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与社会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政治家总是会让硅谷感到失望。
氧分子网科技讯 8月25日，多数硅谷初创企业都认为，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足够多的钱和工程技术解决，科技能够改变世界。然而现实世界证明，硅谷的政治幻想一次次被打破。像好莱坞一样，硅谷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尽管这些观点通常都是错误的。
对于大多数科技初创企业来说，它们可能都会承认，证明错误是做正确事情的关键一步。正如打车公司Uber等初创企业发现，不处理好官僚和说客问题，它们无法取得更多进展。现在，Uber已经承认，它需要更多政治力量去对抗现实。
Uber已经雇佣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前竞选经理大卫·普洛夫（David Plouffe）担任该公司的首席政策战略师，尽管这凸显了Uber的雄心，但同时也反映出Uber的无奈，其需要小心应对当前的政治现实，以免对其商业造成影响。Uber的处境也预示其他科技企业家面临的挑战：他们必须足够聪明去了解政治体系及其影响。
大多数时候，科技公司都会选择远远避开国会与市政厅之间的争论，乔治·梅森大学研究员亚当·蒂埃尔(Adam Thierer)称此为“非批准创新”( 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企业不必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经验，它们只需集中经理建立下一个伟大工具或平台即可。这是初创企业文化的基石，无论你是博士生还是大学新生，低准入标准都可以让你最好的创意得以实现。
“非批准创新”的信念赋予科技企业自由主义倾向。许多政界人士正试图利用这一点，保守派试图选择那些相信Uber市场推广、打破监管的人。对于共和党来说，这是一个努力拉拢年轻人的机会。盖洛普民调显示，在18岁到29岁年轻人中，只有35%支持他们，而53%年轻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但是不久前，Uber依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哪个政党。像硅谷中许多科技企业一样，Uber也奉行一种“解决主义”，即交通需要改善，每个人都能因此受益。因为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快速发展，打破规则，使用科技改变世界。
这种态度在科技产业中非常普遍。现在很多人对政治家感到失望，对于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等人来说，政治显现出的无能是硅谷时代来临的标志。帕里哈皮蒂亚去年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已经有明确证据显示，创造价值的地方不再是纽约、华盛顿或洛杉矶，而是在旧金山和海湾地区。”
可是正如《纽约杂志》的凯文·罗斯（Kevin Roose）指出的那样，这依然是少数人的观点，即使我们能接受硅谷中大部分人的这种想法。只要企业家不断告诉他们自己有关海湾地区例外主义、科技能够拯救我们所有人等这样故事，他们与美国其他地区的步调就无法保持一致。
如果这个国家只是需要金钱和解决主义的有力组合，或许我们会看到一些突破性进展。可是到目前为止，即使硅谷最关心的问题都还没有被解决，更不用说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更棘手的社会与经济挑战。但硅谷中的公司不缺少尝试：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向新泽西教育系统斥资1亿美元，以努力打破官僚特许包租学校。FWD.us计划自从2013年以来已经花费78万美元, 以打破移民僵局。但这两个计划都未产生太多积极结果。
在此，也有“旧钱”和“新钱”之分。所谓“新钱”，以扎克伯格为例，在典型政治结构之外看到进步的机会。而“旧钱”，比如不够时髦的微软，则更多利用当前体系。正如许多华盛顿记者指出的那样，聪明的公司都是那些了解官僚而非规避他们的公司。无论这是否是个开放性问题，但证据似乎指向那个方向。
谷歌(微博)的知名度很高，因为它也是美国最大的企业游说组织之一。谷歌资助智库研究、非营利和宣传组织。对网络中立性问题的争论，让Netflix已感受到其业务正受到威胁。当然，像Uber、Aereo以及Airbnb等公司来说，都将自己的未来赌注下到与限制他们活动的法律争论上来。在这一切争论表面的背后，是联邦贸易委员会与联邦通信委员会等内部监管机构的混乱游戏。这些企业在法庭辩论中，试图改变这些机构的运行方式。
这些公司的共同点是，在他们成长到某个阶段时，他们意识到政府设定的各级政策已经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们的业务，使得他们不可能忽略那些制定政策的人。而小型初创公司缺少这种触发此类问题的规模，它们无法承受“非批准创新”的代价，只能选择忽略政府的态度。但大公司，或者说那些更有雄心的大公司，不能忽略这种态度。
硅谷正经历另一次科技泡沫的阵痛。只是这次不再是膨胀的股票价格，而是政治文化泡沫。与多数已经建立的公司面临的挑战不同，海湾地区的初创公司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可通过足够的钱和工程技术解决。但正如一些公司发现的那样，现实往往并非如此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