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地区连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不到一个月，中共“九大”于4月1日在北京召开。中苏关系史专家李丹慧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中提醒人们：“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 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所谓“重要历史背景”大而言之，就是中国正处“文革”高潮，与苏联矛盾越来越尖锐、激烈。具体而言，就是中国此时派性斗争严重、几成“全面内战”，在这时要召开以“团结”为主旨的“九大”。要在这种“大”、“小”背景下，考察“九大”的召开与不到一个月前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的内在联系。
一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其基本设想是经过“斗、批、改”三个阶段，实现“理想社会”。具体方法是由他一贯宣扬、提倡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是在运动初期强调发动、放手、矫枉必须过正……所以，在“文革”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要求、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实际上，在毛泽东的曲纵下，武斗频发，迅速升级。“文革”初期改组后担任北京“新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说，“八一八”毛主市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北京市委并不清楚”，“‘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但是：“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然而：“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2页)
首善之区的首都北京如此，全国其他地方两派武斗更加激烈，由棍棒、大刀长矛发展到枪炮，一些地方甚至将军工厂的坦克车开上街头，参加武斗。军队大规模被派到地方“支持左派、军管军训”，结果不是“支一派打一派”就是不同部队、不同军兵种往往支持地方不同派别，直接、间接参加武斗，军队内部派性也非常严重。一时抢夺解放军枪支成风，派性越来越强，武斗迅速升级。
随着刘少奇和各地“走资派”的被打倒，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开始发生转变，渐渐强调“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实现革命大联合”。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表明此时他把召开九大、重建共产党组织权威提上了日程：“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2003年版第1509页)但他的估计显然过于乐观，各地武斗仍更加激烈，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召开九大。近一年后，到1968年夏多数省市才成立了“革委会”，但武斗仍然十分激烈，而且有向原来相对“不激烈”的北京蔓延的趋势。北京一些高校，也开始“枪战”，甚至有要制造激光武器的传闻。
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武斗。
1968年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因为广西发生严重武斗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以严厉措词规定：“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但许多地方武斗并未停止，紧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7月24日因为陕西发生严重武斗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以更为严厉的措词规定：“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了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三天后，即7月27日，毛泽东决定向武斗迅速升级的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但却遇到强硬抵制，五名工人被打死，多人受伤。毛泽东在2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召见五名最有影响的北京高校“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头人。对这些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一直坚决支持、百般回护，这次却提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于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于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毛泽东传》(下)，第1523页)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从8月10日到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迅速批准了最后五省、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9月20日，毛泽东明确提出召开九大问题：“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毛泽东传》(下)，第1526、1528页)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会只有两个重要议题，一，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最后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二，为召开九大作准备，包括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修改党章等。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开始集中于整党建党和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1969年2月开始的。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具体内容为九大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毛泽东传》(下)，第1545页)
从1968年夏秋起到此时近半年的时间内，各级“革委会”普遍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刘少奇被中央正式决议开除出党，为九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召开九大、重建共产党组织权威成为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不过，要在半年内结束两派激烈武斗、几乎是“全面内战”的状况，召开以“团结”为主旨的九大，实在不容易。此时，派性依然非常严重，一些地方仍有武斗。
如何消除派性、召开一拖再拖的九大；在九大后如何继续消除派性，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头等大事。
二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边界的珍宝岛爆发了两次严重武装冲突和一次火力接触。
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国防大学徐焰教授作了深入研究。他在《1969年的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一文说：1969年2月中旬，“经中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成立了‘虎饶前指’，对珍宝岛斗争做了细致安排。3月2日，‘虎饶前指’派出30余人登上珍宝岛巡逻，并在岸上派出两个步兵连秘密掩护。此时，苏军接到驱赶中方人员必要时可以开枪的通知，派出70余人上岛。战斗于9时17分打响。经一小时战斗，苏军死伤大半，所余人员撤回对岸，中国巡逻队也返回。据苏方宣布，当天军人死亡31人。此次战斗中方阵亡24人，并失踪1人。”“3月2日战斗结束后，苏军又多次越过封冻的乌苏里江登上珍宝岛。3月15日，经请示中央军委，‘虎饶前指’派出百余人的步兵分队在炮兵掩护下登岛。当天苏军共出动坦克、装甲车50辆以上，向中国领土发炮10000多发，中方以步炮兵协同打退了苏军三次攻击，击毁坦克2辆、装甲车7辆。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汇报，肯定作战成绩后又表示：不要再打了。傍晚前，双方军人均撤出珍宝岛。3月17日，中苏军队在珍宝岛又发生火力接触，随后苏军因江面解冻和岛上大量布雷而不再上岛。”
徐焰文章还透露：“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生前的回忆，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第二次战斗即3月15日战斗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4月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提出了‘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以消除国内严重的派性对立。”(《世界知识》2006年第13期)
时间经过精心选择，地点同样经过精心选择。
中苏边界共有7000余公里长，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完全是由历史上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对苏“一边倒”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边界问题并为成为“问题”，至少，未成为公开的、尖锐的“问题”。但从50年代末开始，双方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争论，随后发展成越来越激烈的公开论战，边界问题浮出水面。60年代初，苏联曾在中国新疆边境挑起事端，策动中国边民非法越境逃往苏联。边界矛盾越来越尖锐、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中苏双方于1964年2月开始在北京谈判。谈判中，双方都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划分边界，东段边界除黑瞎子岛问题悬挂以外很快得到了解决。苏联同意将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含珍宝岛(一直在苏联控制之下)在内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及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国，苏方控制的额尔古纳河地段200余平方公里岛屿也归还中国。
然而，此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敏感异常。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提出了100多年前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旧账。苏联谈判代表团回国汇报，谈判于8月中断。此后，双方国内都发生重大政治变化，赫鲁晓夫10月下台，毛泽东已准备发动“文革”，中断的谈判未能重启。
珍宝岛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最初达成的协议中已明确被划归中国，但由于没有正式签约，此岛与谈判中涉及的其它岛屿、地区一样，双方并未“交接”。所以直到1969年，珍宝岛仍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但历史上，中国边民又一直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作业。“文革”中中苏关系更加紧张，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以后摩擦、冲突不断。这样，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至1969年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做了周密的安排。一个月后，珍宝岛爆发中苏武装冲突。
对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传》十分严谨地写道：“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毛泽东传》(下)，第1561页)回避了“谁开第一枪”的问题。
由于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九大前后转为“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期望以此迅速消除“文革”中形成的严重派性。
作者：雷颐，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研究员。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