场媒改大会除了与媒体相关的人士之外，最大的特色是有来自各地的小区草根运动组织者，以及各类社会运动和公民团体的代表，例如关注信息公共财、移民权利、少数族群、妇女……等议题的团体，包括设在华盛顿特区的政策倡议组织“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和全国妇女组织（NOW）的代表。
两天半的媒改大会并不长，但其意义重大，有助于美国分布各地的媒改运动者及草根组织凝聚共识，提振士气，分享彼此的运动经验，并且透过面对面的接触建立更深厚的信赖，开启相互合作的机会。特别是会议的安排用心，讲者个个能言善道，使出浑身解数，每一位与会者皆全神投入，会议氛围营造相当成功，使得在场者都感染了献身媒体改革的热情，并且强化媒体改革必须而且一定会成功的信念。
每次媒改大会能够圆满成功，绝非不劳而获，背后有许多人的无私付出。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媒体“自由言论电视台”（Free Speech TV, FSTV）对于会议各场次的录像和实时转播，使会议与全美各地的公民团体紧密相连。会议组织者主办此一大型公民会议的经验值得借鉴，除了有数十名老中青年志工之外，也善用各种新媒体如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转播和提问，使得会议内外的互动交流十分热络。
首先，本次会议的一大特色是议题多元，从战争报导、移民权利、政府问责到性别平等，从环境政策、公共媒体财源到网络中立性，会场气氛热络，充满欢乐与团结气息。波士顿当地的社区草根组织和社区媒体扮演要角。自由传媒学社专职人员和会议举办地点当地社区草根组织紧密结合，完善了媒改大会的筹备和后勤工作，使得每一次的媒改大会不至于因为移地举行而降低会议质量。
其次，在会议多达65个场次的活动中，现场穿梭许多志工，提供各种现场活动和后勤支持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五六十岁的年长者在场担任志工，热情程度完全不输年轻人。现场也为身障人士提供推送轮椅服务，并为聋哑人士提供现场手语服务。根据我的了解，这次媒改大会志工人数约有70人，从大学生到老年人都有，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媒体工作者，或其他社会人士。
第三，现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WiFi服务，主办单位透过推特账号随时发布并更新会议信息，穿梭在各专题讨论场次的与会者更透过推特标签（hashtag）如 #NCMR11或专题名称，同步直播各场次讨论状况，让无法分身参加其他场次的与会者，免于错过各场次精彩的讨论内容。此外，另类独立媒体“自由言论电视台”的现场转播，以及YouTube的会议视频点播，也提供了相当完整与公开的会议信息，有助于与会者回顾会议内容，让无法亲自与会者也能透过互联网了解会议情况。
第四，媒改大会与寻常的研讨会不同，着重在公民培力与行动，因此会场广设各种公民团体的展示摊位，会议中有公民行动DIY — 例如播客（Podcast）– 制作教学，也有各式公民行动的传单和说帖。自由传媒学社本身也设置服务摊位，提供各种媒体改革行动的小册子（例如《媒体政策101》、《媒体改革行动指南》、《媒体改革工具箱》）、关于特定政策议题的单张传单（例如：“什么是网络中立性？”“谁支持网络中立性？”）、各式运动要求字样的贴纸和胸章例如“阻止大媒体”（Stop Big Media）。
此外，媒改大会相当重视与会者的反馈意见，透过“会议评估问卷”调查与会者对会议活动安排及内容的意见，并且征询与会者希望自由传媒学社推动哪些后续行动。
（图二：媒改大会的主题标语：“改变媒体！改变世界！”）
当然，媒改大会不是开完会就算了。会开完了，知识充电、共识凝聚、改革意志和能力也获得强化之后，这些人又都回到各自的城市和社区继续他们关注的媒改议题，继续分进合击。在下一次媒改大会之前，他们卷起袖子工作，或投入社区媒体素养教育，或为弱势群体的传播权利发声，或是游说行政与立法部门调整媒体相关政策……。
从这个角度看，媒改大会就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会议。用几句话来概括，为什么媒改需要开这么大型的公民会议？那是因为媒体改革在美国，不只是一件政府或媒体关起门来干的活，更是一项需要公民（也同时是观众、读者和网民）参与的集体事业。
作者：罗世宏，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